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賦稅，現在通常稱之為稅收。一般指政府依照法律規定，對個人或組織無償徵收實物或貨幣的總稱。在我國古代，賦稅的產生由來已久。在這裡，作者將一探賦稅制度的源頭，同時介紹中國古代歷史上三次最為重要的賦稅制度改革。
說到納稅，相信今天的人再熟悉不過了。就拿作者自己來說，前段日子一直在忙著個人所得稅的退稅問題。而對於國家來說，稅收的意義也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民生、國防科技，凡是涉及到國家正常運行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雄厚的財政力量來支持。而稅收，就是財政的重要來源。同樣，在我國的古代社會之中，賦稅的作用更加重要。除去朝廷日常運行的開銷外，統治者們的日常生活乃至奢靡享樂，也都要依靠賦稅制度的支持。既然賦稅如此重要，那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現代稅收
古代賦稅制度的基本概念和發展
賦稅，最早可追溯至氏族社會的末期，稱之為“貢”。即供給於上之意，是個人或某種共同體向管轄其的統治者或集團的獻納。隨著土地制度的完備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到了殷商時期，產生了基於井田制度的賦稅制度——助。所謂“助”，即借民力以耕公田，公田的收穫，全部歸統治者所有。而到了周代中後期，由於井田制的逐漸瓦解，又演化為新的賦稅制度——徹。所謂“徹”，即“貢”和“助”兼行。
“貢”、“助”、“徹”三個隨時代發展而誕生的稅收形式，便是古代中國賦稅制度的發端。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發展，“賦”與“稅”兩種相對新型的稅收方式開始逐漸形成，很快成為稅收制度的主流。
“賦”字的含義，最早指君主向臣屬徵集的軍役和軍用品。而“稅”字則指的是土地的所有產出。所以，從字面上來看，“賦”與“稅”這兩個字，前者強調用途，後者強調來源。兩個字一組合，便成了人們十分熟悉的傳統賦稅概念了。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指代戰爭所需，可見“賦”對國家的重要性。而在封建時代，土地作為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可以稱得上是“萬物皆由此出”。“稅”來源於土地，自然稱得上是國家的根基。
漢墓畫像收租場景圖
以此來看，“賦”與“稅”兩個字組合而成的國家制度，是古代王朝安身立命的關鍵。
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賦稅的來源和用途也相應隨之改變。伴隨著社會商業活動的發展以及自然資源的開發，山澤之利、關市之徵、鹽鐵專賣，逐漸納入國家財政的範疇。
於是，賦、稅的涵義發生了較大變化，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若賦、稅單列，賦專指田賦，而稅則包含賦。一般田賦之外的徵課，屬於稅的範疇，而不稱之為賦。
第二：將賦、稅合二為一，成為無償徵收的所有實物和錢幣的總稱。不再區分用途和來源。
另外，我國古代除了有繳納實物與錢幣的賦稅制度外，還長期存在所謂的“力役之徵”。所謂“力役之徵”，既包括需要王朝百姓親身供役的徭役徵發，又含有“定稅以丁身”的人頭稅。
中國古代賦稅的主要組成部分
所以，總結起來就是，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除了以土地等生產資料為基礎，而徵收的實物與錢幣外。還包括以百姓人身為基礎的徭役與丁稅。兩大部分組成了古代中國廣義上的賦稅體系，或者稱賦稅徭役體系。
瞭解完以上關於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基本概念和發展歷程後，下面我們來談一談中國古代歷史上三次重大的賦稅制度改革。
一：從“租庸調”制到“兩稅”制
唐代前期的賦稅徭役制度承襲自隋代，除了戶稅（是一種財產稅，按戶等交納銅錢）和丁稅（在田租外按田畝或戶等徵收的一種稅）之外，還有所謂的“租庸調”制。即在均田制的基礎和前提下實行的一種稅制。是指政府向授田農民徵派的田租、力庸、戶調等三種賦稅徭役。而其具體實施的辦法，《新唐書·食貨志》中有詳細的記載：
“課戶每丁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施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施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調，三旬則租調俱免。”
