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數字技術，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如此多的人，同時擁有了一項得以改變自身生存狀態的技術。
各國從沒有像現在一樣需要彼此，也從沒有像現在一樣支離破碎。
如果說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還只是全球化倒退的警示。那麼，2020年新冠疫情中所上演的“以鄰為壑”和“相互甩鍋”，則徹底讓所有人看清了現實。
怎麼辦？
是再次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血腥洗牌？還是尋找到一條包容性增長的合作之路？這已經成為了擺在全球精英面前的最重要的全球挑戰。
為解決人類終極難題提供思想，是阿里羅漢堂的使命，在思想抗疫的主題之下，羅漢堂已經組織了多次高質量的線上學術研討。2020年4月12日晚，一場有關數字化技術與破解全球化難題的對談，在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和世界銀行與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董事科特·拜耳（Kurt Bayer）之間展開。
他們要一起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如何用數字化技術手段，讓這個分崩離析的全球化破鏡重圓”。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對話奧地利財政部前副部長、世界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前董事Kurt Bayer
一、疫情：逆全球化的催化劑
北京時間2月10日，距離武漢封城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新冠病毒還未蔓延大西洋彼岸。彼時，在美國好萊塢杜比劇院舉行了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一部以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為主題的韓國電影《寄生蟲》史無前例的同時獲得最佳導演獎、最佳原創劇本獎、最佳國際影片獎，並且創造歷史成為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獎的非英語片。
劇情以兩個階級分化的家庭展開，影片探討了社會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有錢人越來越富，窮人則掙扎著生存。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零在外頭。
一時間，關於貧富差距的熱議在各國蔓延開來。
如果你以為電影只是藝術的表達，那麼下面這些數據會刺穿你天真的想法。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6月，全球1%最富有的人擁有45%的世界財富，這意味著這一群體擁有的財富兩倍於世界90%人口（69億人）的財富總和。
如今，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貧富差距如同甲醇燃燒一般，散發出令人懣憤的嗆鼻氣味。
隨著新冠病毒席捲美國，人們發現相比白人，美國黑人似乎遭受了更嚴峻的打擊。《華盛頓郵報》對比數據後發現，在非洲裔美國人居多的地區，新冠肺炎感染率大約是白人集聚地區的3倍，死亡率則高達6倍。而在印度，幾千個人被隔離在類似於難民營的地方在對抗疫情。
這就是我們所處在的世界：富人有多富有，窮人就有多貧困；有億萬富翁們的饕餮盛宴，就有窮困潦倒者的飢腸轆轆。有錢人在醫院治療的時候，貧窮人已經死在了去醫院的路上。
全球化被認為是加劇西方國家貧富不均的重要原因。
電影《寄生蟲》海報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啟的這一輪全球化中，得益於信息技術的發展，跨國公司成為全球化最大的推手，製造業的外包、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構建、全球金融的大開放與資本流動加速，營造了全球經濟的欣欣向榮以及新興市場的崛起。
但是在全球經濟大發展的同時，全球化也製造了明顯的贏家和輸家，尤其以西方發達市場的藍領階層為甚，技術、外包和移民的工作轉移與工資停滯，與精英階層獲得的財富增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全球化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化雖然帶來了經濟的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隨之而來的代價是生態環境的破壞。
用科特·拜耳的話說，之前的全球化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現在我們需要思索的是不同類型的全球化。除了經濟效益的問題，還有社保的體系，還有環境的問題，這些都要放在全球化裡面去。
