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與火的使用,在人類發現史上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

北京人的文化是以石器、角器及用火遺蹟為代表。遺址表明,北京人的文化內涵已相當複雜。北京人遺址發現的石器與石片總數達10餘萬件。石器的製作原料多達44種,而常用石料有4種,即脈石英、水晶石、砂岩、燧石。在石料品種上,由於北京人居住的附近,缺少適宜製造石器的火石巖,只能選用脈石英、砂岩一類的石料。但脈石英質地堅而脆,砂岩則質地軟而易碎。由於大量使用質劣的脈石英,在製造石器過程中往往事倍功半,因而北京人遺址中出現大量石器的廢品,約佔綜合研究標本的50%:這種情況在歐洲古人類遺址中是不多見的。歐洲盛產火石,學者們曾做過多次試驗,用火石打製當時歐洲的“手斧”,遠比用脈石英仿作北京人細小尖狀器容易得多。

石器與火的使用,在人類發現史上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

無疑自然地理條件給北京人用脈石英為原料打製石器增加了很多的困難。但我們欣喜地發現,隨著時代的推移,北京人在實踐過程中,對岩石性質的認識能力逐漸提高,其表現為對質劣岩石,如質軟易碎的砂岩的用量逐漸減少,質優的水晶石、燧石用量則增加。他們到龍骨山東北2公里的花崗岩丘陵地採集小塊水晶石,到離龍骨山5公里的牛口峪附近採集大水晶石。並在使用脈石英方面去劣選優的能力逐漸增加,在距今年代最近的上部地層中出土的優質乳白色或半透明的石英石明顯增加。顯然,北京人不但瞭解不同岩石的性能,而且已經能用不同的岩石,使用不同的方法制作出不同的石器。因此,把最初的“岩石學家”的桂冠授給北京人,是當之無愧。這充分顯示了北京人在瞭解自然地理環境、利用自然地理環境方面的卓越成就。

石器與火的使用,在人類發現史上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

像北京人那樣對性質各異的石料施以不同的打製法,在同時期世界上是少有的。這種認識岩石性質的能力,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是他們在漫長的歲月中觀察自然,不斷積累實踐經驗而形成的。現有資料表明,人類對火的使用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的是無火階段,人類還不知道用火;進而為用火階段,人類已能利用與保存天然火;最後為造火階段,即已懂得怎樣用人工方法取火。猿人階段的人類已知道使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而只有晚一階段的早期智人才懂得人工取火。在北京人的遺址中,發現了豐富的用火遺蹟。在周口店第1地點,就發現四個面積大而厚的灰燼層,當時的主要燃料是草和含油脂的鮮骨。北京人用火併不是首創者,是從比他們更早的先輩傳遞下來的。

石器與火的使用,在人類發現史上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

周口店北京人

前面我們提到過,早在一百七八十萬年前的西侯度遺址、元謀人遺址內,都發現了火的遺蹟一灰屑和燒骨,推測人類用火的歷史要比北京人時代早一百萬年左右。但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北京人管理火、控制火的能力大有提高,以至學會選用最佳的方法使火能長期保存,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火的使用,在人類發現史上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是人類利用和掌握自然從而達到改造自然的強有力的手段,使人最終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人類使用了火,開始熟食。由於熟食,縮短了腸胃的消化過程,營養易於吸收;也由於熟食,食物的種類和範圍大大地擴充,使有毒的植物經燒煮後也可進食。那些堅韌的肉類和根莖,因經燒烤而分解成人體需要且易於吸收的營養成分,從而大大地促進人類體質的發展。

石器與火的使用,在人類發現史上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

火能帶給人類溫暖,使人類克服自然界氣候條件的限制,從而擴大活動範圍,人類得以不僅能在氣候適宜的溫帶生活,而且能夠在寒冷地區生存。距今180萬年的西侯度遺址的氣候,年平均溫度在0℃左右,如果沒有火,人類在這麼寒冷的地區生活並創造有關文化是難以想像的。遼寧金牛山遺址,相當於北京人晚期文化,距今27~ 18萬年,在北緯40℃左右,寒暑變化大,尤其在寒氣逼人、北風瑟瑟的冬天,那時還無衣著蔽體的晚期猿人,如果沒有火,無論如何是闖不過冬天的。只有使用了火,古人類才有可能克服氣候的障礙而走向更廣闊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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