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最大皮革廠，江南皮革廠倒閉了……
我們沒有辦法。原價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
通通二十塊，通通二十塊……”
01—“江南皮革廠”登報處置最後的資產
8月8日有媒體發佈公告稱，《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破產清算再次分配方案》已於2018年5月12日經債權人委員會全體成員表決通過，並於2018年7月18日經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法院（2011）溫龍商破字第1-7號民事裁定書裁定認可，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第一百一十六條之規定，由管理人執行，對該公司破產財產實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為最後分配。
公告稱，二次分配將於2018年8月10日開始實施，最後分配的破產財產分配額為人民幣6338292.36元。
地攤神曲一炮走紅
2013年，失蹤兩年多的“江南皮革廠廠長黃鶴”突然成了地攤上大紅人。全國多地賣皮包的地攤商家都在循環播放一段黃鶴攜鉅款帶人跑路的錄音招攬生意。
“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最大皮革廠，江南皮革廠倒閉了……我們沒有辦法。原價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通通二十塊，通通二十塊……”從最早的一輛推車、一兩張大海報開始，慢慢升級為錄音版、配樂版，為引人關注，甚至還憑空添加了各種內容。
後來，該曲通過網絡傳播不斷被重新演繹，逐漸成為了現在網友耳熟能詳的網絡神曲《江南皮革廠倒閉了》。
跑路事件揭秘
資料顯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於2002年設立於溫州，一直經營良好，一度成為當地知名皮革企業。2010年實現銷售額3.41億元，利潤3425萬元。當年還在臺州臨海開了新廠，兩家工廠的產值合計達5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為紅火的時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從未生產過成品皮包，其主營項目為PU合成革製造，合成革原料銷售。
良好的經營狀況持續到2011年廠長黃鶴跑路。至於黃鶴跑路的原因，坊間傳言是他欠了鉅額賭債無法償還。因其人至今下落不明，江南皮革廠隨之破產清算，這個曾經的溫州品牌不復存在。
02—“江南皮革廠”為什麼而倒？
記者在近期的調研中瞭解到，在歷經了大起與大落之後，號稱為“東方猶太人”的溫州老闆們近幾年也已經是“曾經滄海”，不求大富大貴也成為部分人的口頭禪。
但商海沉浮，豈是憑一己之力又可左右。“即便企業想關張也不容易，畢竟還有一堆債務和應收、應付在。”
而隨著近幾年溫州大規模拆改違建、原料人工等成本一起飆升、個體戶轉企業（以下簡稱“個轉企”）等政策來回“折騰”，溫州中小民營企業利潤已經“薄如刀片”，甚至有老闆表示企業已經是在零利潤“空轉”。
原因一：成本飆升 利潤薄如刀片
35歲的郝偉（化名）幾年前從父親手裡接過經營20多年的鎖具生意，除了公司老闆的身份，他還是一名滴滴司機。
每逢週六日的兩天裡，他開著自己的寶馬X1穿行於溫州大街小巷，接單跑活。“現在老婆快生二胎了，多賺點奶粉錢。”他自嘲道。
事實上，做滴滴司機並不比開公司多賺錢。據他介紹，他週六日兩天平均每天只跑8小時，平均毛收入也就是600～800元/天，刨除油費等到手也就是三四百元，而且還不算車損。
“一把鎖成本二三十元，扣除各類成本到手利潤也就是3%，而且還不算報廢率。現在鎖具行業都是白菜價，賺不了錢也餓不死，在夏天甚至還不如我老婆的3家奶茶店賺的多。”郝偉說，“夏天的奶茶店一家營業額都在5000元/天左右，而鎖具在夏天一天也賣不出去500把。”
而公司年產值1700萬元左右、深耕汽摩配行業的李海超也坦言，員工工資現在人均45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而且還在以每年15%～20%的比例遞增，而除了人工越來越貴，原材料節節攀升也已經越來越擠壓利潤空間。以汽摩配所需的電子元器件舉例，原來進貨價只有幾釐錢，現如今已經翻了100倍達到一毛多錢，而包裝所用紙殼也從原來的五六毛錢上漲至1.8～1.9元。