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因為快速的工業化，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霧霾、水資源汙染、垃圾成山，大自然的生態平衡受到嚴重的威脅，這些國家的政府已經意識到，再造資源型的工業化道理，無異於涸澤而漁。
在這種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病毒、瘟疫肆虐而來。從埃博拉、艾滋病毒到SARS、禽流感，近30年來，20餘種“新興病毒”頻頻出現。有分析就指出，生態失衡、環境惡化，使生物鏈發生怪異變化，舊的病毒不斷變異，新的病毒悄然出現。這對社會的生產生活、民生經濟給予重創，對人們的心理造成恐慌。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教授指出，傳統上來講，人們提及全球化時，往往想到的是成本和效率，現在人們開始思考更多的維度，包括如何去控制風險和探索全球化的邊界。
貧富差距和環境汙染等問題正一步步撕裂分割這個世界，逆全球化如驚濤巨浪一般湧向我們。
分崩離析的全球化該何去何從？
二、數字技術的力量
是以鄰為壑的徹底放棄全球化？還是繼續之前全球化路徑？沒有人能清晰的說出答案。
但，在“是”與“不是”之間，總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的確，自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論以及特·萊維於1985年提出的經濟全球化以來，全球化在給人類經濟帶來飛速發展的同時，爭議和質疑的聲音也從未停止。但是直到今天，也沒有人否認全球化從整體上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福祉。
分析任何事情都不能以偏概全。
陳龍教授指出，疫情所暴露的經濟社會問題，讓人們看到了全球化的成本。在他看來，雖然這個成本正在上升，但是全球化並不應該因此而終止。面向未來，全球化體系要有更高的韌性，即從過去只看經濟效率，變成注重經濟、社會、環境等多重維度。
數字技術正為解決全球化問題帶來新的曙光。在這次思想對話中，陳龍教授用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的案例，向人們展示解決問題的線索。
2019年6月，羅漢堂成立一週年，馬雲與5位諾獎得主學委、10多位全球頂尖學者共同交流
1）信息是新的抵押品
先說貧富差距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關鍵，一個是把餅做大，另一個是把餅分好。
陳龍教授認為，我們需要有效的分配渠道，需要了解有需要的人在哪裡，以及他們的表現怎麼樣，在這方面技術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在過去幾十年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美聯儲是世界的央行，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元流動性在全球氾濫，過剩的流動性既支持了資產的形成，也導致了新興經濟體的金融不穩定。同時，以錨定美元的石油，則成了全世界工業的血液。這樣，美國，就既可以從底層資源處獲取利益，又能通過金融市場收割全世界的勞動成果。美國的稱霸世界離不開石油、軍事和美元在全球範圍內的絕對主導地位，但是不公平也隨之而至。
換句話說，過去全球經濟的發展是由霸權、資源和關係決定。未來的經濟發展，一定是由人們的天賦、勤勞和創造力所決定。
數字技術，讓信息也變成了生產資料，這讓新的、更平等的經濟模式變成可能。像阿里巴巴這樣的數字平臺，讓小企業輕鬆地連接全球市場中的消費者和供應商，打開了廣闊的市場。而螞蟻金服這樣的數字金融平臺，讓金融服務更加普惠，中小企業一直苦於無法提供抵押，通過大數據技術，平臺可以降低違約風險。
正如羅漢堂學術委員、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霍姆斯特羅姆所言：“信息是新的抵押品”。螞蟻金服通過數字化基礎設施，獲得每個人的數據，由此組成其信用分。這樣可以根據每個人的信用分給每一個努力向上的人機會，幫助他克服苦難、獲得財富。
陳龍教授指出，隨著智能手機在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範圍內的普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信息驅動經濟發展的社會。
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用移動支付、互聯網最多的，並不是最富有的人，而是最普通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創造信息、交換信息，然後根據信息去做出一些決定。所以，在這個時候大部分的人都能夠得到數字經濟的好處。
數字，真正成為了生產資料，而數字的累積和沉澱，不會看你的出身門第，不會看你家裡有幾套房子，富人賴以形成階級壁壘的有形資產，將不會像現在這麼重要了。換句話說，只要努力，窮人也可以獲得數字世界的財富鑰匙。
當然，懶人自然不會得到這種待遇。
2）螞蟻森林的啟發
數字技術，不僅可以將經濟的發展模式由關係驅動變成能力驅動型，也能讓環境變得更加美好。
