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玲（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訴訟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法律碩士研究生聯合導師）
學習法律，需要閱讀一些外國法律著作。
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規則之治。設置規則、制定制度、維護秩序、管理社會是一門技術活兒，技術無國界，各國可以互通有無、相互借鑑。對他國成熟的經驗和的方法，還可以拿來主義為我所用。
比較而言，我們對美國法律及司法制度關注更多，很多法律書籍被翻譯成中文，其中不乏暢銷書，例如德肖維茨的幾本書。美國的證據規則、辯訴交易制度、陪審團制度、交叉詢問等，這些年一直被我們研究、借鑑。
我們有時候覺得我們對美國的司法制度、證據規則、量刑指南很瞭解，對美國經典判例、對大法官、對著名律師和他們的熱點案件也能說出一二三。
現實果真如此嗎？
當我看完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無罪之罰——美國司法的不公正》這本書後，我不得不重新梳理既往知識，重新認識美國刑事司法現實。
這本書書介紹的是美國輕罪制度。
美國輕罪案件每年有1300萬—1400萬件，而只有不到2%的案件開庭審理，其他以認罪答辯結束。輕罪案件涉及人數眾多，幾乎每個人都可能構成輕罪。輕罪涉及面廣，超速駕駛、亂扔垃圾等都屬於輕罪範疇。《無罪之罰——美國司法的不公正》的作者亞歷山德拉·納塔波夫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以前曾做過公設辯護人，代理過很多輕罪辯護案件，可謂有理論有實踐。做公設辯護人的經歷，讓他有機會通過深度參與個案而瞭解輕罪案件的司法處理模式。之後，他收集全美輕罪數據和有代表性的案例，對輕罪制度進行研究，這本書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這本書全面介紹了美國輕罪制度的現實運行狀況：
“一年1300萬件輕罪案件被司法機關處理”，
“輕罪的司法運行模式和重罪迥然不同”，
“警察可以隨時逮捕他有合理懷疑的嫌疑人”、
“每個輕罪案件審理時間不足3分鐘”、
“司法運行成本來自向輕罪被告人收繳的罰金和訴訟費”、
“有的州公社辯護人每年要辦理2000多起案件”，
“輕罪案件中有很多錯案”。
作者對此不無擔憂：
“美國的輕罪制度逾越了刑事司法的邊界，它懲罰了那些實際上並沒有犯罪的無辜者。”
美國刑事案件呈金字塔結構，重罪位於金字塔頂端，巨量的輕罪案件位於下端。
“
輕罪案件範圍相當廣，像一個巨大的漁網，包含著不良行為、不道德行為和輕微犯罪，諸如酒後駕駛、超速駕駛、持無效駕駛證件、遊蕩、亂扔垃圾、持有大麻、侵入住宅、家庭暴力等都被當做輕罪來處理。
這個巨大的漁網，呈現擴張趨勢，猶如巨獸利維坦將觸手伸向所有地方。任何人都可能觸犯輕罪，賈斯汀·比伯就曾被判輕罪。
美國的大規模監禁一直廣為詬病，看守所、監獄爆棚，其原因也和輕罪制度有關。一般情況下，警察開啟輕罪司法程序。警察只要有“合理懷疑”，就有權對路人實施攔截、搜身、搜查，如果取得一定證據便有了“合理理由”，可以實施逮捕。被懷疑對象如果拒捕，便可以被當作藐視警察、挑戰警察權威，反而給警察創造了逮捕的機會。賈斯汀·比伯就是因為拒捕而被判罪。
逮捕後被收監，監獄、看守所的條件非常差，被羈押之人還要每日支付費用。羈押的日子度日如年，如果能繳納一筆保釋金就能獲釋，但是如果沒錢，那就只能祈禱速速過堂、認罪求個輕判。保釋制度和錢掛上鉤，有錢就意味著自由。保釋制度變了味。
在很大程度上，審前羈押增加了定罪的可能性，法院經常“實報實銷”——根據羈押長度來確定刑期，關多少天就判多少天。
書中對美國輕罪案件的數量給出數據：2015年1300萬件。因案件數量太過龐大，訴訟進程便開啟了加速鍵，輕罪案件被送到流水線上快速處理：警察抓人，檢察官起訴，律師勸說認罪，法官判刑。快速審理、快速結案成了首要目標，而顧不上結果是否公平。於是，程序被稱為“流水線正義”，律師被稱為“隨到隨認律師”，審理法官被稱為“快餐法官”。
