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期，不只是文學水平高，涉及到了思想、宗教、繪畫、書法、雕刻、音樂等多方面。由於涉及面太過於龐大，一次很難全面介紹清楚。
但是，如果要說起來唐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大家的第一反應是唐代詩歌為中心的文學。這一點，也能從人們常說的“唐詩宋詞”這樣習慣性用詞能體現出來。
因此，在這裡嘗試以唐代詩歌為“媒介”來聊聊唐代的文化百態、文人動態或者一個時代在某個階段的社會形態。
讀詩憶史，第二十四篇：從李賀《南園十三首·其五》入手，聊聊晚唐藩鎮問題
李賀《南園十三首·其五》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一首詩，也可以算是我們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徵兵廣告”之一。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
“吳鉤”是指春秋時吳國以鑄劍聞名，其鑄造的劍被稱作吳勾，後世用來泛指鋒利的兵器，以及代指軍隊；“凌煙閣”是唐代表彰功臣的殿閣，唐太宗年間（公元643年）為了表彰功臣設置的，後世多以此代指“某種行為立有大功”或者“某人有這樣的志向”等意。
這首詩如果以最直白的語言翻譯過來，那就是“熱血男兒，來當兵吧！打過關山去！收回五十州！封侯列臣，成就高大上的人生”。
那麼，問題來了：
詩人李賀為什麼要寫下這樣一首“尚武”的詩呢？他是在軍中任職？還是本人有此志向？
為什麼要“收”關山五十州呢？為何這“五十州”對當時的意義重大到能名列凌煙閣？
李賀最後完成了腰繫吳鉤，收回五十州的目標了嗎？
要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還是先從作者以及他寫這首詩所處的時代聊起吧。
李賀出生在公元790年，也就是唐德宗在位期間。
如果論起出身來，李賀的出身可以算是“根紅苗正”了。
李賀是唐高祖李淵的叔父李亮(大鄭王)後裔，屬於唐宗室的一支。由於武后時代對李唐宗室的清洗及戒備，他們這一支早被排出了政治權力的中心。他的父親李晉肅時，家境還算勉強。等到他的父親去世之後，家庭條件也就更差了。
李賀的才學並沒有因為家庭條件不善而埋沒。他七歲那年，便以才華名揚京洛，十五歲已經與李益齊名了。李益是唐代的大才子，是大曆四年（公元769年）齊映榜進士。他的詩作同樣大家是耳熟能詳，比如屬於中小學生必背系列的《江南曲》、《夜上受降城聞笛》等等。
想想看，李賀還是十五歲的少年便能與李益齊名，這足以證實他的才華不是一般的過人！
這樣有才華的人，怎麼能不早登科第入仕呢？
李賀最初是打算通過舉薦和科舉入仕，這與當時大多數文人進行仕途的方式是一樣的。但是，他"年未弱冠"，即遭父喪。當時，服喪"務必以三年全期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才準備參加科舉考試。
以李賀的才華和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韓愈舉薦，他如果參加考試，中舉的概率是比較大的。
遺憾的是，由於其父名"晉肅"、"晉"與"進"犯"嫌名"，李賀不得不離開試院，放棄了進士考試，返回了老家昌谷。
“南園”是作者李賀所居住的昌谷故居以南一大片田疇平地。
《南園》組詩十三首是李賀應進士試受挫回昌谷閒居時陸續吟成，第五首大概的撰作時間可繫於公元811年（唐憲宗元和六年）春夏之交。
一個人在失意的時候，難免會去思考如何成功，會更關注一些成功的“案例”。就像我們現在暫時處於人生低谷和瓶頸期的朋友會去關注“雞湯勵志”文學一樣。
只不過，李賀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的志向與心境也非“常人”。他在為自己境遇哀嘆的時候，更為國家而憂心。
這些情緒落在紙上，便是一篇篇詩作，包括這篇《南園》十三首中的第五首——這首詩中的“關山五十州”在當時確實也是朝廷之患！
