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王笑康
編輯丨李逸軒
排版丨王一帆
在今年夏天這次特殊的高考中，誕生了一篇特殊的作文，它就是《生活在樹上》。這篇滿分作文在互聯網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對於評分標準、文學本質以及關於“象牙塔”的長期爭議被重新引燃。同時，作為作文標題出處和立意核心的文學名著《樹上的男爵》也在90年代的文學浪潮之後重回大眾的視線。那麼，這本書究竟講述了怎樣的故事？它又為今日解決關於“象牙塔”的爭議和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提供怎樣的借鑑意義？
（本文含有輕微劇透，請謹慎閱讀）
01. 荒誕的人生——一場樹上的奧德賽之旅
“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奧瓦斯科•迪隆多最後一次坐在我們中間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吳正儀 譯），1956年，33歲的伊塔洛•卡爾維諾寫下了這句頗具回憶式意味的開頭，它比《百年孤獨》回憶式的開頭早了整整10年，而生活在樹上的柯希莫男爵的傳奇故事也隨之展開。
叛逆的柯希莫因為厭煩了姐姐的蝸牛餐而賭氣上樹，然而，不同於我們童年時的某一次任性的是，柯希莫再也沒有下樹。他在樹上演繹了一段堂吉訶德式的傳奇人生：從救火、交友、經歷兩段截然不同的愛情，到拆穿共濟會陰謀、見證友情與背叛、同海盜作戰、起草憲法、作為“住在樹頂上的愛國志士”接見拿破崙、與盜賊交好並實現相互救贖，最後在臨終之時，他跳上悄然到來的熱氣球而離去，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一行字：生活在樹上——始終熱愛大地——升入天空。
從十二歲的一次倔強，到年老之時以一種傳奇化的方式離開人世，柯希莫經歷了一段史詩般的人生。和福克納《我彌留之際》一樣，這個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像奧德賽之旅的神話一樣傳奇的旅程，主人公漂流在個人、家族、社會的洪流之中，將它們貫穿在一起。
《樹上的男爵》，[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著，吳正儀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7月
從個人經歷來看，與教師神父的教學相長、同律師騎士的複雜矛盾、與怪盜賈恩的地下交情、和烏蘇拉的曇花之戀等密密麻麻地填充著柯希莫的一生，然而在柯希莫心底佔據最重要位置的卻是與薇莪拉一生的羈絆——這位女侯爵從他的青梅竹馬變成盜賊的盟友，之後成為他的情人，最後卻拋棄了他。
薇莪拉的成長曆程和形象變化，不僅僅代表了對舊的倫理規範的打破，實際上也是柯希莫精神世界的象徵。柯希莫經歷了舊的純情時代的幻滅和新的精神結構的成形；經歷了一個從異化到最終找到新的平衡的過程，對此，卡爾維諾在後記中解釋為“古老的和諧狀態喪失了，人們渴望新的完整。”
想要理解卡爾維諾的這句話，還需回到書中進行探索。在閱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卡爾維諾把故事設定在18世紀中後期意大利，柯希莫的人生旅程與拿破崙戰爭和復辟、共濟會與異教徒戰爭等歷史事件緊密相連。書中也充滿了僧侶、修女、騎士、城堡等中世紀元素，這也印證了三部曲的大標題——“我們的祖先”，即久遠時代先人們的故事。時代動盪與新舊變革是這一時期的主題，這也正是二戰後古典與現代並存、沒落與變革共存的那個時代的主題。由此看來，卡爾維諾雖然將故事發生的背景設置在在中世紀，但這一切也發生在二戰戰後的意大利。
卡爾維諾本身生活在這樣一個矛盾的時代當中，他筆下的主角柯希莫自然也充滿了矛盾性。我們發現，柯希莫看似背叛父親，突破傳統的家庭和文化，但他卻又在一個更加廣闊的時代背景下更好的生存；他消失在父母的身旁，甚至無法在親人臨終之時提供陪伴，但他卻從父親的手中接過了代表責任和爵位的寶劍和信物，傳統的爵位和道德在樹上繼續得到傳承。這意味著一種全新的完整，書中爵位和傳統道德的傳承的紙頁下，或許正是本書創作時期——二戰結束後——已經被遺忘的傳統貴族精神的傳承。
這種“以古喻今”也是卡爾維諾個人風格的典型體現，對此作者解釋為“這是現代人的祖先家系圖，在其中的每一張臉上有我們身邊人們的某些特徵，你們的，我自己的”，這既是柯希莫的奧德賽之旅，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奧德賽之旅。
