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關係陰雲密佈，如何客觀認識中國兩種價值觀體系的差異和共同點？學人Scholar採訪了在美工作多年的阿勒格尼自由自由文理學院伍國副教授，從他的觀察和思考中，或許可以對美國年青一代有更全面客觀的認識。
來源：學人Scholar（ID：isixiang）
我在美國教中國歷史
Q：在美國本科生課堂開展中國研究專業教學，您採用什麼教育模式和課程體系，在教學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挑戰和困難？
伍國：美國這種自由文理學院的教學任務是繁重的，每學年要教六門不同主題的中國歷史課程。需要教的課程很多，而學校在市場上的賣點之一，就是學生有大量的機會自由討論。我把課程分成以“講課—考試—寫論文”為主的基礎通史課，和以大量閱讀、討論為主的討論課，後者針對興趣更濃厚的學生，或者準備以中國為畢業論文研究對象的學生。
Allegheny College成立於1815年，是美國曆史最悠久的院校之一
美國高中除了美國曆史和歐洲歷史以外，對其他地區不算重視，就是籠統的世界史。因此，這種缺少了解和深度討論之間也存在矛盾。但是美國學生在高中階段形成的批判思考習慣和較好的寫作能力，使他們在學習思考一段時間以後，就能寫出很像樣的小論文。
討論課就會面臨學生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針對中國的問題，這就需要臨場應變能力和知識儲備，才能比較得體地馬上解答學生提出的各種問題。也許有的問題在中國人看來不是問題，但美國人會認為是問題。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我對學生的提問應對得還不錯。我對任何問題的討論都持開放的態度，都認真回答，不敷衍，也不會預設立場去影響學生，更不會把課堂當成自己可能不成熟的觀念的傳播場地（這在美國是明文禁止的）。除了答疑以外，一般以一種中立的、主持人的身份去引導學生圍繞所閱讀的文本展開討論，向多種可能的方向開掘思維，挑戰他自己的思維定式。 如果學生認為A, 我會說你可以朝B的方向想一下，因為在那個方向上，歷史上很多在那個情境當中的人也是那樣想的。反過來一樣，不斷地要求學生從另一個替代的角度來重新評估歷史，也重新評估自己的觀念。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是：教學和寫作都是用英文進行的，學生是不懂中文的，這意味著我必須留心蒐集各種經過英譯和編輯的原始材料，包括有關的文件、講話、回憶錄。這個部分當然是有限的，但一旦有新的材料出來，我都會推薦給學生或者在課堂上使用，比如前一段時間季羨林的《牛棚雜憶》英文版出來，最近梁曉聲回憶錄的英文版出來了，對研究當代中國的學生就會有用。
美國大學生如何看待中國？
Q：您在《友善和敵意並存：美國大學生看中國》一文中提到，很多美國大學生對於中國的興趣是基於一種對“敵人”的研究興趣，而非善意的好奇。您覺得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有方法改善美國大學生的這種印象和反應麼？（這是否意味著此前大力推廣的孔子學院並未取得如預期的效果）
伍國：我仍然認為美國社會對中國談不上友善。我們過去之所以認為友善，可能就是因為接觸的都是以研究中國為生、和中國有交集、甚至有一些情感的中國問題專家，但他們在美國社會本身就是少數中的少數，精英中的精英。
絕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在中小型城鎮，而絕大多數美國學生，除了自己家所在的鎮和學校所在的鎮，並沒有更多的經歷和見聞。而美國媒體是極少正面報道任何話題的，這當然是西方新聞的特點，但是對學生的影響就是，他們從中學得不到多少有關中國的信息，從媒體得到的幾乎全部是負面消息。
他們在學期結束對中國進行自由選題、獨立研究的時候，幾乎從來都是從批評和指責的眼光看待中國：環境被汙染、女性被壓迫、少數民族被排斥……極少有學生願意正面地看待中國。
我前面說，美國學生在知識“intellectual”意義上的理解和表達能力 ，是比較強的，這必須承認，但是在立場、認識論的角度，他們的思維慣性是以負面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國。我不可能去迎合這種態度。所以，在我的教學中也不由自主地形成一種“解釋” ，甚至“聲辯”的敘述風格，讓學生認識到中國這個文明體的確是和他們所熟悉的歐洲—美國文明有極大差異的文化，有自身的起源和規律，也有自身的進步和問題。
