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美國名校的學習壓力是有目共睹的。本文作者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畢業，現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院助理教授。回首自己在美國名校的讀書經歷，他總結，無論是龐大的英文閱讀量，還是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社會實踐，亦或是從教授身上學到的對學術研究極其純粹的追求，都是自己在名校煉獄“求生”過程中的收穫。
文丨劉思達 編丨Jennifer
和許多美國名校比起來，芝加哥大學的校園很小，中心是個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築群，被稱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讀的社會學系就在方庭東南角的一座建於1929年的四層小樓裡。
雖然畢業只有幾年時間，我對這座樓的記憶卻已經模糊了，除了幾位老師的辦公室之外，能想起來的只有一扇扇從裡向外開的木質門，被無數雙腳踩得凹下去的石質樓梯，還有一間只有在開題和答辯時才能出入的博士論文室。
說來奇怪，那間狹小的屋子我只進過兩次，卻對裡面的一切印象極為深刻——屋裡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有兩排書架和一張桌子，書架上擺放著這個全世界最早的社會學系1892年建系以來的全部博士論文。
桌子上坐著我博士論文的三位指導老師，我的導師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後有一扇窗，至於窗外的風景，我從沒來得及看清過。
讓快樂去死的地方
對大多數中國留學生而言，身處異鄉的第一年總是最艱難的，除了語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適應之外，最大的挑戰無疑是養成一種與國內截然不同的學習習慣。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各高校中學術訓練最為嚴酷的學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訓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間版的校訓則是
“讓快樂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上課時都要承受超大負荷的閱讀量。
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週的閱讀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頁書左右，對於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而言，剛開始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
於是在北大每晚十一點熄燈後從沒看過書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幾個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個小時就感覺很幸福。
記得有一次上勞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組織社會學課，課上只有十幾個學生，大家圍著一張圓桌坐，因為前一天晚上睡得實在太晚，我居然當著所有老師同學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發現周圍的同學都在忍著笑，而勞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鎮靜的樣子，頓時覺得無比尷尬。
但挑燈夜讀並不是留學第一年最困難的事，更大的挑戰是自信心的培養。
我所在的芝大社會學系2002級入學的一共有18位同學，其中美國學生佔了三分之二，幾位國際學生也大多有過在美國讀書的經歷，而我不但年齡最小、英語最差，而且對美國社會學幾乎一無所知，一切都要從頭學起。
於是，從入學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被一種隱隱的自卑感所籠罩，總覺得同學們都比我強很多，自己沒有選擇，必須加倍努力、“笨鳥先飛”。
這種壓抑的感覺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試後才有所緩解，在那次考試裡，我的組織社會學問答題居然得了滿分，讓班上的同學刮目相看，也讓我自己有些難以置信。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語言障礙只是一道門檻，沒跨過去之前覺得它比什麼都重要，跨過去了才發現，學問做得好不好，和外語水平關係並不大。
美國高等教育中的三學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於芝加哥大學，據說是因為芝大建校比較晚，想盡快趕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於是就用這一制度創新來讓學生上比兩學期制（semester system）更多的課程。
經歷了秋季學期的魔鬼訓練，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學期，我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都已經有了明顯提高，上課不那麼累了，課下也開始有了些屬於自己的時間。
於是，我迫不及待地開始讀自己感興趣的書，為了保證課外讀書時間，我給自己定了個規矩，無論學校的功課多忙，每週總有一天是留給自己的，只讀那些和自己的研究興趣直接相關的書。
這個習慣讓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學期，我已經開始寫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論文了。後來許多人都問我，為什麼研究生期間發表學術論文那麼快？我的答案很簡單，只是因為動手早而已。
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區別，就是並非以課程為中心，上課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要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有的學生稀裡糊塗上了好幾年課，都還不知道自己博士論文想做什麼題目，這是最可怕的事。