陳龍教授介紹了螞蟻森林的例子。“螞蟻森林”是由螞蟻金服推出的一款小遊戲產品，通過追蹤每個人的碳足跡，支付寶將減少的碳排變成綠色積分，支付寶用戶可以把積分收集起來，就像玩遊戲一樣，將一顆虛擬的樹木種下去，然後慢慢地長起來，客觀上達到了促進人們減少碳排放的作用，長到一定程度之後，螞蟻金服會在沙漠裡種一棵真樹。
幾年間，“螞蟻森林”形成了一個可持續的業務模式。目前，“螞蟻森林”已經有了5億的註冊用戶，他們每天都在關注自己的環境影響和碳足跡，在節能減排的同時，螞蟻金服也為他們在沙漠中種下了新樹。
通過數字技術，螞蟻金服的創業者們，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經濟的發展由破壞環境的外向型規模擴張，變成了環境友好型的內向型收斂模式。將商業目標與環境保護有機的結合了起來，如果能發揚光大的話，將大大增加經濟增長的韌性。
螞蟻森林碳足跡
三、數字技術：繼續推動全球化
危機，從來都是“危”中有“機”。
全球化的悖論就像今天疫情所昭示的那樣複雜：一方面，各國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互相支援、守望互助，另一方面，各國又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要以鄰為壑、防止他國疫情輸入。陳龍表示，儘管疫情對全球化帶來挑戰，但也時刻提醒人們只有加強全球合作，才能徹底戰勝疫情。
在陳龍看來，全球化遠沒有結束，未來還有巨大的空間，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驅動力，所以不會終止。可以預見，未來的全球化，會考慮經濟利益、風險和韌性三個角度，會相對區域化、分散化、甚至戰略技術和物資本土化。
這是挑戰，但對中國和所有國家來說，由此帶來的世界價值鏈的重構也蘊含著重大機遇。
在過去兩個月中，廣泛採用數字技術，被認為是中國抗疫階段性勝利的原因之一。在中國，支付寶、淘寶、盒馬、餓了麼、釘釘等數字平臺，讓中國人可以足不出戶解決基本生活保障，雲逛街、雲買菜、雲復工、雲上課。全球擁有12億用戶的支付寶通過“疫情服務直通車”頁面提供各種生活服務，減少了中國人1億次出門。
這昭示出數字技術的巨大潛力。
3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給出了明確的政策定調和信號，那就是擴大內需，啟動“新”一輪基建。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張勇的話說，新基建就是數字基建。
4月20日，阿里雲宣佈，未來3年再投2000億，將用於雲操作系統、服務器、芯片、網絡等重大核心技術研發攻堅和麵向未來的數據中心建設。
事實上，誰能夠調用金融力量，跨週期進行資源配置，誰就可能把握住全球數字產業鏈調整的關鍵期，以需求為導向形成全球產業鏈的聚集效應。這是中國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劃所帶來的寶貴經驗。
在數字基建的基礎上，一個基於數字接觸而非物理接觸的“距離經濟”模式即將誕生。陳龍表示，疫情讓實體經濟逐漸從“無憂經濟”轉向“距離經濟”，而數字技術天生克服了距離，將人們連接到一起，它會讓新一輪全球化更加普惠。
但是，數字技術的前路並非一馬平川。像任何新的技術一樣，數字技術也面臨著既有觀念的阻礙。
數字隱私便是一例。
但如果我們細究的話，就會發現，甚至隱私這個觀念本身，也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它其實是由煙囪的技術而帶來的。
在13世紀，歐洲迎來了小冰期，天氣異常寒冷，於是就導致了人們發明了煙囪，有了煙囪之後，開放的天井建築被封閉性更強的房屋所代替，人們由此產生了隱私的觀念，而這個觀念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西方文明的演進，又一路加強直到今天。
也就是說，很多我們今天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觀念，其實也是由歷史演化而來的。
同樣的，要想讓數字經濟的生產力得以爆發，我們就要首先解決阻礙數字經濟發展的一些政策、法律和思想上的禁錮。科特對此認同，他表示，歐洲人對分享個人數據有天生的牴觸，對新技術應用持懷疑態度。但病毒強迫他們接受數字技術，他預計本次疫情將讓數字經濟在歐洲得到快速發展。
事實上，不僅在歐洲，數字技術可能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普及最快的新技術。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指出，數字技術跟之前的一些技術變革是完全不一樣的，之前的變革是從上至下的，最富有國家的技術從上到下傳遞，蒸汽機、蒸汽輪船發明之後，又花了130年的時間才到達了亞洲這些國家，而電力發明了很長時間才進入非洲。這些技術是從富有到貧窮，覆蓋速度非常慢。但是數字技術不一樣，如今在非洲很多人都能用手機，都能夠上網。能夠上網，就能夠參與。
由此看來，數字技術，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如此多的人，同時擁有了一項得以改變自身生存狀態的技術。而正如阿里的數據貸款和螞蟻森林所展示的，面對全球化的普遍問題，如果我們善用數字技術的話，或將走出一條新路。
即便我們回不到過去了，但我們可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