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這是北宋詩人陸游所著《書憤》五首之一。南宋詞人劉克莊曾十分感慨：
“放翁（陸游）、稼軒（辛棄疾）,一掃纖豔,不事斧鑿,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所謂“掉書袋”，其實是指陸游、辛棄疾兩人在創作詩詞時過於喜好用典，竟成“一癖”。比如這首《書憤》，除首聯外，頷聯、頸聯、尾聯共有三處用典。
《書憤》陸游
“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代指紹興三十一年其親歷的宋金大散關之戰，和同時發生在東南的瓜州之戰。而“出師一表真名世”自然是指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蜀相諸葛亮。至於“塞上長城”，則與南北朝時期南方劉宋政權的名將檀道濟有關。
長城
元嘉十三年，宋文帝劉義隆病重，太子年幼，尚無親政能力，而官拜司空同時又手握兵權的檀道濟就成了他最為擔憂的對象。為防止檀道濟在自己死後謀反，他下旨召檀道濟入朝。
皇帝病危時召大臣入京，這並非是一個好兆頭。檀道濟之妻不無憂慮的勸阻他“朝廷今無事相招，恐有大禍”。然而，用兵如神的檀道濟卻並未懂得帝王心術的險惡，他不顧眾人勸阻前往國都建康，卻在抵達後被劉義隆投入獄中，不久便與其兒子、心腹數十人一同被殺。
《南史》記載，這位曾輔佐劉裕滅亡後秦的老將，在臨死前“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短短几十字的記載，字裡行間充斥著忠臣被誣的冤屈和憤懣。所謂“自毀長城”之說，便是由此而來。
然而，檀道濟之死的詭異之處也在於此。
以上的敘事，顯然是一例典型的“良將被殺，忠臣蒙冤”的故事，若以常理論，其肇事者宋文帝劉義隆似乎理應是一個無道昏君。然而，從歷代史學家的評價中，我們看到的宋文帝卻是南朝劉宋時期典型的中興之主。
檀道濟所統轄的北府兵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為其作注，稱他“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稱他“誅權奸，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就連對劉義隆元嘉北伐卻無尺寸之功持否定態度的南宋學者呂祖謙，也稱其本人為“宋朝之賢主”。
這樣一位褒多於貶的皇帝，為何會犯下如此錯誤？想要了解其中的曲折，還要從劉宋朝詭異莫名的“荒主”現象談起。
一、“荒主”之多，莫過於劉宋
所謂“荒主”，即荒淫暴虐之主。這一名詞最早源自清人趙翼所著的《廿二史札記》，這本讀史札記，曾經多次提及南北朝時期南朝尤其是劉宋、蕭齊時期所獨有的皇室亂象。
在這位學者眼中，“宋齊多荒主”而又以劉宋為最。
如果以當時的史料記載來看，這樣的說法其實極為恰當。劉宋一朝共經歷8位皇帝，而這其中繼位者弒君自立的佔了一半，再加上如宋少帝這般被臣子“弒於金昌亭”的皇帝，8人中，就有5人死於政變。
除此以外，這些被稱為荒主的君王在位期間的行為也極為怪誕甚至離譜，以“前廢帝”為例，這位皇帝在其父孝武帝病死後繼位大統，卻在治喪期間“喜容靦然，歡恣滋甚”，而由於早年間遭受孝武帝的辱罵，他甚至打算掘損孝武帝陵寢，雖被百官阻止卻依舊“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為齇（酒糟鼻子）奴”。
而劉宋一朝中，最令人心悸膽駭的則是宮闈之亂，上段提到的那位被親生兒子潑糞的孝武帝，本身也絕非善類，《資治通鑑》稱他“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甚至“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移汙之聲，佈於甌越......”