第一年課程結束後，我並沒有回國，而是整個暑假都和同學們一起留在學校，組成學習小組，準備第二年開學前的博士資格考試。
這個考試雖然絕大多數學校都有，但內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會學系的考試是全面性的 ，涉及社會學的十大領域，有一份長達十幾頁的書單，據說書單的內容幾十年間都沒有太大變動，囊括了西方社會學的大多數經典文獻，加起來有一萬多頁。
到了這個時候，我的英文閱讀速度已經和美國同學相差無幾，但大家讀得都十分吃力，有時只能靠互相交換閱讀筆記來趕上進度。
就這麼昏天黑地地過了一個夏天，直到這個讓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齒的考試結束後我才發現，它真的是一個里程碑，通過了資格考試，就算是真正入了社會學的門，以後的修行就看個人的努力了。
這時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確辛苦遠遠多於快樂，而且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身在異國他鄉，沒有人會自動尊重你，你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一點一點贏得別人的尊重。
阿伯特教授
我的導師阿伯特教授是個有點奇怪的人。第一次進阿伯特教授的辦公室，我就被裡面擺放著的幾千本書給震了一下，美國文科大學教授的辦公室裡書都不少，但像他這麼多的還是不多見。
有一次我問他：“這些書你全都讀過嗎？”他只是平靜地點點頭答道：“差不多吧。”
阿伯特教授的閱讀範圍很廣，比如他雖然從沒來過中國，研究的東西也和中國毫不相關，卻讀過兩遍《紅樓夢》，英文和法文各一遍，讓他的中國學生們全都刮目相看。
我一直覺得讀過這幾千本書已經足夠多了，結果畢業前的最後一年，因為一次系裡的活動去導師家裡做客，才發現他的書房裡居然還有另外幾千本。
對我來說，有一位真正讀過萬卷書的導師是件幸運的事情，更幸運的是，阿伯特教授是個對學生不怎麼熱情的人，他幾乎從不和自己的學生合寫文章，也很少過問學生的個人生活，但在學術方面卻極為寬容，從不強迫學生接受自己的學術觀點，而是給學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會學的各種可能性。
不過說來也怪，我從在芝大的第二年開始，就鬼使神差地連著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門課，幾乎佔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課程的四分之一。
這五門課中的兩門是一對一的閱讀課，也就是我自己定一個題目，再做一份書單，然後根據書單每週寫讀書筆記，再和導師討論一個小時。
直到現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學時，我都會建議他們在合適的時候找自己喜歡的老師上一兩門這種“學徒式”的閱讀課，因為它是尋找論文題目最好的方式。
許多過來人都說，博士讀的時間長了，人在很多方面都會變得越來越像自己的導師，不只是學術觀點，有時連發型、著裝之類的都會被導師的品味所影響——所謂“為人師表”，或許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一直覺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賞，對自己的學生也太冷漠，有隻“教書”不“育人”之嫌。
阿伯特教授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談話，都能感覺到他的聰明絕頂、才華橫溢，但很多學者的生存之道他並不會直接告訴你，而是讓你自己在漫長而孤獨的學術訓練中慢慢領悟。
當然，每次他偶爾談起這些東西時，都會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辦公室裡，不知怎麼聊到了做學問所需要的基本素質，結果他說：
做學問需要五樣東西：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紀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樣東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
很多“馬力”十足卻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點小成果之後就默默無聞甚至最終改行了。迄今為止，這是我聽到過的關於這個問題最有道理的話，上課時也經常講給自己的學生聽。
芝加哥大學阿爾伯特教授 -Andrew Abbott
我從阿伯特教授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但現在想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學術研究的一種極其純粹的追求。
美國社會學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進的學者，他們做學問的目的，並不只是為了知識本身，而是為了推動各種社會變革。阿伯特教授則恰恰相反，他所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都只是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會本身。
從這個意義上講，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有點保守的學者，甚至是一個超脫於世外的學術魅影，但事實上，人類知識的演進，少不了這樣純粹的學者。
我並不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但這並不妨礙我欣賞他的學問和品位。
讀書與行路
上文提到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許多讀書人的理想，而強調實證研究的社會學，則為實現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我的開題報告第三年結束時就完成了，幾乎是全系學生裡最早的，不過我並沒有馬上飛到田野裡，而是等了一年。
一方面是因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實證研究中心之一美國律師基金會（American Bar Foundation）給了我一個訪問的機會，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國的社會學訓練在理論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補一補歐洲的當代社會學理論。