“2008年金融危機時，製造業在最困難的時候淨利潤還在12%～15%左右，但這幾年淨利潤卻只有1%～3%，可以說薄如刀片。”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市工商聯副會長周德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感慨道。
原因二：民間借貸引發“跑路潮”
溫州永嘉縣的某工業園內，一家鎖具工業廠房正被掛在阿里拍賣的網站靜待起拍，而這也是其第二次被掛牌，相比起之前的2700萬元價格已經降至2100萬元，但至今無人問津。
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廠房之所以被掛牌拍賣，是因為銀行追債，老闆跑路。“這家企業在溫州也是二三十年的老牌公司了，老闆在2009年從銀行貸款了幾千萬元還有部分高利貸，去炒房和開礦，因為還不起錢被銀行追債。結果大老闆在前年因癌症去世，兒子接手公司後也在去年跑路了。”
該知情人士說，此前該老闆在溫州有多個廠區，總佔地約在60畝左右，結果都因為到期無法償債而賣掉了，現在唯一的廠房也被銀行拿來拍賣。
類似的情況在溫州並不鮮見，老闆跑路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上演。
據媒體報道，自2011年4月以來，由於無力償還鉅額債務，溫州市已有上百家企業倒閉、企業老闆跑路，甚至出現一天內9家企業主負債出走的情況，而且關停倒閉企業從個別現象向群體蔓延。
數據顯示，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間，一批涉足民間借貸的中小企業和擔保公司也扎堆倒閉。溫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也瞬間激增，僅在2011年1月至8月期間，案件數同比增長25.73%，涉案金額50多億元，同比增長71%。
溫州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民間借貸、向銀行融資等可謂達到瘋狂地步。而隨著民間借貸接連爆雷，進而引發區域性金融危機，溫州中小民企由此又步入另一份尷尬，融資難和融資意願低普遍困擾著溫州老闆。
據當時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調查顯示，溫州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其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同時來自溫州官方的文件也證實，當地民間借貸規模佔民間資本總量的1/6左右，相當於溫州全市銀行貸款總額的1/5。
“溫州民營企業最輝煌的時候是在2008年之前，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溫州的企業訂單量急劇減少，所以出現產能過剩和產業空心化，2011年也就集中爆發了民間借貸危機。而因為當時多數資金都是來自於銀行，所以也引發了地區性金融危機，銀行不良資產迅速上升，銀行抽貸、斷貸現象非常普遍，再到2015年至今逐漸演變為信用危機，所以溫州人都被搞怕了。”周德文說。
“溫州的老闆現在都看透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而我們現在也一直在向企業倡導，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儘量避免動用槓桿。”溫州中小企業協會執行會長許劍翩說。
原因三：棚改拆走“中小微”
近年來溫州因棚改也讓不少中小微企業元氣大傷，淨利潤低至塵埃，甚至是零利潤空轉的也不無可能。
企業的搬遷並不是簡單地挪個地方，而更多的是背後的一本經濟賬。“我們每年光在路上的損耗就高達50萬元以上。”郝偉說。
何為路上損耗？據其介紹，因為公司並非普通製造業企業，所用工人必須是熟練工，而從瑞安搬遷至平陽後，因為園區配套尚未完善，招工難等持續困擾著企業，為了使企業正常生產，只能高價聘用既往的瑞安工人，但其代價是企業將為此支付員工住宿費、伙食補貼費，甚至向園區購買員工夫妻房。
“如果從企業單純經營角度來說，企業的毛利潤在20%以上，但因為其他不必要的成本等導致，公司現在基本零利潤運行。”郝偉說。
溫州市工商局相關負責人也坦言，之前溫州的中小企業基本都屬於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場地就是自己家或租別人家的房子，雖然大部分屬於違建，但畢竟是零租金或低租金，但隨著棚改的拆除，中小企業也就失去了很大的成本優勢。雖然溫州的各個區縣都在推廣小微園對其招商，但他們並不願意入駐。“因為重新購買或租賃廠房會把成本抬高，而且要搬到偏遠的工業園裡，畢竟不如在自己家方便。”