02. 寓言敘事與輕逸風格——對“壓抑時代”的無聲抵抗
縱觀全文，不難發現，卡爾維諾在《樹上的男爵》當中的敘事同大眾喜愛的現實主義敘事傳統不大一樣。甚至，我們可以說，他完全“背叛”了19世紀以來的現實主義敘事，而進入一種夾雜於文藝復興時期神話敘事與後現代主義抽象敘事之間的“卡爾維諾式敘事”，它最基本的特點是奇妙的寓言文體。
這並不是卡爾維諾第一次創作寓言文體的小說。從他20歲左右開始，寓言寫作便成為了他所熱衷的體裁。在寓言寫作的過程中，既誕生了《黑羊》、《孤獨》等珠玉般精緻的超短篇，之後也誕生了他最心愛的處女作長篇——《通向蜘蛛巢的小徑》。
正在寫作的伊塔洛•卡爾維諾
寓言往往誕生於壓抑的時代，當人不能清楚表達其思想時，就會寄情寓言。對卡爾維諾來說，對青年時期的回憶彷彿永遠伴隨著法西斯的口號與密集的隊伍。在40年代前後的那一段時期，集體主義的話語權始終壓抑著個人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生活，經濟社會危機與極端思想下的精神貧瘠與孤立，深深地刻在了少年卡爾維諾的內心深處，也深刻影響了他早期的創作風格。
這種冷漠現實的特徵從《雷區》《不可信的村莊》《國家防空聯合會的晚上》等早期作品中可見一斑。這些作品中充滿了恐懼、貧窮、死亡，以及作者兒時曾參加的少年等法西斯組織等特殊時期的元素，而在卡爾維諾的後期創作中，雖然戰爭元素有所消弭，但這種壓抑狀態下的寓言敘事特色卻一直保持下來，《樹上的男爵》也不例外。
除了寓言化的文體特色以外，本書最大的特點便是奇特的意象選材和匪夷所思的情節。它植根於卡夫卡和博爾赫斯卻與之有所區別。這種特點被王小波稱為“輕逸”，並在自身作品裡大量借鑑。然而，這種說法並非由小波首次提出。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輕逸”就已經被卡爾維諾本人定義為三點：語言的輕鬆化、對有微妙而不易察覺因素在活動的思想脈絡或者心理過程的敘述或涉及高度抽象活動的任何一種描寫、以及他最看重的——富有象徵意味的輕逸的視覺形象。
如果把視野拉回作品本身，也能夠毫無例外地找到關於“輕逸”的這三點的痕跡。前兩點讀者可以在文本中得到豐富的體會，而第三點——輕逸的視覺形象，如同卡夫卡的《木桶騎士》和拉格洛夫的《尼爾斯騎鵝旅行記》一樣，“樹上“這一意象本身就是輕逸理念的重要體現，在樹上跳來跳去的場景也正是那個壓抑的時代下作者渴望超脫的理想的真實寫照。
“當我寫一個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時，我不僅在不自覺地宣洩那個特殊時期的壓抑感，而且還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動力；”1960年，卡爾維諾這樣寫道，“也就是說，我不是被動地接受消極的現實，而且能夠對其注入活力，頌揚，野性，簡約風格，強烈的樂觀主義，它們曾經屬於抵抗文學。”
03. 多重的主題——個人與人群的完整之路
儘管“作者已死”是包括卡爾維諾在內的眾多作者和讀者的追求，但對文本主題的探求卻不可避免地與作者的觀點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卡爾維諾在完成包括本書在內的“祖先三部曲”後，以一位普通讀者的眼光對每本書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的理解可以概括為人與群體的關係、人的異化與尋求完整兩大方面。
人與群體的關係，是卡爾維諾的作品中永恆的主題。在《艱難的生活》中的兩部小說裡，作者給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極端態度：前者的主人公面對恐怖的災難而彷彿置身事外，後者中主人公面對無比普通的煙雲如潔癖般神經緊張、不可忍受。在《樹上的男爵》中，他同樣進行了探索，只不過這次探索似乎更加平衡而全面。
在人物形象的設定上，我們發現柯希莫同時具備“疏離人群”和“接近人群”的雙重特徵。樹上的柯希莫看似遠離人群，卻在實際上利用自己樹上的優勢更全面地縱覽樹下人們的生活，看到樹下獨立個體不能發現的事物，從而利用自己的優勢更好地為大家服務。疏離人群的行為卻帶來與人群本質的無限接近，客觀來看，柯希莫代表的實際是一種處理個人與群體關係的一種方式，正如加繆筆下的莫爾索一樣，只不過，卡爾維諾給出的答案是：遠離人群，本身就是在另一個層面上前所未有地接近人群。