“租庸調”制
可見，“租庸調”是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是按人頭徵收的，規定每丁徵粟綿布等若干。而一旦因為各種原因（戰亂、土地數量不足，人口數量增長過快等），導致均田制無法推行下去。或者作為賦稅徭役對象的人口因為各種原因（賦稅對象人口的土地被免稅階級兼併等）數量下降，便會造成賦役收益的下降。從而影響到整個國家財政和重大項目的建設。
而正是上面提到的兩個原因，即均田制的破壞和賦稅徭役人口數量的減少，便直接導致唐初實行的“租庸調”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大。而伴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所有的弊端一下子集中呈現，加之政府支出急劇增加，唐朝從中央到地方為了應對財政危機，不得不增加各種賦稅徭役名目盤剝百姓。
於是，出於維護統治，克服財政危機的現實需求，改革稅制便被唐廷提上日程。一番醞釀和準備之下，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楊炎建議頒行“兩稅法”。
所謂的“兩稅法”，是以原有的戶稅和
地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制定的新稅法。由於分夏、秋兩季徵收，所以稱為“兩稅法”。原文如下：“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人。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 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 數為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 輕，及人散日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
唐德宗李適
總結一下，有以下六個重點：
第一，取消租庸調及一切雜役雜稅 。
第二，納稅人：不分主戶與客戶，只要有當地資產，即為當地人，一律上籍 徵稅；無固定居所的商人，所在州縣按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徵稅 。
第三，課稅標準：課稅不以年齡而異，而是根據貧富，擁有資產多的人，多繳稅，反之，則少繳稅，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
第四，納稅時間：稅收分夏秋兩季徵收，分別在六月和十一月徵收完畢。
第五，納稅方式：由實物賦稅向貨幣賦稅逐漸過渡 。
第六，課稅原則：“量出以制入”，根據預算國家一年的支出來制定下一年相應的稅賦。
區別於之前的租庸調製以人丁為徵收賦役的對象，兩稅法的主要原則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即是不再區分土戶（本貫戶）、客戶（外來戶），只要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上籍徵稅。如此一來，簡化了稅目和手續，減少了徵收賦稅的成本，提高了效率。同時還能有效避免偷稅漏稅的現象。
安史之亂剛平定時的形勢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兩稅法”中提到了按丁徵發徭役已改為按土地和資產 徵收。即官府向民戶徵收代役金，所需徭役則出錢僱人承擔。實際上卻並不意味著“兩稅法”改革後徭役不再徵發了。
因為“兩稅法”改革，說到底只是暫時起到了減輕下層農民負擔的作用。由於唐代後期政治腐敗，中央政令不暢，各種徭役有增無減。“兩稅法”改革之後的徭役主要有兩種形式。一部分稱為“和僱”。另一部分，也是最普遍的一種，則是靠政府強制徵發，由農民無償完成。由此可見，再好的制度，一旦統治階級徹底腐敗沒落，也只能成為一紙空文。
然而，以上的這些弊端，卻並不能磨滅“兩稅法”改革的光芒。特別是其中的第五與第六兩條要點，即賦稅貨幣化概念和“量出以制入”的國家預算概念。不僅十分接近現代稅收制度，也對唐之後的古代中國稅制改革有很大的啟發。
二：“一條鞭法”的出現
張居正