“一刀切的拆遷對小企業來說是災難，拆10個死7個。”
很多中小企業被拆掉後，除了部分進入到工業園區，更多去了江西、安徽和江蘇徐州等地。
原因四：“個轉企”折騰 賣包子的都是老總
記者在走訪中瞭解到，不僅是溫州的中小企業被折騰，甚至連個體戶也受到牽連，隨著城市的拆遷改造，不少靠租賃沿街鋪面的個體工商戶也被連帶拆除。不僅如此，幾年前盛行於溫州的“個轉企”運動也讓老闆們叫苦不迭。
據記者獲得的一份此前溫州市工商局內部“個轉企”專題彙報內容顯示，截至當年10月底，溫州市已累計完成“個轉企”21910家。對照彼時省政府下達的全年完成5100家的任務目標已超額完成，完成率為429.61%。對照省政府給溫州市三年完成“個轉企”12700家的任務目標，完成率為172.99%。
該彙報內容也提到，隨著“個轉企”活動的推進，已發現12個方面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企業反映轉後稅額等負擔增加，甚至出現政府部門強制變更辦理“個轉企”的現象。彙報內容舉例稱，某農家樂飯店在轉前每月地稅50元，轉後每月繳稅近1000元，增加近20倍；而原本轉前不用納稅的，轉後則國稅部門上門催繳。據現有數據可查，僅在2014年～2015年間，溫州市“個轉企”數量分別為2.3萬家和1.8萬家。
“溫州市這幾年一直在推動‘個轉企’，這是很荒唐的。個體戶本來就是社會的分工不同，沒有成千上萬的個體戶，哪裡來的企業，不能單靠指標來支配。”溫州當地人說。
問題：溫州經驗還要不要？轉型還是升級？
記者從2018年溫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注意到，當前溫州正處在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重要關口。
不過，業內對溫州如何在培育提升傳統產業與招商引資“高大上”產業之間做出平衡，也保持審慎樂觀。溫州多位經濟界人士在受訪時均表示，就目前來看，政府主要精力可能更多地青睞於後者。
上述銀行業人士也提及，如果是溫州傳統產業或產能過剩行業企業貸款，一般貸款額度不能超過其銷售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比如皮革、製鞋、不鏽鋼商貿、家居類等，這些都是政府和銀行不支持的行業。而如果是國家現在鼓勵的科技型、生物製藥、新能源等產業，銀行支持力度會大一些，比如可通過專利權質押貸款、政府貼息貸款等，銀行也會對這些行業提供無抵押、無擔保授信。
吳建民表示，現在各地都在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業、生命大健康等產業，導致同質化競爭嚴峻，這恰恰說明是不懂產業，問題出在政績觀和輿論導向、產業知識缺乏。
“高科技與低科技只存在於實驗室裡，在生產線上不存在高低之分，並不是無塵車間和機器換人就代表高科技。在產業中，只有前端和後端、上游和下游之分，每個產業都有各自的分工。”
周德文表示，包括溫州在內的各地，一定要根據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產業來制定產業規劃和戰略，而非跟風而上。溫州的優勢是傳統的民營輕工業企業，需要的是對輕工業的整合提升，而非輕易轉型。
“一個擅長做眼鏡的怎麼能做太陽能？企業一定不要做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很多轉型死掉的前車之鑑就擺在那裡。”周德文說，溫州幾十年的發展至少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而這是別的地方花錢都難以買到的，一個城市轉型談何容易，這不僅需要資本，還要有技術和人才等多種要素。
“沒有一個產業是落後產業，服裝產業、眼鏡產業就一定落後嗎？難道大家不穿不戴嗎？溫州發展高科技產業不是不行，但前提是不能把傳統的優勢產業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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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溫州市 黃鶴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