任何以二十一世紀美國中產階級的標準，靠讀了幾本書就簡單評判任何非西方社會的思維，都是僵化和自我封閉的，而這並不利於美國學生更全面地理解這個已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世界。簡單地說，我不干涉他們的思想自由，但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否則何必要我來教呢？現在上網什麼都可以查到。“知識”是第一個層面，“視角”和“方法”是第二和第三個層面，這後兩個層面還是需要教師啟發和引導的。
然而，在一個更宏觀的層面上，我對如何總體性地改變美國年輕一代的中國觀，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事實上，不管有再多的“宣傳”，一個傳遍全球的食品安全醜聞就足以抵消一切。
孔子學院我沒有親身接觸過。可能孔子學院在第三世界國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們想學中文和中國文化，而中國送人、送教材、送資料去合作，應該是很受歡迎的。在一些和中國文化本身有親緣關係的國家，比如韓國，也沒有人質疑孔子學院，但是美國不同。美國太特殊了。美國人認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天然合理的，對別人做任何事情都充滿疑心。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存在諸多對立和分歧的中國，以國家力量大規模在美國傳播中文和中國文化，而且進駐到以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為生命的大學校園，必然引起懷疑和反彈。
另外，中國出人、出資料教中文，美國人也未必看重。美國的大學裡，正式教授中文的華裔教授、短期教學的客座、訪問學者，來自中國國內大學的交流項目學者並不少。他們在美國現有的學科體制內教學，學生學習以後可以獲得學分，教材也是在美國出版的雙語中文教材。
可以說，只要美國人願意，學習中文的資源並不缺乏。現在有的美國人還在網上學習中文。孔子學院有沒有必要錦上添花？我是認為不必要的。
即使“孔子”這個名號，也未必像中國想象的那樣有吸引力。我所教過的學生，幾乎全部對儒家文化持批評態度（我本人則越來越持“溫情和敬意”，現在經常通讀中英不同版本的四書，對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人非常欽佩），而學生真正愛讀的是《孫子兵法》。美國的連鎖實體書店Barns&Noble，在我們這裡的一家分店裡，現在我能看到的唯一一本中國書，而且是和希羅多德之類在一起的經典，就是《孫子兵法》。有時我甚至想，中國或許應該在美國放棄“孔子學院”，改開“孫子學院”，傳播這種實戰智慧，但必須付費，絕不免費，因為這是很實用的。
《孫子兵法》現已有至少40種英譯本
有時候似乎日本人的做法更巧妙。比如我經歷過的，美國的公園裡搞個多元文化節，日本人會帶著墨汁和毛筆，給美國人寫名字，根據英文名字的日文發音在白紙上寫成片假名，送給他們，美國人高高興興拿走了，還覺得書法本來就是日本的。這時候我就想，中國人如果在公園裡有個小攤位，會有什麼辦法很簡單又有趣地介紹中國呢？
中美大學教育之我見
Q：在您看來，中國和美國的大學教育有什麼差別？美國的大學教育體系有什麼優劣（比如近期哈佛大學陷入招生歧視醜聞等），對中國教育改革有何啟示？
伍國：我在國內讀本科的時候，因為專業的關係，來自英語國家的外教數量比中國老師好像還要多。他們帶來了一些美國的教學方法，比如把座位改成一圈圍坐，師生平等討論，改變過去的老師佔著講臺，學生集體看著老師的佈局；比如每個學生都有機會輪流上講臺，就任何自己最近關注的話題做英文報告；分組進行辯論，或者辦“雜誌”等等。
需要補充的是，當時我們學校似乎偏重外交、外事方面，所以對國際局勢比較關注。1992年美國大選辯論剛剛舉行，我們在學校馬上就看了錄像學習。我至今還保存著當時在學校資料室錄下來學習的一份資料，是1972年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招待尼克松時雙方的演講，記得尼克松抑揚頓挫地朗讀英譯的毛主席詩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我們還搞過全英文的模擬新聞發佈會，涉及諸如蘇聯解體後的經濟改革之類。這些在今天的國內課堂也許都有。所以我在美國作為作業寫的第一篇研究性小論文，就是藉助卡特總統檔案研究關於1978—79年中美建交前後的一段歷史，或許也和以前求學的經歷有點關係。
我想美國大學最大的優勢，首先還是信息和思想自由，尊重學生。老師不隨便否定和批評學生，圖書館員很專業，儘量幫助學生搜索資料，創造了一個有利於學術探索的環境。其次是學術訓練嚴格。再自由的思想也必須言之成理，以理服人，這就要求思想和語言能統一起來表達比較複雜的思想，而且能有效地使用資料證據。“如何寫”，在美國是很受重視的。每所大學都有寫作中心和寫作顧問幫助學生提高寫作技能。
