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作者採訪電影演員李雪健
第九章 南下深圳（下）
第五節 父親守護在一堆廢紙殼和塑料品前，像一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守護著戰利品一樣；夕陽下，父親瘦弱的身影像刀一樣扎進我的心裡；當父親被推出手術室時，我的腿一軟，差點倒在地上
我把父親接到了身邊。
我必須把父親接到身邊。母親走了，妹妹早已出嫁，老父親一個人在武漢，雖說有表弟照看，但我心裡總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日裡夜裡不得安寧。忙完了工作，回到租住的地方，眼前就會浮現出他那蒼老的容顏和孤獨的神情。
父親來到深圳後，和我住一間房。白天，我去上班前，給他把午飯做好，他自己熱著吃，晚上我回來，父子倆一起吃飯。問他白天干啥，他說就在住地四周走走轉轉。後來，他時不時撿些塑料瓶和廢紙殼回來，堆在房間裡，集多了再拖到附近的廢品站賣掉。他不識字，我擔心他走失，便將我的名片裝在他的衣服口袋裡，告訴他遇到情況就找人給我打電話。
果然，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辦公室處理稿件，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接聽，一個陌生的聲音找我。我忙問什麼事，陌生人說我父親撿了很多廢品，拖不動，讓我去給他拖。問清地方，我立馬騎上30元買的那輛破單車趕到紅會醫院附近，找到父親。父親守護在一堆廢紙殼和塑料品前，像一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守護著戰利品，見到我就孩子似地笑了。得意地說，今天運氣好，撿了好多，真拖不動，拖得動就不會讓人給你打電話了。我的心裡一陣酸楚，忍住就要往下掉的淚水，忙著將那些廢品放上單車捆綁好，分三次拖回了住處。
還有一次，晚上下班回到住處，父親告訴我，說他抓了好大一條蛇，問我會不會殺蛇，殺了燉湯喝。我可真嚇出了一身冷汗。要是被蛇咬了那還得了，我衝他大發脾氣，說他不知死活。父親依然孩子似地笑著，說知道蛇是前面餐館裡跑出來的，應該沒毒。他越說我越來氣，厲聲警告他再不可以如此亂來，並說不準他再撿什麼廢品了。正說著，餐館人找來，要將蛇拿走。本來我不想給，想成全父親，但為了不讓他今後再惹出我意想不到的麻煩事，就同意了。父親好失望，說他一輩子還沒吃過蛇肉呢，聽人說可好吃了。我心軟了，當時就要請他上餐館吃蛇肉，可他心疼錢，說什麼也不去。
那以後，父親不再四處撿廢品了，可他一生勞作慣了，閒著無事可幹，住地都是年輕人，也沒有誰和他說話，他更加孤獨了。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住處，遠遠地就看見他坐在安置區門前的馬路牙子上，望著來來往往的車發呆。夕陽下，他瘦弱的身影像刀一樣扎進我的心裡，我緩緩地走向他，扶他起身，說：“爸，我們回家吧。”
我想是該送父親回老家了，父親在城市裡太孤獨了。我和妹妹聯繫好，讓爸回老家和她一起過。妹妹說，知道爸在那裡過不習慣的，送回來吧，我們照護。
可就在這段時間，父親告訴我，他吃不進東西，半個月沒有大解了。我一聽急了，責備他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他說怕影響我工作。第二天，我帶他到市第一人民醫院做檢查。醫生告訴我，父親的胃裡長有一個腫瘤，堵住了胃出口，必須切片檢查，以確定良性還是惡性，但無論良性還是惡性，都必須手術切除。醫生徵求我的意見，父親畢竟是70多歲的老人了，能否接受這樣的手術，需要家屬表態。我沒有徵求妹妹和妹夫的意見，斷然簽字並告訴醫生，必須手術，出了問題我做兒子的負責！
雜誌社知道了父親的情況，非常重視，不僅給了我假期，還指定了一個同事在醫院幫忙料理。
萬幸，父親腫瘤切片病理檢驗，結果在良性與接近惡性之間，醫院立即安排手術切除，並告訴我，為防患於未然，有可能要切除大部分胃組織，我同意了。手術進行了3個多小時，事後醫生告訴我，手術很成功，不光切除了腫瘤，還切除了大約三分之二的胃。當父親被推出手術室時，我的腿一軟，差點倒在地上。
感謝上蒼，感謝勞作，父親在病床上躺了3天后，憑著他硬朗的體質和農民的倔強，居然可以下床稍事走動了，而與他同病室的一個盲腸炎手術患者卻還在病床上不敢下地。一個星期後，父親出院了。一個月後，我將父親送回老家，交給了妹妹和妹夫。