恣意妄為的宋孝武帝
諸如此類的行徑，在《宋書》、《南史》等書中俯拾即是，實在是駭人聽聞。
但是，在細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注意一點，清人趙翼所論的“荒主”，雖然有如“前廢帝”、“孝武帝”這般恣意妄為，驚世駭俗的無道昏君，卻也有一位宋帝的“荒主”之名得來極為牽強。
這便是劉宋一朝第二任國主宋少帝劉義符。
二、宋少帝之殤：艱難時局下被迫汙名化的少年君王
與劉宋一朝的諸多“荒主”不同，宋少帝劉義符在歷史上並未留下多少荒誕行徑的記載。這可能與他登基不滿兩年便被廢被弒有關。
劉義符為劉裕長子，自小便深得其父喜愛,無論是《南史》還是《宋書》，都稱其“膂力絕人,善騎射,解音律”。這樣的評價在劉氏這樣一個以武奪位的帝皇之家裡其實不算罕見。
但從這一點看，與之後他那些荒唐的子孫一輩相比，劉義符即使不算得上驚才絕豔，也至少是中人之姿。
然而，即使是這樣，這位宋少帝仍然未能擺脫被廢的命運。
有些諷刺的是，行此廢立大事的，正是劉裕為劉義符千挑萬選後留下的四位顧命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以及檀道濟（司空徐羨之, 中書令傅亮, 領軍將軍謝晦, 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宋書》）。
與前三人相比，檀道濟身為武將，在這次政變中，許多事件的謀劃他只是執行者，也正因此，在許多史書中，都記載了文帝討伐謝晦時說的那句“道濟從人者也, 囊非創謀”。
徐羨之等人廢帝的原因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 先帝、太后喪期內，不僅聲色犬馬，甚至還致使自己的侍妾懷孕（鳩集伶官，優倡管弘，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採擇媵御，產子就宮）；
- 即位之初，大興土木之費，空耗國力民力（興造千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
- 身為帝王，卻經常穿戴商人小廝的衣裳，在宮中模擬市井中買賣交易情景（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尊， 悅廝養之事。）
這三點，是宋少帝繼位之後最大的政治汙點，然而，這樣的汙點雖然存在，但遍數歷朝歷代的君王，這樣的過錯是否已經達到天怒人怨，以至於不得不被臣屬所廢？公允的來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但是，作為深受先皇帝信賴的顧命大臣，徐羨之等人最終還是將宋少帝廢弒。
《宋書》記載，“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送於東宮......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誠然，宋少帝劉義符絕非人們眼中的明主，然而，其所行所為同樣不曾達到人神共憤的地步，但在《宋書》的記載中，我們看不到徐羨之等人的猶豫和遲疑，相反，絲絲入扣的設計，單刀直入的籌劃，都表明這場政變背後，隱藏著決絕的態度。
這其實也與劉宋此時危機四伏的局勢有關。
宋少帝繼位之時，劉宋並非處於歌舞昇平之中，相反，自衣冠南渡後，北方胡人所建立的政權依舊與南方呈對峙之勢。尤其是在劉裕死後，這種侵襲態勢又再次加強（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騷然矣）。
永嘉之亂後的衣冠南渡
以記載宋少帝時期歷史的《宋書·本紀之三》為例，除了少帝末期的宮變外，通篇有近乎五分之二在介紹北方戰事。
在這種情況下，恣意妄為又不善於馭下，本身就已是宋少帝的“原罪”。可能在身為顧命大臣的徐羨之等人看來，他們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經歷等待少帝在歷練和挫折中痛改前非。
因為別無選擇，所以決絕冷血。
這種態度，也可以從劉義符之弟劉義真的死看出。
時刻伺機南寇的北魏騎兵
廬陵孝獻王劉義真，《宋書》中稱其“美儀貌，神情秀徹......聰敏，愛文義"，劉裕在世時，便委派他為關中一地牧守，可見此人的才能和性情皆是上佳之選，而且少帝被廢，以繼承順位而言，皇位也應歸屬劉義真。
然而，劉義真雖與謝靈運等人相熟，卻因為性格原因與徐羨之交惡。