於是，那一年裡，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四個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盧曼、哈貝馬斯，認認真真地把這四位社會理論家的主要著作通讀了一遍。
也許有人會問，讀這些抽象的大理論究竟有什麼用？
事實上，在美國社會科學界，也有很多人對理論不以為然，覺得實證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至於理論嘛，有各個領域的中層理論就可以了。
但我一直反對這種觀點，因為書有兩種，一種是增長知識的，另一種是提高修養的，當代學術界的絕大多數作品都屬於前者，有點像快餐，看多了之後就味如嚼蠟，而後者則是那些可以傳世的經典之作，雖然看似無用，對於培養學者的學術品味卻至關重要。
其實說到底，人一生所讀的書，其中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養和品位的提高，卻是在閱讀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完成。
我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的社會學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漸定型的，至今也沒有太大變化。
讀了一些書之後，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國，開始了對於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
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我就開始了在中國境內11個省份的漫長旅程，因為研究經費有限，基本上是坐火車，那時候還沒有高鐵，從北京坐到廣東要20多個小時，而且還是硬臥。
後來我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國內走了兩萬四千公里，雖然沒有太多時間遊山玩水，還是在火車上飽覽了祖國各地的大好河山——“行萬里路”的願望，我居然真的實現了。
而比這更重要的，則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中國社會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我從小在北京長大，雖然偶爾也去外地旅遊，但在這一年的田野調查之前，其實根本不瞭解中國社會，這也是很多中國留學生“致命的自負”——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對中國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調查就很瞭解，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對於社會科學而言，中國人研究中國，的確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覺上的優勢，不容易犯低級錯誤，也可以少走一些彎路，但就田野調查要做的工作而言，並沒有太大差別。
在象牙塔裡讀書的時候，總有許多理想主義色彩很濃厚的想法，對自己研究的中國法律職業也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價值判斷，但經過了一年的調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關於這個職業的各種實際問題，而且終於開始明白，作為一個學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
坦率地講，把中國法律職業的現狀紮紮實實地解釋清楚，比拍拍腦袋胡亂“開藥方”要更有意義。
燈光，在隧道盡頭
從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後，我又花了整整兩年時間才完成了博士論文。
論文寫到最後幾個月的時候，我每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懼，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麼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毀於一旦了。
後來我和幾位也在寫博士論文的同學交流，發現他們其實也有同樣的感覺，把自己二十多歲的寶貴年華奉獻出來認真做一項研究，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計其數。
所以，現在每當有學生向我諮詢申請社會學博士（Ph.D.）項目的問題時，我都會給他們一句誠實的忠告：
除非有一個研究題目，能讓你熱愛到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最好的年華奉獻出來，在一種接近赤貧的狀態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則就根本不要申請。
我想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大學還沒畢業就找到了這樣一個題目，而且後來一直沒有變過，七年的博士學習期間也幾乎沒有彷徨過。
芝大每年開學時，阿伯特教授都要給他帶的所有研究生寫一封郵件，郵件的最後他總會提到：
“燈光在隧道的盡頭”（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然後告訴我們，今年又有哪幾位師兄師姐博士畢業了。
這個英文裡很常見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實在是恰切，因為這個隧道的確很長，一不小心就會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燈光。
而當日歷終於翻到了我博士論文答辯的日子，我才猛然發現，自己離那多年來在眼前或隱或現的神秘燈光已經如此之近了。
按照答辯慣例，博士論文委員會的三位成員要先對論文進行討論，而我則焦急地坐在那間博士論文室的門口，獨自想象著，那扇緊閉的門後面，他們究竟在說著什麼。
幾分鐘之後，門打開了，阿伯特教授一副開玩笑的口吻說：“你知道嗎？三十年前我在這裡答辯的時候，我的導師讓我坐在窗邊，他說，萬一你沒通過答辯的話，可以直接從窗口跳下去。”
一個多小時之後，窗口還是緊閉著，我如釋重負地從椅子上站起來，阿伯特教授打開了事先準備好的一瓶香檳酒，四個人舉杯相慶。那瓶香檳酒的瓶子，至今還保存在我家的客廳裡。
就這樣，我“活著”走出了方庭。
閱讀 3500＋篇優質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