因而，雖不在軍中，也非職位緣故，李賀還是有志向“收取關山五十州”的。
那麼，“五十州”是虛指還是真實存在這麼多呢？
《通鑑·唐紀》載唐憲宗元和七年李絳雲：“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
因此可見，這“五十州”是指中央不能掌管的地方。
為何會是中央不能掌管這些地方呢？
答案是因為這“五十州”屬於當時被藩鎮所佔領割據的山東及河南、河北五十餘州郡。
具體來說，關山五十州主要分佈在黃河南北、華北平原北部一帶。包括今天的河北全境、遼寧西南部、北京天津二市、山東東北部、河南東南部一帶。
我們現在提到“藩”，更多想到的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平三藩”的功績，或者會聯想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擁有一萬石以上的大名，被稱為藩主。這是因為一些小說、影視等藝術作品或者遊戲中會相對較多提及這些歷史。
實際上，“藩”一直伴隨著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權——唐代也並不例外有“藩”，區別在於勢力範圍及以什麼樣的“身份”存在。比如，唐王朝在長安建立政權的時候，當時在長安以北，位於鄂爾多斯邊境上的突厥藩臣梁師都屬於敵對勢力。
當然，日本的“藩”也是跟中國學的。
當“藩”字後面加一個“鎮”，變成“藩鎮”，這便是唐中期以來地方軍事單位了。
唐早期中央政府和官僚體制中是沒有“藩鎮”的。
唐高祖時期，基本沿用隋朝的基本結構（三省制度）。能在朝政的決策中有話語權的重臣大多數人出身與高祖相同，並且是較早相互有所牽連，這些人都是高祖能信得過的人。比如他的密友、共同在太原起事的隨臣衛士、一起攻佔隋都的將臣，以及其他有姻親或者別的故交的朋友。
唐太宗時期三省制度漸漸被合理化，每一省的職能都有著明確的分工。中書省知制誥，門下省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及其六部則負責施行。為了更好的管理，太宗時期將全國劃分為十個稱為“道”的行政區域，也就是西北的關內和隴右；北部的河東和東北的河北；華中的河南、淮南、山南和劍南；南方的江南和嶺南。
換句話來說，在詩人李賀詩中提到的“關山五十州”在唐代初期是絲毫沒有爭議歸屬中央管轄的！
公元627年，當時在位的唐太宗與群臣討論如何完善制度。於是，便有朝臣建議分權政體，也就是將封地的權力下放到世襲的皇帝藩屬手中。不過，當時群臣大多數認為不妥，在討論過後，太宗並沒有採納此項建議。此後幾年間，關於類似制度的問題也進行過討論，包括建議皇族和傑出的官員可以被任命為世襲的邊境鎮守之官的建議，等等。
公元637年，21個皇子及14名傑出大臣被封為世襲都督或者刺史，分配到各州作“藩翰”。不過，大臣們幾乎沒有人離開崗位去“封地”去，而且也不願意去。於是，太宗便降紹緩行世襲分封之意。一直到太宗去世之前，這樣的“封地”更多是給一個空頭銜，而不是真正分給地方實權。
那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藩鎮”呢？又是什麼時候開始，這些地區需要“收取”呢？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太宗去世後，高宗在政治方向上大體是按太宗朝制定的策略在執行。不過，在高宗去世後，武后把持了朝政，一些政策開始有所變化。
武后在北方和東北方建立了永久的“藩鎮”，這是她統治期間防務方面的政策之一。儘管這樣的政策在當時來說，屬於符合情況“要求”而為。
從公元695年開始，防務開始成為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北突厥、吐蕃輪翻上陣入侵，就連自公元648年歸順的契丹也趁亂反叛。
經過兩年左右的戰爭，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和河北大部分地區遭受到破壞的情況下，最終還是唐軍取得了勝利。