也正因此，劉義真不僅無緣帝位，甚至因繼承人身份而招來殺身之禍。就在宋少帝劉義符死後不久，劉義真也被徐羨之所殺。但與宋少帝不同，劉義真的死，已然不再是徐羨之等人的謀國之舉。但客觀的說，弒君本身就是大逆，在這種態勢下，始作俑者的顧命大臣們即使再如何捨己忘私，也很難不考慮繼位者與自身的利害衝突。
殷殷血跡一旦沾染就難以濯洗乾淨。在對少帝屠刀加身後，這群屠龍者並未將權力的惡龍剷除，就已經演變為新的禍端之源。這簡直是一出絕妙的諷刺。
美儀貌，神情秀徹的劉義真
正因如此，雖然《宋書》《南史》等史書中對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弒君另立的行為讚譽有加，但後世的史學家卻仍有部分對於他們的動機表示懷疑。民國史學四大家之一的呂思勉先生，對這三位大臣此時的境遇其實也心有慼慼，在其所著《兩晉南北朝史》中，他就不無同情的說到“羨之等在當日 ,實求自全之意多 ,覬覦非分之想，可謂絕無”。但同時，在提及他們弒君另立的舉動時，又稱他們所作所為實屬“利令智昏,貪戀權勢”。
當然，這樣的觀點，同樣需要辯證來看。
對於四位顧命大臣的心態，故紙君認為，最有發言權的不是別人，而是在政變發生之後便已然躬身入局的文帝劉義隆。
這位在歷史上褒貶不一的君王，在以為兩兄長復仇之名，清算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之後，曾經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諸公受遺,不容背義”。
是的，這位在即位後便處心積慮的削弱三位顧命大臣權勢，在後者請辭告老後仍然不惜斬草除根的君王，對於徐羨之等人弒君的評價，竟然是“不容背義”。
他們不容背棄的，自然不是為宋少帝輔政之義，而是先帝劉裕顧命之義。在劉義隆看來，劉義符所表現出的種種毫無明君氣度的行為，已經足以讓深受先皇信任的徐羨之等人做出廢立之舉。
而對於毫無過錯卻被殺害的劉義真，宋文帝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事實上，宋文帝雖然在執政後不久便開始對顧命大臣們反攻倒算，但同時，他的身上也揹負了戮殺皇族的罪孽。其弟劉少康便是為他所殺。他的這一行為致使劉姓宗室“惴惴不能自安”。
從這種近乎於冷酷的理智態度中，我們不難發現，宋文帝對於四位大臣弒君，並非持反對立場。然而，這又能如何？
對於文帝而言，這四位大臣是出於私心也好，出於公義也罷，弒君另立已是事實。宋少帝的死，不代表後者會對劉宋不忠，卻仍然代表後者擁有了可以廢立君王的能力。正因如此，在四顧命之一謝晦稱病前往荊州時，他本因逃脫一劫而慶幸，但其好友蔡廓卻說他“挾震主之威 ,據上流之重 ,以古推今 ,自免為難也”。
這段話道出了四位顧命大臣屢遭文帝猜忌的根源：在他們發動政變，廢弒宋少帝，屈殺劉義真後，並沒有第一時間選擇迎立遠在荊州的劉義隆，相反，在宋少帝死後，他們反而對國事進行了處理。
朝堂之上，少帝被弒，徐羨之、傅亮開始執掌朝政，謝晦不久後被封為荊湘雍益寧南北秦都督，總覽七州軍事，而深得他們信賴，並曾經在政變中“引兵居前”、“ 入守朝堂”的大將檀道濟，同樣已在廣陵鎮守。這種情況下，從荊州匆忙趕往建康的劉義隆，短時間內，已然毫無絲毫辦法去撼動被四顧命把持的朝政。
劉裕北伐劇照
但這並不代表結束。
三、江陵迎駕背後的政治隱喻：宋文帝通過質詢少帝死因表達對徐羨之三人的種種不滿
無法在軍事上對四顧命造成威脅，卻不意味著劉義隆對四顧命的舉措毫無反抗。
事實上，在劉義隆自荊州前往建康的路上，四顧命之一的傅亮曾經親身前往途中的江陵迎駕。而劉義隆的反應就顯得極為“誇張”。他立即“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動情之處，甚至“悲號嗚咽, 侍側者莫能仰視”。
史書記載，在宋文帝詢問劉義隆及劉義真被殺情景時，作為始作俑者之一的傅亮表現出了極為不安的反應：“亮流汗沾背不能答”。
事實上，這次對答本身就意味深長。這場“迎駕政治秀”，本身就是三位顧命大臣考量新君德行能力的一次測試。而結果卻超乎三人想象。
宋文帝劉義隆劇照
傅亮在宋文帝身側如坐針氈，也明白了文帝對於他們弒殺先皇的不滿。而徐羨之與傅亮兩人的對話就更是耐人尋味。徐羨之聽聞傅亮對宋文帝評價是“晉文、景以上”之後，本鬆了一口氣，認為這樣一來新帝一定能理解三人廢少帝是為了劉宋江山，而弒殺皇族劉義真也只是為了保命（必能明我赤心）。
但後者，卻只是苦笑否認，認為他們的性命前程依舊堪憂。
果不其然，劉義隆繼位之初，出於穩定局勢的考慮，並未對在朝中影響力極為強悍的四位顧命大臣下手。反而是通過種種方式去安撫他們。
在外人看來，有“從龍之功”的三人並未被文帝薄待，徐羨之官拜司徒,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 ,謝晦則遠調荊州，任一地刺史。
