近日，著名編劇汪海林疑似在某次公開視頻演講中呼籲國家不要再支持動漫產業發展，說是要防止造成日本式的低慾望社會問題。究其根本，顯然是近年來，國漫的發展尤其是《哪吒：魔童降世》這樣高票房動畫電影的出現，已經動了某些人的奶酪。其實，在電影界，長期存在不同片種間的鄙視鏈，而動畫片就處在鄙視鏈的低端‘、跟兒童電影基本上是難兄難弟。但是，從國家層面卻始終對國產動畫片發展保持了重視。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對於動畫片（當時稱“美術片”）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其中最突出的一個體現，就是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建立。
1949年8月，中央下達文件，明確了當時動畫電影（美術電影）的製片方針是“為少年兒童服務”；1949年10月，東北電影製片廠正式成立了“美術片組”，特偉和靳夕分別擔任正副組一長。
1950年3月24日，根據文化部關於“鑑於美術片的發展前景，在上海辦廠較為合適”的決定，中央電影局調東北電影製片廠美術片組特偉、靳夕、方明（持永只仁）等20多人到上海。隨後，成立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美術片組。隨後，萬籟鳴、萬古蟾、萬超塵等人先後從香港等地回到上海，錢家駿、虞哲光等早期從事動畫電影創作的“元老”也加入創作隊伍，漫畫家華君武、兒童文學作家金近、馬國良、包蕾等也參加進來。
特偉：把導演身份永遠放在廠長之前的藝術家
1956年10月，文化部電影局在北京召開製片廠廠長會議，提出一整套電影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根據改革方案，上海電影製片廠改組為具有聯合企業性質的上海電影製片公司，下設江南、海燕、天馬三個故事片廠。 與此同時，原屬上海電影製片廠領導的美術片組、譯製片組和洗印部門，分別改組擴建為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譯製片廠和上海電影技術供應廠。根據上述方案，1957年4月1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簡稱“美影廠”）成立。當時，從事動畫創作的專業技術人員，已經從1950年建組時的幾十人，發展到200多人。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國家都沒有出臺過針對動畫片（美術片）的專門性政策文件。但在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和文藝管理體制下，美影廠作為當時新中國唯一一家專門從事動畫片創作生產的國有企業，從立項、生產到發行的每一個環節，都在國家計劃管理的範疇之內。所有的動畫作品都要順應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文化宣傳方針政策。很多創作與審查方面的要求也是以不成文的方式存在的。而很多對於文藝創作的導向性政策主張都是通過在媒體上刊發文藝評論，引導輿論走向的方式，貫徹實施的。
進入新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全國上下各個行業都表現出欣欣向榮的態勢。但與當時中國的各行各業一樣，當時作為電影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動畫業，同樣面臨著計劃與市場的兩難抉擇。縱觀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動畫業的發展，政策性因素事實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影廠不再是國內唯一一家動畫生產企業。長春電影製片廠美術片分廠、北京科教電影製片廠等單位都恢復或新建立了動畫片生產能力。而且，後來還出現了大量三資企業性質的動畫加工公司。但是，在中國電影總公司每年的統購統銷計劃（國家計劃）中，美影廠仍舊佔據了主要部分。
80年代初，很多電影製片廠紛紛要求擴大經營自主權，國家主管部門也適時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試點。不過，這些試點企業中並不包括美影廠。而且，客觀地說，由於當時的政策環境，美影廠內部的改革動力也並不充足。
1979年8月22日，文化部為調動電影製片廠積極性，制定了《優質影片生產獎勵試行辦法》《優秀電影創作獎暫行辦法》規定，“製片廠每攝製完成一部影片，全部符合評獎條件，在影片成本工資項中提取獎金的標準……美術片每本（10分鐘）提取1600元”，獲獎的影片還要發獎金，“美術片每部（長）：1500元，（中）：800元，（短）：600元。” 很顯然，在動畫片領域，美影廠是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1981年11月17日，文化部電影局發佈《關於長、短美術、紀錄、科教影片輸出實行外匯分成試行辦法的通知》規定，凡各製片廠1981年起生產的影片每輸出至一個國家地區影片發行權、電視播映權、磁帶錄像權等，其所得外匯除國家規定按比例上繳國家財政外，其餘外匯電影製片廠分成60 %，中國電影輸出輸入公司分成40%。 當時，美影廠動畫作品“中國學派”已經名聲在外，再加上美影廠也承接了一些動畫代工。這一政策顯然也對美影廠有利。
水墨動畫
1985年9月13日，文化部電影局發出《關於調整科教片、新聞紀錄片、美術片售價的通知》，規定“彩色動畫片為71000元/本，彩色木偶片61000元/本，彩色剪紙片51000元/本。” 儘管此後收購價格又有所調整，到90年代初基本穩定在均價9萬元/本，但按此價格，美影廠每年只要完成國家計劃就有兩三百萬元左右的穩定收入，完全足夠支持美影廠的基本運營。但當時，由於面臨南方動畫加工企業的高薪挖角，很多美影廠的技術骨幹都去了南方，再加上其他一些體制機制的問題，導致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影廠一直面臨開工率不足的窘境。但同時，像《黑貓警長》這樣的知名動畫片，其中的部分製作工作還要外包給廣州的動畫企業。