當時建立“藩鎮”是為了對付吐蕃對邊境的威脅，設立了永久性的戍邊部隊。軍墾則為了使得部隊在這一交通困難的地區至少能部分自給，從而保證戰鬥力。
隨著武后將權力“移交”回李唐王室，為了爭奪權力，貴族們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博弈及相互清洗。最終，唐玄宗李隆基獲得了成功。
玄宗繼位後，並沒有廢除武后在位期間的“藩鎮”，反而大量擴充防戍軍鎮，並在邊境設置十節度使，統稱"藩鎮"。由此，形成了所謂的藩鎮雛形。
唐玄宗末期，節度使權限過大，亦有身兼數鎮者，終至釀成安史之亂。
在詩人李賀出生的時代，藩鎮制度已經是唐代地理上的長期特徵。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詩人在詩中將“收取關山五十州”與“凌煙閣”相提。
但是，話又說回來，既然“節度使”職位是皇帝設置的，為何皇帝不收回呢？或者另外指派其他人出任呢？
答案很簡單，經過長期的發展，藩鎮已經有了自己的制度結構與行政方式。不過，南方藩鎮的行政機構力量較弱，更聽命於朝廷。
兵將與當地的利害關係漸融為一體，而且基本上是代表了當地的利益，這一事實使得即使皇帝再安排別的節度使來管制，並一定能控制得住當地的軍隊。且，在大多數藩鎮，軍人變成了世襲的職業。倒不是這個職業地位高，而是能有較不錯的物質待遇。因此，軍人漸漸也形成一種新的特權精英。他們是忠於皇帝還是節度使，情況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的要求都需要通過當地納稅收入來滿足。
軍隊是藩鎮的核心。
駐防部隊稱為牙軍，牙軍的核心是親信組成的衛軍精英集團。這些親信，往往是由節度使出資維持的士兵，以及名義上為“養子”的侍從，這些人直接負責節度使的安全，以及在地方政治中常起關鍵性作用。
其他的軍隊駐守在州縣的治地和其他戰略要地，這些軍隊被當地稱為“外鎮”，負責地方防務，以及境內安全。同時，對境內的資源進行控制。比如控制當地的商業中心和鹽池。
其他的地方團練也是藩鎮軍隊的組成部分，雖然這些成員在境外作戰水平有限，但是在守衛自己領土裡能發揮出來較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自治的和邊境的藩鎮，這些民間地方的組織在保護家鄉時總是極其頑強打到最後。
再退一步來說，即便是皇帝可以指定新的節度使，那麼他也需要妥善安置之前節度使。這些被調任的節度使往往會帶著自己的親兵隊伍，這不管去哪裡都不能保證不算帝國“隱患”。而新上任的節度使面對職業軍人的種種需求，以及地方勢力的平衡問題，最終所做所為與被調走的上一任區別並不大。因而，讓皇帝重新指定也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那麼，朝廷就沒有做過其他的努力嗎？
朝廷也做過其他的努力。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我們的初中歷史書的內容，藩鎮是在州的制度沒有改動的情況下，又加了藩鎮這一組織。
這意味著，州在法律及理論上是並不屬於藩鎮附屬的。也就是說，根據律令，節度使是負責一個地區內的治安，以及對此時和縣令行使監督的職能；刺史與縣令是具體負責地區行政事務，擁有地方職權的官員。
這樣的設定......從理論上來說，很完美。
但是，從執行上來說，可行性太低。
因為節度使除了有兵權之外，通常名義上的官階也是更高的。而且，節度使的威望與朝廷的關係也不是普通的刺史能相比較的。因而，節度使可以將自己的決定強加給刺史。即使有個別刺史覺得不妥要上奏朝廷，不過，節度使還負責朝廷與州縣之間的通訊聯絡工作， 朝廷下達給刺史的指令時他也能借此夾雜自己的命令。
同時，節度使是對治下的官員政績有考核的權限，實在不配合的刺史和官員可以通過考核換掉，再安排自己的親信就行了。
財權同樣是節度使所具有的。按律令，州是有義務支持藩鎮機構和軍隊的，所以藩鎮一般負責接受和處理地方稅收部分及上繳中央比例部分。這樣一來，導致了節度使擁有對治下區域範圍內的行政人員、軍事人員，財務等等的直接管理權力。