國內的大學教育我不太瞭解，就我所聽到的一些來訪的國內學生反映，似乎教師沒有真正嚴格執行閱讀計劃，只是推薦一些延伸閱讀列成書單，但學生並不去讀。在美國的文科課上，要求閱讀的書目本身就比較多，而且必須閱讀，討論也是計分的。要求做研究，寫論文，一點馬虎也沒有。
但是我覺得現在國內大學生的主動性其實也很強。在我親身經歷中，有自費拍出完整長度的電影在學校禮堂放映的，放完後主創人員上臺回答觀眾提問——我在現場觀看了；有組織讀書會的；自學冷僻外語的；一場講座，可以坐滿一個一百來人的大教室。這些都是全憑興趣，沒有什麼功利目的。
美國則容易這樣：學生做東西的專業水準是高，但似乎也是被動的。讀書，因為是規定的，課程以外的講座，如果去聽那是要得到額外的學分，或者能吃到披薩；自己拍電影，那除非先申請到經費，自費恐怕沒人願幹。中國學生的激情很大，但學術要求似乎不夠高，其實標準高一些可以激發人的潛能。美國學生受到的外在壓力較大，標準較高，但容易討價還價，看重分數，和能得到什麼好處，真正發自內心的驅動，未必就比中國學生強。
美國名校的價值觀
哈佛招生的事件我是這樣看：大學，特別是精英大學不可避免地承擔純粹教育以外的某種社會平衡和調節功能，很難按照一些華裔父母所設想的有一個簡單的公式：誰分數高誰就上。因為按照分數來判斷的平等（equality）並不等於社會意義上的公正(equity)。
從學校管理者的角度看，高分本質上是大量資源投入的結果，完全看分數必定意味著沒有能力做這種投入的家庭，根本不可能與有能力的家庭（特別是非常注重教育又看重名牌大學的亞裔家庭）競爭，
以分數為基礎的“公平”(fairness)未必是社會資源分配意義上的“公平”。
我寧願把這種照顧性質的均等理解為一種人道主義援助。雖然我以前說過，真正的平等就終極上來說並不存在，但現實中的大學也不可能真正讓亞裔在哈佛的比例遠遠超過其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可以說這就是一種政治操作和平衡術。
華裔父母也需要反思。我個人認為華裔父母過度看重名校。人的一生最可貴的是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做出自己想做的事，還能影響他人。在這個意義上，是否非要去擠進一所最好的學校，至少是不符合我個人的價值觀。去讀一所最好的商學院，不如做被商學院研究的成功案例吧。
現在一些華裔在談論華裔在美國的貢獻和影響，我覺得這些影響未來必須來自各個方面，政界、商界、新聞界，需要培養能夠用語言、思想、行動、資源影響社會的年輕人，如果父母自己狹隘地死死糾結於孩子要從哈佛畢業，而畢業以後的長遠目標究竟是什麼又不清楚，可能既不是孩子自己的理想，也把華裔的視野限制得更窄。
伍國副教授，工作第一年的第一場大雪，攝於2006年
我對自己的孩子就是這樣，有一定的要求，但不太高，總之沒有什麼刻意的、目的性很強的目標。但我會和他認真討論一部電影的主題，即使他還在讀小學，我還是會問他是支持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理念。有時故意問他，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選擇你覺得是什麼？希望他將來能對世界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遵從自己的內心，放鬆享受生活，大致過得順利就夠了。如果真有自己的目標，那就堅持去追求，但這個目標只能來自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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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簡介：伍國，四川樂至人，1974年生，2001年赴美留學，現為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Allegheny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研究專業負責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紀中國人類學史及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政治和學術話語構建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