表現工業革命和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人的異化，是貫穿三部曲中的另一重要主題。其中，最為明顯和激烈的體現，便是《分成兩半的子爵》中一顆炮彈把子爵劈成完全善良和完全邪惡的兩半的故事。在《樹上的男爵》中，雖然溫和了很多，但字裡行間仍然滲透著作者對人的異化的觀察和刻畫。每一個人都是自我矛盾的，例如律師騎士的形象——孤獨、冷漠、自我糾結，最後在不明不白的猶疑中死於最信任的海盜的刀下；以及父親的形象——拼命維持舊的權威、多疑、卻對新事物和兒子的抗爭保持著寬容，並投身宗教直到死去；還有怪盜賈恩——作惡多端卻始終靈魂空虛，最終在書中找到自己靈魂的歸宿，在絞刑架上，他最後的願望卻只是想讀完小說的結尾……
人格的分裂、個性的消弭意味著自我的全部喪失，也就是作者所說的，“人被壓縮成為預定行為的抽象集合體”。戰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人們迷茫與猶疑的精神狀態，便是這種自我喪失的外在表現。在本書中，卡爾維諾不僅將這種狀態生動地展現了出來，也給出了他的解決思路，即柯希莫這個人物形象。這或許是這個混亂時代中唯一的完整。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樹上的男爵》中有一條通向完整的道路，也就是通過對個人的自我抉擇矢志不移的努力而達到的非個人主義的完整。
《樹上的男爵》英文版封面
04. “樹上的”精英——話語權轉移與知識分子的定位
如果此時我們將視野拉回那篇刷屏的高考作文，我們會發現，《生活在樹上》雖然確實存在用詞晦澀、引用失當和背離原意等問題，但它確實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知識分子的定位是怎樣的？
如果繼續聚焦於柯希莫，我們會發現他的種種個性：他博覽群書，精通農業、政治等，他有著善良勇敢的天性、並擁有自己創立並履行至死的堅定信條。不難看出，柯希莫的突出身份便是世俗意味上的知識分子，而柯希莫的“樹”，也就是知識分子由知識和思想建構起來的、“高”於俗世的象牙塔。
在俄文中，知識階層（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詞指“道德感強烈、有深重的使命感與罪惡感、具有批判意識、與一般大眾疏離以及與官方權力隔絕”的人；在牛津詞典中，知識分子（the intelligentsia）的釋義為接受過高等教育，並對文化、政治方面有影響力的群體。結合一下，我們會發現，知識分子同時具備高於大眾而接近大眾的雙重特徵。在中國，兩大特徵中的前者似乎成為人們對知識分子的刻板印象，而後者，即“接近大眾”的特徵卻常被忽略，正是這種雙重特徵不均衡引發的距離和誤解，造成了關於象牙塔的長期爭議。
那麼，這種誤解的根源究竟是什麼呢？
在關於這篇滿分作文的討論中，很多人認為考生的大量引用和思考無異於講述“茴”字的四種寫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大眾認為真正的好作品應當是通俗易懂的、平易近人的，引用海德格爾等人的深奧話語，更多是花裡胡哨的炫技。如果說，提出觀點的意見領袖基於文本進行分析，那麼緊隨其後的“一邊倒”輿論，則體現了普通民眾對於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的某種反叛。
從七八十年代以來，文學藝術中“群眾敘事”的沒落和資本力量的崛起，造成了精英與民眾立場的不斷割裂。同時，新興中產階層來源的複雜性，也意味著知識與資本形成割裂。精英與民眾、知識與資本這兩對割裂，讓知識分子產生了一種孤立、猶疑的心態，並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逐漸遠離大眾。
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與自媒體的發展，“草根”擁有了更多發聲的機會。這意味著精英群體受到挑戰，社會話語權正在從精英向大眾轉移。知識分子處在文化的象牙塔尖上，常常被大眾視為閉塞、脫離百姓的精英代表，因而屢遭詬病。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提高開放性認知、接近大眾、打破閉塞刻板印象的努力便尤為重要。
雖然今日象牙塔的爭議與上世紀中葉卡爾維諾所面對的時代條件有所不同，但本書卻仍為今天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提供著借鑑意義。
正如卡爾維諾在後記中所說的話那樣：“為了與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與他人相疏離，他在生命的每時每刻都頑固地為自己和為他人堅持那種不方便的特立獨行和離群索居。這就是他作為詩人、探險者、革命者的志趣。”我們需要生活在樹上，但也不僅僅是生活在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