詩人李賀所處的時代，便是這樣一個原本按令應該是“平行機構”變成了歸屬，中央對地方權力控制衰弱，而地方權力被“藩鎮”控制已經是既定事實的時代。
那，詩人後來改變了這樣的局面嗎？
寫完這首詩不久後，李賀返回了長安，並且踏入了仕途。
也就是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賀經宗人推薦考核後，父蔭得官，任奉禮郎，從九品。
儘管李賀是宗室，但是他這一支並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在前途方面並不能有所依靠。
李賀的才華雖然得到了當時一些名流的認可。比如韓愈特別欣賞他，但是韓愈那幾年在朝中的話語權也不夠，且工作以修史為主，同樣是沒有辦法對李賀有更多的幫助。
因而，李賀的仕途並不順利。
他也試圖去地方任職，不過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只能返回長安。一直到他在公元814年辭職，他都沒有遷調機會。辭職後，他去做了昭義軍節度使郗士美的幕僚，處理一些軍中的公文。
公元816年，李賀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詩作，不久病卒，時年二十七歲。
終究，李賀沒有機會“收取關山五十州”。
事實上，不光是詩人李賀有此志向。
玄宗之後的每一任皇帝，包括詩人李賀短短二十七年所經歷的三朝（德宗、順宗、憲宗）皆共同致力於“削藩”，區別是三朝所採取的措施及成果並不同。
唐德宗在公元779年繼位後在幾個月內連發十幾道詔旨，他想通過新政恢復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動性及權威性，這其中的政策便有針對藩鎮的。
當時，原先屬於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比如收稅等都由自治的藩鎮徵收。德宗決定干涉藩鎮問題，至少他拒絕了藩鎮一直的“世襲”——從節度使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好消息。
這導致了鬧分裂的節度使紛紛自立為王，也導致了德宗公元783年從長安出逃。德宗出逃比當年肅宗的情況更糟糕，因為他身邊只有幾個官員。儘管公元784年德宗返回了長安，但是此刻節度使們內訌起來，最終直到公元786年戰爭才得以完全平息。
經此一戰，中央政府對藩鎮的控制力更是又降了一大截。而德宗也放棄了討伐，接受了帝國統治權分裂的事實 。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唐順宗登基。唐順宗是歷史上有名的當太子時間長，但是親政時間短的皇帝——親政時間僅為八個月。在此期間，順宗支持下的“二王八司馬”集團所倡導的“革新”中關鍵的一個目標也是藩鎮。改革很快失敗了。具體可參考從劉禹錫和他的《陋室銘》入手，聊聊晚唐的政治權力博弈問題
憲宗在同一年登基後，謹慎處理了革新派以及那些革新主張內容。不過，憲宗同樣是想要解決藩鎮問題。
從公元809年開始，唐憲宗通過財政新立法等政策性的舉措，剝奪藩鎮官員非法收入。以及，利用藩鎮內部矛盾來製造不和等辦法。同時，他也使用軍事手段“收取”，並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公元820年，憲宗突然去世後，他的繼承者們也沒有完成“大業”。
直到唐朝崩潰為止，“削藩”依然沒有成功。
天覆元年(901年)，被進封為梁王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率軍進入關中，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權。公元907年，朱溫正式登基，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唐朝至此正式滅亡。
藩鎮，這一誕生於武則天時代，發展於唐玄宗時期，為護衛邊境而採取的防務政策，最終卻給唐朝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