後來妹妹寫信告訴我，父親的身體在一天天康復中，慢慢地，食量也在增加，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上世紀90年代初作者和父親在深圳
第六節 接任深圳青年雜誌社編輯部主任；和友人聯手，創辦了一家叫“達觀文化”的公司，怎麼說也算是下了一次海，經了一回商
1992年1月17日，88歲的鄧小平開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提出“要抓緊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力爭國民經濟更好地上一個新臺階”的要求，為中國走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不久，小平南方之行的旋風席捲中華大地，全國掀起了又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
正是在這一年，隨著鍾鐵夫的調離，我接任了深圳青年雜誌社編輯部主任。
按我的從業資歷，我完全可以申報高級職稱了。這一年，我和雜誌社幾個同事報名參加了高級職稱的考試。考場上，我發現有些考生在作弊，或掀開褲腰帶偷看相關答案，或直接從口袋裡掏出紙片抄錄，我想，這能代表真實的業務水平嗎？這樣獲得的職稱不是自欺欺人嗎？假貨充斥，我心悲哀。書生意氣一下子翻湧上來，老子不要這高級職稱，就不信不能活人！試卷沒做完，也不想做了,憤而起身交卷走人。從那時起，我就打定了此生再不沾這鳥職稱的邊，我就做我的編輯，做一個貨真價實的編輯。
經過幾年反覆打磨，1992年起，雜誌社開始高歌猛進地發展。當年雜誌發行量達到了40多萬冊的巔峰，在全國有6個分印點，深圳青年大廈也在開始動工興建。
《深圳青年》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擔當，激勵和吸引著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抱負、不墨守陳規的年輕人來深圳闖天下。
鄧小平的南方之行及重要談話，使深圳的發展，獲得了一個更加強大的動力，更多的年輕人湧向深圳。
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在深圳國商大樓
經濟建設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雜誌社裡很多人坐不住了，一些編輯記者也提出要轉向搞經營，王星、曹海等紛紛下海，在不脫離雜誌社的前提下開始經商。受其影響，我也鼓足勇氣，向雜誌社提出了自辦文化公司，向社裡交管理費的申請。社裡同意了，1993年春，我和友人聯手，創辦了一家叫“達觀文化”的公司，我們二人分別任總經理和副總經理。
記得公司營業執照辦下來的當天，我還寫下了一篇文章《索性下它一次海》，發表在當期的《深圳青年》上，文中真實地記錄了自己當時的心態：
前一陣還能做到心理自我平衡，安貧樂道乃文人之美德。你賺你的銀子，我爬我的格子，大不了少出入點賓館酒店，少享受點現代文明，倒也自得其樂，塗鴉不疲。然山盟海誓的一次戀情突遭崩塌，究其原因不少，但關鍵卻在此：囊中羞澀，談什麼情，戀什麼愛。
夜半獨對孤燈，任思緒翻來覆去，不覺大徹大悟：凡事有先有後，切不可本末倒置。人在深圳，首當其衝者當儘快讓腰包鼓脹起來。百十萬往那兒一擱，九天仙女恐怕也會飄然而至，何愁無情，何愁無愛。想至此，不禁大腦為之一新，精神頓時大振，對著空壁大吼一聲：索性下它一次海！
於是尋思起鼓搗一家公司抑或一家中心，管它是否‘皮包’，管它是否合法。男子漢大丈夫，沒錢算什麼東西。反正赤條條一百來斤，來也無牽，去也無掛，只要不淹死，彼岸總有咱的一片風光，怕它個鳥！
訴與一海中知己，劈頭一頓訓斥：此種心態，下什麼海？繼而鼓氣：管它呢，既已下海，先嗆它幾口水再說。
也對，管它呢，既已下海，先嗆它幾口水再說。
就這樣，我滾到海里去了。
左撲騰，右掙扎，近一年的時間，公司僅僅搞了兩次活動，一為“毛主席像章收藏展”，一為“千里共嬋娟——軍民中秋聯歡演唱會”，寸銀未賺，灰頭土臉，再強撐下去，連飯都沒得吃了。這才真正明白了自己不是經商的料，一時頭腦發熱帶來的將是滅頂之災。不得已，只好向雜誌社要求回到大本營，王京生笑了，說，沒淹死就好，回來吧。
