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悠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當中，經歷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政策改革和制度變遷。事實上，無論是什麼朝代，身處什麼時間，任何一種制度的變遷，從根本上說起來，
都是因為相關利益主體在經過了權衡利弊之後，看到了成本和收益之間的深刻關係，才進行選擇的最終結果。
唐中葉時期的制度下，基本以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這是一種改進，也是時代變遷的必然結果。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這是當時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權衡利弊之後，正確的看待了各自的成本和收益，才做出的選擇。
又因為當時的兩稅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策，並且採取了強制性的要求的制度變遷，所以在兩稅法具體的實施過程當中，還是比較順利的。但是，關於租庸調製之所以被兩稅制的取代的原因，我們將進一步的思考。
一、租庸調製已經不能夠滿足需求
具體來說，租庸調製是唐初實行的一項稅收政策。這一制度主要是基於從下層收集穀物、布料和其他特定物品，或基於政府的服務。
這是一個基於實施土地均等化的稅收和服務體系。租庸調製對此做出了規定，但凡是屬於普通農場的所有家庭都不考慮給予他們的土地數量，也不考慮基數。他們根據人口數量直接繳納固定數額的稅，並且他們還提議採取徭役。然而，租庸調製完全需要土地均等化的協調和陪襯。
換句話說，一旦土地的均等化被破壞，租佃制的法則將不可避免地失敗。
二、賦稅制度是需要隨著朝代更換的
武周以後，由於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土地的不斷兼併這樣的現象層出不窮，就導致了公家已經沒有足夠的土地，來支持土地均等化制度的延續。因此，那個時候的男人應該得到的土地的範圍和數量是不夠的。同時，他們還必須按照租金和調整制度的規定繳納固定和固定的稅款。
農民再也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許多人選擇逃跑並開始了他們的逃亡生活。安史之亂後，朝廷負擔急劇增加，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均田制的瓦解和租佃制的失敗。
唐德宗年間，政府決定改變稅制，採用楊炎的兩稅制進行管理，開始徵收貨幣而不是特定項目。這個政策的提出，對於基層的民眾和政府的官員，都是非常有利的。
隋朝以來，上層的領導人依舊沿用了北魏時期的租調製，但是這個租調數量比之北周來說，是更加的輕鬆的，農民在服役的時間上也有所減少。再後來，又提出了
“民年五十，免役收庸”的政策，也就是可以繳納一定的絹，以此來代替服役。在很大程度上，這減輕了農民的壓力，增加了稅收。唐朝在隋朝政策的基礎上，以“輕稅”為最基本的理念，對稅制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實行了租稅制。到了唐代，租佃制度開始解除以前的年齡限制。唐朝初年，租佃制度剛剛實施，操作非常方便，效果非常好。
那時，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收入非常穩定。然而，美好的時光並沒有持續多久。內亂後，戶口年久失修和生產遭到破壞等問題導致國家支出大幅增加。最終結果是租金和調整制度的不合時宜的調整。這個國家迫切需要新的政策改革來保護經濟。因此，這兩種稅制自然取代了租金和調整制度。
三、兩稅制在當時的條件下更加有利
1. 均田制的動搖，再加上兩稅制彈性更大
租庸調製是基於均田制的基礎之上提出來的政策，一旦均田制不再適合，或者受到了破壞，租庸調製就必將受到影響。租庸調製從根本上來講，是需要配合和遷就均田制的，而在國家的逐漸發展當中，均田制被破壞了，且不能夠再適應一個國家的需求，租庸調製自然而然就不再能夠繼續實行下去了。
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唐中葉後，土地兼併的問題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嚴重了。在均田制的規定和約束之下，雖然是嚴令禁止了買賣土地的，但是如果經過了政府的允許，土地還是可以轉讓的，這就使得很多的課戶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然而，失去了土地的課戶仍然還是需要交納租庸調，這就逐漸的使得他們沒有辦法負擔，也沒有生存的來源了。大量課戶的逃亡和逃避，就使得政府在徵收賦稅的時候，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徵稅的對象大大減少了，國家的稅收也就銳減了。