在鼓勵生產和出口的同時，國家也在積極為美影廠拓展“媒體渠道”。1980年10月24日，由於電視節目不足，經中宣部協調文化部、中央廣播事業局等部門下發了《關於供應電視臺播放影片的規定》，其中第七條規定：“各電視臺應儘量多播映新聞紀錄片、科教片和短美術片（包括動畫、木偶片等）” 1988年，廣電部電影局廣發影字（067 號）文件就國外電視動畫猛烈衝擊國內市場做出規定：“美術片的創作生產應遵循壓縮單集短片產量、積極發展電視系列片數量、爭取適量的合拍片和努力開拓對外勞務加工的方針，要求上海美影廠生產總量的 2/3 為系列動畫。” 事實上，眾多70後、80後觀眾對於美影廠作品的認知都來自電視播放。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由於國內的電視臺仍舊屬於事業單位性質，電視廣告業務還處在小範圍試辦階段，有限的自有收入都要投到設備採購中去，再加上付費購買節目的觀念尚未形成，電視臺能夠支付給美影廠的播放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當時的國人更是不知道動漫衍生品為何物。這使得美影廠對於為電視臺提供動畫節目沒有任何的積極性。
變形金剛讓國人對動漫衍生品第一次有了認知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中國人的文化娛樂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是電視機的日趨普及，讓中國的電影行業遭遇了結構性矛盾，原有的統購統銷體制越來越變得難以為繼。尤其是對動畫片而言，“由於兒童場票價低，無利可圖，電影院根本不願意放映，即使強行讓租，也是隻租不放，而各地電視臺，至今尚無花錢購買國產動畫節目的先例。按常規，首播新片，不過百元報酬，舊片則只有一、二十元的稿費，對廠家和發行者來說，無疑是賠本賺吹喝的買賣。”
1993年下半年，根據中央對電影製片與發行機制改革的要求，中國電影總公司徹底停止了對國產故事片、科教片、美術片全部統購統銷，中國電影業從此徹底告別了計劃經濟體制。
1990年，國家廣電部電影局在山東威海召開全國動畫聯席會議。美影廠、長春電影製片廠美術片分廠、八一電影製片廠、北京科教電影製片廠以及一些藝術院校、電影發行部門共23家單位參加了會議。會上，這些單位共同向廣電部、中宣部、中央思想宣傳工作領導小組提交了《關於發展我國動畫電影事業的彙報》。彙報回顧了我國動畫電影事業的輝煌歷史，指出目前國產動畫片遇到的困難，從文化發展戰略的角度，提出希望政府部門對動畫片生產企業進行扶植與保護，並從立法、收購價格等方面提出具體的建議。時任電影局局長的滕進賢代表電影局作了《為繁榮民族動畫電影創作而努力》的講話。講話在對現狀進行總結後，對中國動畫的全體從業人員提出三點建議和希望：一、要加強合作，發展橫向聯繫； 二要大力發展動畫系列片；三、要繁榮民族動畫片。這次會議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首次以政府名義組織召開的動畫業專門會議。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次會議的召開，對於處境艱難的中國動畫業和動畫人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和激勵。
1992年，傳統文化事業的一元體制開始被打破，文化產業逐漸獲得了認可和發展的空間。而作為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畫逐漸被作為一個產業部門，而非一項單純的文化事業，受到有關部門的積極重視。這無疑是一個政策視角的重大轉變，而這種轉變最終促成了中國動畫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
1995年底，中央宣傳部和新聞出版署經過研究，決定製定和實施中國兒童動畫出版工程，簡稱“5155工程”。主要內容是：力爭在兩三年內，通過調動和集中全國的創作、編輯、出版、銷售力量，建立5個動畫出版基地，重點出版15套大型系列兒童動畫圖書，創辦5個兒童動畫（漫畫）刊物。以此推動整個少兒出版事業的繁榮，滿足中國少年兒童的閱讀需求，力爭到20世紀末，把中國兒童動畫讀物的創作、出版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使具有中國特色的優秀兒童動畫讀物不僅佔領中國市場，而且走向世界。為把這項工程抓緊、落實好，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又於1996年6月聯合發出《關於制定和實施中國兒童動畫出版工程的通知》，新聞出版署對工程實施中涉及的領導管理、人才培訓、資金保證、調研考察等方面要全力支持，保證工程的順利實施。
10月，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又約請5個動畫基地的黨委宣傳部、新聞出版局的負責人和有關出版社，召開了第一次“5155工程”工作協調會，就工程的組織進行了專題討論，提出了明確要求：力爭在兩三年內，通過調動和集中全國的創作、編輯、出版、銷售力量，建立5個動畫出版基地（東北基地、華北基地、華東基地、中南基地、西部基地，分別由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接力出版社、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牽頭，重點出版15套大型系列兒童動畫圖書創辦5個兒童動畫刊物，即《中國卡通》《北京卡通》《少年漫畫》《漫畫大王》《卡通先鋒》。“5155工程”是一項國家級文化工程。儘管其中提到的“兒童動畫”，其實際意義更接近於連環漫畫（Comic），但這一提法本身就已經說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日電視動畫片的大量湧入尤其是90年代初，大量日本卡通漫畫（Manga）譯介，已經讓包括國家決策層在內的全社會，都對於“動漫”合流這個世界性的動畫及漫畫產業的發展趨勢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並能夠以此為基礎制定產業發展政策。同時，相比於以往國家出臺的類似政策，這又是一項以市場經濟思維為導向的，真正意義上的產業發展政策。