一切如昨，桌還是那張桌，椅還是那隻椅，剪刀還是那把剪刀，墨水還是那瓶墨水，然而，找不到原來的那支筆了，編輯部主任的位置也坐上了別的人。
不過，怎麼說也算是下了一次海，經了一回商，聊以自慰吧。
第七節 女兒子月來到人間；疏遠新詩，轉向古體詩詞；萌生離開深圳青年雜誌社的念頭；改《鵬城金版》為《鵬城今版》；兩次機會，兩次放棄，原因只有一個：住房；王京生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
打從寫下《在深圳找好女人難》之後，我就沒想過要在深圳本土上找到我的另一半。我固執地認為，大凡在深圳浸染一個月以上的女性，都不可以信任，為此還曾傷害過因這篇文章而深深愛上我的一位女性。我把目光投向內地，因而也就接受了她。相處半年後，1993年5月，我們走進了婚姻。
次年3月31日夜，子時，月色如水，我們的女兒來到了人間。
我為女兒取名叫子月，併為她寫下了一篇文章《永遠的月亮》:
小時候依偎在母親懷中，母親總是不厭其煩地給我講月亮和太陽的故事。說月亮和太陽本來是天上玉皇大帝的兩個女兒，姐妹倆都很漂亮，世間的人們總是喜歡抬起頭看她們。太陽妹妹很害羞，不想被人看，但又沒有辦法，就要月亮姐姐幫助她。月亮姐姐就拿出媽媽王母娘娘臨終前交給她的一包金針，告訴太陽妹妹，再有人看你，你就拿針扎他們的眼睛。於是，從那以後，人們便不敢看太陽了。而月亮姐姐把那包金針給了太陽妹妹，沒有了保護自己的武器，人們就無所顧忌地看她，她既不羞，也不惱，因為保護了太陽妹妹，盡到了做姐姐的責任。
長大後總記起這個故事，當然隨著知識的增長，我對故事的真實性早已不以為然，但故事中那美麗善良的月亮姐姐卻使我刻骨銘心。以至於到今天，在太陽與月亮之間，我依然對月亮情有獨鍾。我固執地認為月亮送金針給太陽集中代表了人類的全部高尚與無私，倘若世間所有的人都能擁有故事中月亮姐姐那一份真情和愛心，人類社會該有多麼的溫馨與寧靜啊！
我愛月亮。
在故鄉小村的原野上，夜，靜靜的，我和初戀的女孩坐在河邊青青的草地上看月亮。月色映照下，女孩的臉上蒙著一層淡淡的光暈，像一尊晶瑩剔透的玉雕。
我給女孩講了媽媽講給我的那個故事，我告訴女孩說，我會像月亮姐姐保護太陽妹妹那樣保護她。女孩好感動，頭靠在我胸前，眸子裡有淚光在閃動。
而後來女孩被她的父親強嫁到一個富裕人家去了，我第一次感到了貧窮的恥辱。
臨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女孩約我到月光下，還是那片青青的河邊草地，女孩說，哥，你永遠是我的月亮。我卻什麼也說不出。
多少年後，我從省城回鄉下為母親樹碑。月色如水，原野上的麥苗兒青青，菜花兒黃黃，母親靜靜地長眠在黑土之下。依偎在母親的墓碑上，我又一次記起了母親給我講的那個故事。我才真正明白，母親就是那一輪潔白無私的月亮，為著兒女奉獻一生的心血而不求回報，何其崇高，何其偉大。
我摯愛月亮。
無論是在鄉間汗流浹背的勞作之後，也無論是在鬧市緊張繁忙的工作之餘，我總要抬起頭看看月亮或者一個人到月光下走走。那一刻，我感到白日的一切疲憊和煩惱頓時煙消雲散，靈魂也得到了一種撫慰和澄淨。
在古長城的烽火臺上，在洱海邊的濤聲之中，在沙頭角的中英街裡，在北部灣的異國他鄉，我都獨自用心靈和月亮做過對話，我似乎都能聽到月亮默默地對我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只要問心無愧，那就夠了。
此生月亮伴我。
因此，當我的女兒在月光下來到人間，我送她的第一件禮物便是給她取名為子月。
子月如月，這是我對女兒真誠的祝願。
女兒大些時，我把父親又接到了深圳。原本想讓他安度晚年，享受天倫之樂，但事實上適得其反。因為家庭的原因，他除了孤獨，更多的是傷心。無奈，我只好把他交給了同在深圳打工的妹妹和妹夫照護。後來妹妹妹夫回了老家，把父親也帶了回去。
送父親離開家的那天，我哭了。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疏遠了我曾視為生命的新詩。在《詩刊》發出《深圳十四行》組詩後，我很少再寫新詩，也不再讀新詩，但與詩人間的聯繫並沒有中斷。到深圳後，我結識了當時深圳本土比較活躍的一些詩人和作者，如趙婧、客人、謝宏、夏木子等，也見到了當時已在全國詩壇產生影響的南下詩人黃淮、徐敬亞、呂貴品、王小妮、劉虹、王亞明、朱一鳴、潘洗塵等,並和王亞明、朱一鳴結成了好兄弟。因了我們仨都在深圳報刊界工作，來深前都曾在內地寫詩著文，當時的《深圳畫報》還派出文字和攝影記者為我們做了一篇題為《深圳三劍客》的特別報道。同時，我還接待過不少全國各地來深旅遊抑或採風、公幹的詩人，並將我在湖北工作時結下兄弟之交的詩人熊紅動員到了深圳工作。