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租庸調的破壞是因為均田制的破壞，而兩稅制完全不需要再重複其道路。
人口大量的流動，就導致了戶籍的散失。租庸調製完完全全是依照著戶籍來徵收賦稅的，但是人民的逃亡，導致了惡性循環的逃亡潮，使得朝廷不得不放棄租庸調改用兩稅制。
而國家沒有辦法再以男丁作為徵收的對象，於是兩稅制的好處得以體現——彈性更加的大，以田畝作為徵收的對象，很好的確定了收入的來源。
2. 各級政府權衡利弊之後的主動選擇
租庸調製是唐朝沿襲了隋朝的宗旨制度，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的一種稅收制度，而這樣過於古板，失去了彈性的制度，在均田制破壞和人丁逃亡的情況下，是不能夠繼續實行的。相反的，兩稅制則是在徵收和分配的程序上更加的細緻和具備彈力。
先是由朝廷方面計算出中央政府總共所需要支出的數額，然後再將這筆數額分別按照人口、土地多少這樣來進行分配徵收。
兩稅制的徵收主體，是按照戶稅和地稅作為基礎的，這樣就把租庸調製以及其他雜七雜八的稅收一同包含在內了。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說兩稅制是按照“量出以制人”的原則來進行的。相比之下，租庸調製下，由於地方政府的收入是完完全全固定了的，多餘的部分上繳，不足的部分則是由中央政府進行了補助，這樣的情況之下，地方政府在稅收的努力程度上面是很差勁的。而這就導致瞭如果中央政府需要提高其努力程度，就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監督，人力和物力的耗費十分巨大。
而兩稅制下，地方政府的收入就同其努力程度有關，地方政府在上繳給了中央政府以固定的稅額之後，就會擁有剩下的稅額的處理權力，於是多出來的部分就被地方政府佔據了，更加的具備激勵作用。
而中央正度雖然稅收的額度是固定的，收入不足的時候需要自身調劑來完成補缺，但是中央政府可以通過修改稅額的方式來彌補不足之處。因此，兩稅制實際上就是政府主動的選擇。
3. 政府成本得到了很大的節約
租庸調製之下，對於中央政府來說，監督力度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因為他們需要及時的瞭解地方的情況，也需要對於地方政府的收稅努力程度進行監督。從根本上來看，地方政府掌握著國家稅收的各種信息，稅收也主要是由地方政府進行徵收，然後再進行上繳到中央政府。
很多時候，因為稅收信息和經濟情況在中央的掌握不充分的現象，就導致了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度不夠，假如中央政府想要詳細的去掌握，就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然而，在兩稅制之下，因為每年上繳到中央政府的稅額都是固定的，所以中央政府就不再需要花費精力去監督地方政府進行徵收工作了，
因為無論是收入多少，只要達到了要求就好，多餘的部分也是和中央政府沒有關係的。另一方面，也節約了很大一部分的談判成本。租庸調製下的徵收情況，是統收統支的，而地方徵收和中央的財政支出是完全分開的。地方政府在建設過程中，就會在和中央政府的周旋中力求降低收入指標。
而兩稅制之下，政策具備了穩定性，地方政府也不需要每年和中央政府就關於稅額的問題進行周旋。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節約了談判的時間和成本的。四、租庸調製被兩稅制取代是有理由的
在我們看來，制度的變更是有理由的，而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在收益同成本的權衡利弊之後發生的。兩稅制之所以能夠取代租庸調製，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的主動選擇，他們是在進行了衡量其成本和收益，以及會產生的優勢和弊端之後，才進行的理性的選擇。
而兩稅制又是一中由上至下的變遷，在強制性的要求之下，唐朝將地方政府的需求也考慮到了，平民百姓的壓力也大大減小，所以這一個政策在推廣和實行上是很順利的。
用兩稅制代替了租庸調製，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力得到了合法化，另一方面則是地方政府收入並沒有損失，因此，利弊還是比較的顯而易見。
相比之下，同租庸調製的壓迫下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的情況比較，兩稅制的實行是順應了民生的，也是當時的唐朝發展更為需要的一種政策，所以租庸調製會被兩稅制所取代，也是很顯然的了。
參考文獻
《舊唐書》
《資治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