這並非代表文帝已然妥協，相反，在這之後，王華、王曇這兩位被時人稱為“二王”的文帝親信，開始逐漸接管顧命大臣們手中的權柄。而出於對於自己身家性命的考慮，徐羨之等人也開始逐漸放權。自此之後，原本只是一地封王的宋文帝終於得以親覽政務。
宋少帝劉義符
但這種局面並未持久，到得元嘉三年，宋文帝最終還是對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反攻倒算。很快，無兵權在手的徐羨之、傅亮很快便被俘伏誅，而謝晦則在檀道濟等人的征討下敗亡。
到得此時，曾經的顧命四大臣，僅剩下武臣檀道濟一人得免。然而，這種“倖存”本身並不意味著幸運。
四、檀道濟之死：謀國未能謀身之下，君王的猜忌幾乎不可避免
與徐羨之三人不同，檀道濟在廢少帝一事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籌劃者，而在劉義真被殺時，更是曾經多次出言反對。正因如此，在文帝征討荊州刺史謝晦時，檀道濟以一種身先士卒的態度，短暫的獲得了文帝的信任。
這並非是因為檀道濟首鼠兩端。
事實上，與徐羨之等人相比，檀道濟這位武臣其實更加純粹和簡單，也正因如此，在劉義真無辜遭戮時，他敢於上書阻止，“屢陳不可”。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的阻止和拒絕同樣顯得蒼白而無力，那場宮廷政變中，曾經為徐羨之三人“入守朝堂”的他，已經被刻上了深深地徐黨印記。少帝之所以能被三位文臣所擒，他“功不可沒”，也同時“罪不可赦”。
這種屢次變化、難有定勢的態度，其實早在劉宋高祖留給少帝臨終遺言中就已經有所體現，他當日勸誡少帝，稱檀道濟“雖有幹略, 而無遠志”。
檀道濟所領北府兵
這位在亂世中隨波逐流的將軍，從一開始就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些野心和野望，即使是宋文帝，也從未懷疑過其本人會對他以及其子嗣的統治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在討伐謝晦時，文帝竟然直接讓檀道濟領軍接應，絲毫不擔心他在陣前反戈。面對身邊人的擔憂，他一句“撫而使之, 必將無慮”就幾乎將檀道濟的命運定下。
然而，無野心之人未必不能亂政。從少帝之死開始，檀道濟就被綁在徐羨之等人的戰車上，而他最後卻並未從這次政變中獲得太多收益。相比於他而言，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至少根據自己的需要重新為劉宋選擇了皇帝。
正因如此，文帝雖不擔心檀道濟主動反叛，卻擔憂有野心者將之說服。這位出身寒門的將軍，至死也不清楚，他的死，在文帝看來並非是“自毀長城”，而是他在搗毀一處危牆，為子孫排除禍患。
五、結語：廢立由己下的還政，只不過是泡沫般的政治童話
《史記·殷本紀》記載，輔佐商湯滅夏的伊尹，曾將不修德政的商王太甲流放桐宮（成湯墓地）長達三年，三年後，在墓地中悔過自身的太甲改惡從善，又被伊尹迎回國內，重新執政遂成為一代明君。
伊尹與太甲
這一宛若童話的事蹟不僅見於《史記》，在《左傳》、《孟子》也有類似的記載。伊尹逐太甲也成為一種政治符號甚至道德符號。
然而，西晉時發掘的《竹書紀年》一書，卻記載了一個與此有關卻更為黑暗的版本。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其大意是，太甲之父也就是前代商王仲壬駕崩，輔政大臣伊尹自立為王，並將太甲流放至桐宮。直到七年後，太甲從桐宮逃出，殺死了伊尹才最終報仇。
《竹書紀年》
在這一黑暗版本中，我們看不到改惡從善的太甲，看不到退位讓賢的伊尹，唯一看到的是因為王位爭奪而刀刀見紅的上位者。這種排他性和殘酷性，或許才是古代政治乃至上古時代政治的真實面貌。
事實上，即使是《史記》中的伊尹，在古代政治中同樣是必須諱言的存在。將“伊霍之事，臣能為之”改為“伊尹之事，臣能為之”，之所以能夠斷送一個大臣的政治生命，就是因為廢立皇帝，本身就是一個禁忌。
臣子廢舊立新，不僅會造成原有政治生態的瞬間失衡, 同樣也代表著他們的權勢已然達到人主都難以禁制的地步.對於新任君主而言，這種“從龍功臣”不僅難以賞賜，更是無時無刻不在威脅其統治的禍端，任何沾染這一事件的大臣，無論忠心與否，都難以在這種近乎於“猜疑鏈”的考驗中過關。
而自詡塞上長城的檀道濟，善謀國而不善謀身，在這種黑暗邏輯下，最終難以倖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