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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最近，关于性侵的消息有些多：韩国N号房事件、禽兽养父性侵未成年养女、北京国贸地铁站出口性侵未遂……
网络上大多数的声音是声讨，希望惩罚犯错的人，对受害者是安抚的态度，不过也有人认为，受害者本身存在被侵害的“瑕疵”。比如，有人质疑，被养父性侵的李星星，明明在经济上，甚至精神上依赖鲍毓明，她真的不是鲍豢养的小情人吗？
几年前，我差点被骗子通过电话诈骗，所幸我警觉性高，骗子没能得逞。
当我“惊魂未定”地跟我一个朋友说起这个事，他反问我：“怎么骗子就单单给你打电话？”言外之意是，在这个“骗子太多，傻子明显不够用”的时代里，我是专门给“傻子”凑数用的。
我承认，我这个人比较“傻实诚”，潜意识里我觉得人心险恶离我太遥远了。
闺蜜的爸爸有次“数落”我和闺蜜：“你们两，读书都读傻了，空有高学历，太幼稚了……”——学历高我是沾了闺蜜的光，幼稚估计闺蜜是被我拖累了。
可这根本不是我成为骗子目标的理由好吗？骗子打电话行骗明明就是随机的，骗到一个是一个。
为什么受害者已经深受其害，还要被人们质疑？这种将受侵害的责任归到受害人身上的想法究竟是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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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8日，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山口敬之性侵的诉讼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山口敬之需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同时，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被驳回。
2015年，伊藤诗织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山口敬之，结果遭到性侵。在后来的四年多时间里，伊藤诗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心理折磨。
山口敬之是前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被称为“安倍的御用记者”，在日本政界和警界的人脉都非常广，他在日本的地位和知名度岂是伊藤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所能比拟？身份与位置的悬殊差距，使得伊藤诗织维权困难重重——曾经有人警告过伊藤诗织，如果继续维权，她在日本就无法工作了。
日本警方在处理伊藤诗织的报案时，要求伊藤用真人大小的娃娃模拟强奸案的过程，伊藤诗织强忍着屈辱与伤害积极地配合警方的调查、取证，但案件还是在一年后莫名地被撤销。
伊藤诗织没有就此放弃，她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及对山口的指控。2018年10月，伊藤诗织出版了讲述自己遭遇的书：《Black Box》，同年，由BBC拍成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与公众见面。
由于伊藤诗织公开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成了日本历史上首位实名指控职场性侵的女性，她和她的家人遭到了公开的羞辱和仇视。人们甚至称，伊藤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连妇联都不肯帮她，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办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时甚至不能出门。
好在伊藤诗织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又是媒体工作者，她懂得如何运用法律和媒体帮助自己维权；她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面对媒体时不卑不亢、神情自若……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这才在日本国内获得帮助。
经过长达四年的努力，伊藤终于等来了胜诉的判决。
在2017年，日本修改了强奸法，在此之前的110年间，强奸罪比盗窃罪的刑期还短，修改后是两者的刑期都变成了5年，并将男性受害者纳入性侵受害者之列。
03
不光日本，我们国家（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的缺乏，社会（法律）的救助体系不完善……使得遭遇性侵后维权困难重重。
2017年4月27日，被学者李银河评价为“老天赏饭”的著名小说家林奕含在台湾住处上吊自杀，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
林奕含曾出版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映射的是自己年少时曾被性侵的经历。这个天赋异禀的天才美女小说家，即使成年后功成名就、结婚拥有家庭，依然无法接受信仰的坍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所有有关于性的暴力，都是以全社会的方式来共同完成的，所以这里面一定包括法律的缺失”。
我们国家类似的案件在调查取证时，是否也像日本那样，要被害人痛苦“模拟”、重现被害场景？韩国N号房事件发生后，为了防止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韩国政府及时为受害者变更身份证；斯德哥尔摩有全年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帮助被害人收集并在一定时间内保留证据……这些做法我们国家其实是可以借鉴一下的。
在我们国家，性侵案件的举证责任一直都在被害人身上。可是性侵一般发生在私密空间，举证相当困难。
靠“激烈反抗”留下的线索来佐证事发时被害人的“不同意”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如果没有“激烈反抗”并且留下证据，被害人根本拿不出实质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
就如高管性侵养女这个事件，证据对李星星很不利，不少专业人士说过，这个养父，很可能轻而易举地躲过法律的制裁……
伊藤诗织在她的演讲中曾提到过一个概念，叫性同意。很多被误会为“同意”的场景，其实根本不代表同意，换句话说，很多大家平常觉得司空见惯的场景发生的性行为，其实质就是性侵。
伊藤诗织提出的概念，对于法律上存在的缺失既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警醒。
04
除了教育、司法体系的完善，其实，最难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
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有这样一段：补习班老师李国华决定诱奸房思琪。“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全球MeToo运动激励全世界的女性勇敢地指控性侵犯，但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女性绝大多数面对性侵还是选择沉默。
在传统的贞操观面前、在男权社会与女性被物化的文化熏陶下，被性侵的女性会被贴上耻辱的标签，不公开可能要承受内心的自责与煎熬，公开后还要加上周遭舆论的攻击，而沉默也只是被害人出于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自我保护罢了。
我以前是个超级电视剧迷，所以在那个电视剧并不多产、网络也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很多电视剧我都记得。
大概十几年前，我国有部电视剧《女人不再沉默》，讲的就是被性侵的女性反抗性暴力的过程。
里面的代表人物苏静，和伊藤诗织一样，是一名记者。苏静曾有一个观点：男人失去贞操，叫长大成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结婚，甚至可以当成一种资本到处去炫耀；凭什么女人如果失去贞操就只能默默忍受，甚至不被未来伴侣接受？
现而今，女性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不再做沉默的羔羊。虽然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东南亚国家女性的觉醒还是以高知女性为主，但这是一个进步，一个还将会持续下去的进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