深圳三劍客：朱一鳴（左）、作者（中）、王亞明（右）
即便如此，與新詩相關的一切活動我一概謝絕參加。不是我不愛新詩，而是隨著經濟建設的浪潮興起，我認為中國的新詩脫離了現實，走向了墮落。1990年代新一輪經濟大潮洶湧而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世俗化”，詩人則徹底“被拍在了沙灘上”。那時社會崇拜的是商人、有錢人，有的詩人都不屑於說自己是詩人，覺得窮酸氣。在深圳，沒有人聽你談詩，也沒有人認真寫詩，股票、房子、投資、賺錢的慾望已經瀰漫全城，我對新詩徹底失望了。
我轉向了古體詩詞。1994年，我寫了創作生涯裡第一首詞：
《浪淘沙.思歸》（新韻）
別久苦難排，
鄉戀深栽。
欲回故土未成才。
夢裡依稀慈母喚，
醒淚冰腮。
月下上高臺，
風去雲來。
思歸遊子滿心哀。
但願流星知我意，
飛報愁懷。
轉向古體詩詞的同時，我還寫起了小說。1994年6月，《特區文學》發表了我以早年窯場生活為素材創作的中篇小說《窯場》。
同年7月，代表深圳青年雜誌社出席在廣西南寧召開的全國青年報刊年會，並走出國門，和越南青年代表一起聯歡座談。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青年雜誌社部分編輯記者訪澳門
現實生活的壓力，加上年歲已近不惑，不可能在一家青年刊物做編輯做到退休，我逐漸萌生了離開深圳青年雜誌社的念頭。
但必須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單位和工作崗位。大學畢業後一直供職於新聞出版領域，自己的優勢也在於此，於是便把新的工作方向投向了深圳特區報。
1995年初，《深圳特區報》擬在16個版的基礎上增出一份都市生活版，暫定名為《鵬城金版》，面向報社內外招人。由於平常工作的關係，我與這家報社很多人熟悉。我便向報社遞交了入職申請。很快，深圳特區報同意調入，先試用3個月。我便向王京生總編交了請調報告，王總也同意了。
《鵬城金版》籌辦負責人是陳寅，當年是《深圳特區報》總編室主任，現任深圳報業集團社長、黨組書記，實際工作由深圳特區報的辜曉進負責。記得當時由《深圳特區報》抽調到《鵬城金版》的人員有高福生、郝新平、劉青、馮景等人。報到後，我和他們一起開會討論，一起探討版面，在一次會上，我談了我對《鵬城金版》刊名的看法，我認為“金”不好，容易被誤讀為深圳拜金思想嚴重，建議改“金”為“今”，改刊名為《鵬城今版》，意即今天的深圳。此建議得到了深圳特區報社編委會認可，於是便有了後來橫空出世的《鵬城今版》。
然而，在《鵬城今版》只待了半個月時間，沒等試用期滿，也沒來得及看到她3月3日重磅推出的第一期，我就選擇了離開。因為我太需要有一套甚至是一間供我一家三口容身的住房，但《鵬城今版》無法滿足，《深圳特區報》也無法滿足。如果為了我自己而留下，那麼深圳青年雜誌社安排給我的過渡房就會被收回，那麼全家人也將會失去住所。我只能選擇放棄。
回到雜誌社，講明原因，希望理解接納。感謝王京生，他同意了我的請求。
同年8月，得知由《深圳特區報》和香港星島集團合資創辦的《深星時報》即將創刊，面向社會招聘，我找到當時負責籌辦該報並任該報總編輯的陳錫添，因他早年也曾在湖北日報社工作過，我便向他談了我的情況並遞交了簡歷。一個星期後，我接到了錄用通知書。我按通知上的時間來到《深星時報》，並向接待我報到的人談了我的要求，希望能解決我一家三口的住房，但得到的答覆仍然是不可能。
因為同樣的原因，我又一次選擇了放棄。
兩次機會，兩次放棄，我已無法安心在深圳青年雜誌社工作了。稍後不久，王京生調離，就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長，鼓勵我接納我來深圳的第一個領導走了，我知道再難我也要離開這裡了。
同年9月，應邀出席《詩刊》社在北京舉辦的“中秋詩會”。
1996年7月中旬，我已經四十出頭了，不能再拖了。我找到王京生，請他幫忙，我要離開。
依然感謝王京生，他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深圳特區報》，劉美賢收。
2019年春《深圳青年》老同事聚會（右一為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