很多法庭審理輕罪案件都是批量進行。
“被告人像羊群一樣被趕到法庭”，法庭嘈雜喧囂，環境極其槽糕，一個律師將之比喻為“畜牧拍賣會”。很多案件沒有律師，被告人在完全不懂法律的情況下被認罪被判刑。有的案件即使指派了公設辯護律師，但是律師常常是直截了當讓被告人認罪。一個公設律師一年要辦理1500個案件，根本沒有時間和當事人充分溝通，勸說認罪無疑是最便捷。
訴訟中大家都很忙，忙於讓被告人認罪，忙於給被告人定罪。而只有被告人，他的權利被徹底遺忘了。99%認罪輕罪案件中，有多少冤錯案件？有多少無辜者被判有罪？作者沒有給出確切數字，但是，他列舉的大量錯案案例讓人觸目驚心。
過度執法和選擇性執法現象也是常態。
“
有色人種被警察攔截的概率高於白人，交不起保釋金的窮人認罪、被判有罪的比例高。一些警察專盯有色人種，即使沒有證據證明有犯罪發生，警察也會以藐視警察罪實施逮捕。種族問題在司法中的體現就是“有色即有罪”。對有色人種進行有罪推定，產生了數百萬經不起推敲的定罪案件，也助長了困擾美國政治數十年的“黑人犯罪率”。
法院常以判處罰金結案。如果當事人不能如期繳納罰金，則面臨再次被捕，而且要被收取滯納金。有時候當事人交不起幾十美元的罰金，幾年後變成幾百元，更是負擔不起，於是深陷司法債務之中。一個人被判刑罰，就留下了案底，很難找到長期工作，租房也被限制，社會救濟福利不能享受，人生髮生變化，很難迴歸正常。
被告人所繳納的罰金和訴訟費，是維繫基層法院司法制度運作的成本。司法官的工資、司法運行經費都來源於罰金和訴訟費。
對於輕罪案件，警察抓人、檢察官起訴、法官判決，都與其個人利益有關，辦案創收雙肩挑。司法權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公正公平被注水，司法的客觀性、中立性受質疑。承辦輕罪案件的法院都是基層法院，很多承辦法官並不是律師出身，甚至對證據規則也不甚清楚。他們的法律專業水準能否生產出公正產品，也是疑問。
書中提到，美國法律界長期關注處於金字塔頂端的重罪案件，而忽視輕罪案件，很少關注地方法院面臨的堆積如山的案件和司法資源枯竭問題。輕罪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已經變成了以刑罰權實現非刑罰目的的一項制度。輕罪制度嚴重破壞了法治、民主制度。輕罪制度進行的是另類稅收，用合法手段重新轉移財富。輕罪制度讓很多人命運更艱難，對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
對這些問題，作者也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法，包括：
從立法上縮小輕罪範圍，減少罪名，將一些違規、不良行為排除在有罪之外；
降低審前羈押，警方以傳訊代替逮捕，減少羈押人數；改革警察績效考核標準，不以逮捕人數認定業務能力；
檢察官減少起訴率，提升撤案率；
法院輕緩處刑，以社區服務代理罰金；
有條件地封存和刪除犯罪記錄，幫助被告人重返社會；
對於窮人取消訴訟費；
司法運行成本應當由政府承擔；
保障被告人能夠得到律師的幫助；法院公開數據，接受社會監督。
在這本書中，作者作為法學院教授，遵守學術嚴謹，數據來源、採集、分析、引用力求精準，每一個判例、案件、數據、學說都有詳細的註釋。另一方面，作者沒有使用抽象、晦澀的學術名詞，而是平鋪直敘，用簡潔文字直接將司法現狀搬到紙面上，讀起來像讀一份內容厚實、全面細緻的司法調研報告。
作者亞歷山德拉·納塔波夫教授，承辦過很多案件。但是他沒有像他的前同事德肖維茨那樣，通過圖書大談自己及自己辦理的大案要案名案。作者站位高遠，他關注的是司法制度和公平正義，他把悲憫的目光投向那些被制度戕害的弱勢人群，並努力像醫生一樣找尋制度病灶並開出藥方。
這本書讀者體驗非常好，讀起來很舒服，語句流暢，法律術語精準，沒有一些法律譯著常見的生硬和擰巴。書中很多詞彙選用很巧妙，諸如“實報實銷”“創收任務”“維穩”等，一個詞將不同地域的相同所指勾連了起來。這是譯作者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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