政策的核心不再僅僅是要求獲得最終產品，而是要通過在五個不同地域、依託現有資源建立動畫出版基地，並以新辦的兒童動畫刊物為載體，實現產業鏈上下游的系統整合，並形成不同市場主體間相互間良性競爭的格局。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對中國動畫（動漫）的發展做出重要指示。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在近十年的時間裡，密集推出各種關於動漫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各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區實際，也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將中央政策消化落實。一座座動漫產業園區、基地在各地陸續出現，一場場聲勢浩大的動漫展讓人目不暇接。一時間，動漫的影響力超脫了文化領域，成了全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熱搜詞。這種情況在此前從未出現，甚至是難以想象的。那麼，國家為什麼要花如此大的力氣來構建完整動畫產業政策體系，推動國內動畫產業發展呢？總結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意識形態與文化安全的考慮。長久以來，在我國的文化藝術體系中，動畫片被認為是主要服務於青少年，在給他們帶來娛樂的同時，也能起到相應的社會教育功能。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來自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商業動畫片長期充斥電視熒幕，各種含有色情、暴力等不良成分的盜版漫畫圖書在出版市場上氾濫。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文化產品本身都浸透著西方價值觀念，宣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與我國的國情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存在著的牴觸。如果讓我們的青少年，長期沉溺於這些動漫產品，必然會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和思想成長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而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一味靠“堵”的辦法不是長久之計。只有努力發展中國自己的動漫產業，為青少年提供大量優質的動漫作品，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抓住新興產業發展機遇。20世紀90年代，以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科技獲得了空前迅速的發展，並影響到了幾乎人類生產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引發了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技術升級。而電腦動畫技術的發展，堪稱是彩色電影技術之後，人類在視聽技術領域的又一次顛覆式進展。相對於傳統動畫技術來說，電腦動畫技術的應用不僅徹底改變了動畫製作的基本技術流程和規範，而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全新視覺呈現方式，極大地豐富了動畫藝術的視聽語言體系，帶了動畫藝術表現力和審美的革命。而電腦動畫的發展，必然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影視產業格局的新一輪洗牌。對於相對落後的中國影視產業來說，這是一次難得實現彎道超車的機遇，至少不能把新技術發展的主動權拱手讓人。同時，發展電腦動畫技術，還有利於培育與此相關的上下游、軟硬件的綜合產業鏈，有利於豐富產業多樣性，促進青年就業。
第三、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文化產業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但是，在我國，文化領域事關意識形態與文化安全，必須採取慎重的態度，尋求積極穩妥的改革路線。21世紀以來，中央積極謀劃和推動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而動畫（動漫）在我國既有的文化體制內部，佔比較小，影響有限，但卻有著極其豐富的市場需求和良好的發展前景。很適合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抓手，實現先行先試。如果能夠取得好的經驗，勢必能夠成為其他文化藝術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借鑑。
自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發出《關於發展我國影視動畫產業的若干意見》後，在近十年的時間裡，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出臺的針對動漫產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超過四十項，而包含在其他政策文件中涉及動漫產業的政策法規則更是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這些政策措施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個極具特色、全面覆蓋的動畫（動漫）產業政策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