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以來，部分學者痛感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困境與缺失，試圖從實踐哲學的立場來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徵。一方面突破傳統哲學研究的侷限；另一方面激活中國傳統哲學資源，並促進中、西、馬三種思想資源的良性互動，以確立一種真正切入中國現實的理論形態。這種努力的方向與成果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
實踐哲學與科學化訴求
一般來說，所謂“實踐哲學”是與“理論哲學”相對而言的，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對“實踐哲學”的哲學史闡釋，則所謂的“實踐”依然停留在理論的陰影之下，並隨時可能被“理論哲學”反噬。故要以“科學”作為表徵“實踐”的理論形式，而不能停留在關於實踐的“哲學”闡釋之中。首先，科學本身就同時包含“異質性”與“同質性”，是“理論”與“實踐”的“交接點”。就“異質性”來說，科學的認知形式與科學的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不可還原的差異。就同質性來說，科學的研究成果一旦以形式化的方式凝練起來，則具有了某種客觀性與普遍性。其次，就哲學與科學的關係來看，“實踐哲學”也面臨著科學化的必要性。如果說在人類精神的發展史上，哲學通過高度的抽象為人類的思維確立了邊界與領地，引導了科學研究的方向，揭示了人類在理論思維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 那麼，細緻化的“落地”工作卻需要紮紮實實的科學研究。從這個意義說，“科學一步一步走進來，哲學一步一步退出去”，確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作為實踐哲學的馬克思哲學亦不例外。
自然、社會與科學
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歷史科學”的概念，但是，在寬泛的意義來說，自然科學也是屬於廣義的歷史科學的。因此， 要想確立作為實踐哲學的馬克思哲學的科學形式，就不能簡單地將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對置，而應該在逐層考察自然科學之內在有限性的基礎上，以反向倒逼的方式尋求馬克思哲學的科學化形式。同時，如果這種科學化形式能夠確立的話，還至少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它是人類理性活動的產物，是可以反駁、糾錯的，而不能訴諸某種哲學意義上的“直觀”或者“天賦”；第二，它是以“自由人的聯合體”為價值指向，而不是對自由的壓制或者抹殺。
眾所周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但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極大地鼓舞了當時的“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就耐心地等待他們的“牛頓”出現。但問題是，自然科學處理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社會科學則是處理人與人的關係。由於人是有意志、有目的、能動的、自由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固然可以體現在“物與物的關係”之中，但絕不能簡單還原為後者。只有基於這個區分，才能真正摧毀自然科學之自主性的假象，而如何把握“自然”與“社會”的邊界，則是一個有待深入的問題。
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認為，“自然”與“社會”之間進行的類比，只適用於部分社會現象。即使“適用”的話，也只能用於考察其屬性中的某些方面。即使在進行“考察”時，也絕不能只簡單地照搬自然科學，而應該對社會現象的性質進行獨立的探究。但以門格爾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錯失了對“社會歷史性”維度的充分關注。制度經濟學的“博弈論”正是從這裡切入，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拓展到社會歷史領域：均衡的構造與被打破的過程，可以被視為人類歷史過程的折射。但是，博弈—均衡制度觀所構造的“歷史”只是歷史的一個“面相”，而並非歷史的全部。“經濟學”與歷史之間似乎陷入悖論，失去歷史的經濟學面臨“合法性”危機，而具有歷史的經濟學又面臨“科學性”的危機。經濟學貌似是最接近於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但其科學性的基礎其實是不甚牢固的。這也預示著，確立“實踐”的科學形式，還有待從哲學的層次予以新的突破，因此我們需要繼續“倒逼”。
馬克思哲學的科學化形式
黑格爾辯證法恰恰就是一種新的突破，他聲稱自己的哲學是一種“意識經驗的科學”，意識的“經驗”的過程，也就是“辯證法”的展開過程，任何“學科”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辯證”的思維方式是一個必然的選擇。但意大利思想家克羅齊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雖然能有效處理“對立面的統一”問題，卻誤將“相反的辯證法”運用於“相異的概念”中，最終不僅沒有真正實現“對立面的統一”，反而重新陷入二元論的淵藪。克羅齊通過“相異的辯證法”與“相反的辯證法”的區分，將“對立面的統一”與“度的聯結”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相對於黑格爾辯證法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克羅齊相異辯證法之“二度四階”結構將貌似零散的理論與實踐、美學與哲學、道德與經濟等人類活動的領域有機地構造為一個“立交橋”。但是其不足之處在於，這個“立交橋”是一個“迴路”，即是一個封閉的整體。
如果我們將克羅齊的迴路結構做一個改造，使之既能夠兼容各種不同類型的科學，又能夠為人類的自由留下一席之地。新的結構應是一個基於實踐的“雙層立體”開放結構：“雙層”是“理論活動”與“實踐活動”的層次區分；“立體”是指“實踐活動”的高、低兩階的複合；“開放”是指為人的自由留下的空間。一方面，這個形式是“理論”的，即是通過反向倒逼的方式，層層逼近的。另一方面，這個形式又是“實踐”的，因為在理論“力所不逮”之處，現實的人的自由活動才得以留下一席之地。我們可以將這個結構作為確立馬克思哲學之科學形式的闡釋座標，既顯示出作為“實踐哲學”的馬克思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有機關聯，又能為“馬克思哲學”確立一個可操作性的“科學”方案；既能在“反向倒逼”的意義上論證人的自由，又能為“馬克思哲學”的正向展開提供可能性前提。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