雖然開始於唐代中期的“兩稅法”很好的解決了當時的財政危機，但隨著時代的繼續發展，統治階級日益腐朽。腐敗問題因時間推移和社會風氣的變化會日益嚴重。社會矛盾也隨之加深。這便是中國古代王朝難以跳出的歷史週期律。而在明代中後期，承襲自唐代的“兩稅法”，對於財政狀況的改善效果也早已大打折扣。各類苛捐雜稅再度悄然出現。賦稅徭役制度的再次變革，成了當時統治者們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而為了緩解明朝中後期國庫虧空、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的現實危局。明神宗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首輔張居正在清丈天下田畝數量的基礎上，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以挽救明王朝的統治危局。
作為“張居正改革”中經濟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半於官，故謂之一條鞭。”
“一條鞭法”施行圖
按照這段記載，可以總結出三個關於“一條鞭法”的要點：
第一，徵收名目：將稅制化繁為簡，將田賦和名目繁多的徭役合併為一條徵收。
第二，納稅方式：取消力役，把按丁、按戶徵收的力役改為折銀徵收，稱為戶丁銀，攤人田賦中徵收。賦稅一律徵銀，用貨幣取代實物和力役。差役由政府僱傭。
第三，徵收方式：改民收民解為官收官解，從徵收到押運均由官府承辦。
從具體措施可以看出，“一條鞭法”有十分明顯承自“兩稅法”相關原則的痕跡。一方面，進一步簡化了稅收名目，第一次強調了將“力役”同賦稅合併徵收。不再選擇徵發普通百姓服徭役。另一方面，再次強調用貨幣取代實物的賦稅繳納方式。 也是代表了商品貨幣制度大發展前提下的客觀需求。從而進一步簡化徵收賦稅的流程，降低賦稅徵收的難度和成本。
同樣，雖然“一條鞭法”客觀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緩解了社會矛盾。但是其實質上仍然是服務於封建統治階級的一種改良式變革。其最根本的目的還是在於為統治者服務。無法真正做到減輕百姓的負擔，事實上，在其實施的過程中，其他苛捐雜稅從來沒有真正消失，百姓的負擔依舊不斷加重。
魚鱗圖冊
三、“攤丁入畝”制度的廣泛推行
雖然明朝中後期的“一條鞭法”進行的比較成功。但是，其第二條要點中的“將戶丁銀攤入田賦中徵收”這一條，其實施的範圍卻是暫時的和局部的。換句話說，這一條其實並未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貫徹。而隨著清朝面臨著同明朝中後期相似的經濟危局，稅制改革再度被提上日程。
雍正帝即位後不久，鑑於康熙後期國內土地兼併嚴重、人口大量流失的現實，結合明朝相關的經驗，正式開始實行“攤丁入畝”的賦稅政策。其具體做法如下：
依照康熙年間提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原則，把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的徭役銀 （或稱丁銀）作為一個固定不變的數額—— 335萬餘兩白銀，平均攤入各地方的田賦銀中，一體統一徵收。由於各省各地的情況不同、賦役比例不同，分攤比數也各不相同。
可以看出，“攤丁入畝”的具體措施其實十分簡單，其核心就是延續了“一條鞭法”中的
“將戶丁銀攤入田賦中徵收”的做法。區別就在於賦稅的總額是一個不變的數，即335萬餘兩白銀，沒有承襲自“兩稅法”以來的“量出以制入”的國家預算概念。
雍正帝胤禛
另外，“攤丁入畝”的賦稅制度，徹底終結了以人丁為徵稅對象的歷史，人頭稅概念徹底終結。取消了勞役制度，只對土地這一封建時代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進行徵稅，使得封建人身依附關係被打破。
理論上，所有的無土地者，包括農民和商人皆不必納稅（當然，商人一般都有買田置地的習慣，不納稅只存在於理論上。而且商人應該還需要繳納名目繁多的商業稅）。於是，伴隨著長期的相對和平環境等諸多利好因素，清朝的人口開始呈現爆發式增長。同時，“攤丁入畝”的賦稅制度也從另一個方面充分說明，清朝統治者的目光依舊注視在土地這一生產要素之上，並未注意到其他生產要素的蓬勃發展。或許他們不會想到，當土地逐漸變為非主要的生產要素時，國家賴以為生的賦稅，是否能找到新的更好的來源呢。而這樣的現實，也是中國古代社會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副作用吧。
清代“康雍乾”時期人口增長示意圖
參考資料：《《周禮》的賦稅思想》
《兩稅法取代租庸調製的制度分析》
《唐朝兩稅法改革後的徭役徵收問題》
《兩稅法研究——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
《論賦稅制度對政權的影響--以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為例》
《清代“攤丁入畝”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