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與詩神繆斯

我們攜手幹我們旭日般年輕的事業

我們把奮鬥的軌跡掃描在人生的屏幕

——題記

1 自封的社長和自封的主編

春之神給我們送來一塊綠原。

於是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瘋瘋癲癲的大學生們就在這塊領地上筆耕墨耘起來。

孫激波是八二級的同學,他有著沂蒙山人特有的自信,懷著灼熱的希望自封為社長,我自封為主編,於去年春天成立了《綠原》小說社。我們請了顧問,組了內閣,開始了我們的文學活動。我們到系裡“走後門”取得了系領導的大力支持,編印刊物,搞文學講座,出文學櫥窗,不到一年,便有十幾名社員的文學作品在省級報刊問世。

然而,《綠原》一度不知不覺地失寵了。內閣們苦笑,自嘲,沉默。“小說家”們內訌了。因為寫小說有力不從心之感,並且收效甚微,於是小說創作不是文學活動的主流了。值得注意的是,幾個詩歌愛好者的周圍形成了幾個小圈子,而原來的“小說家”有人竟“棄小說而從詩”。

不解。

實在不解。

2自我標榜的“大學生詩派”

“小說家”向“詩人”靠攏了。

“詩人”:大學校園是一塊大學生的“特殊領地”,大學生們從各個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彙集在一起,不同的心理層次交融成一個大學生群體,整個心理結構也必然產生“核聚變”反應。面對生活,他們酣暢地笑,淋漓地哭,他們的一系列心理變動昇華而為詩的原形,強烈的當代意識迫使他們尋找心靈的突破口,詩神繆斯恰好適應了這種要求,於是,他們心靈中完成著永恆的雕塑。因此小說在大學生中失寵便成了必然。

“小說家”:詩和小說所表現的本是同一質的東西,只是在形式上,詩更高一籌。我同意你的看法,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詩。我們寫小說其實也是在寫詩,聽說詩界流派縱橫,什麼新邊塞、巴蜀啊,北京詩群啊,數不勝數。你們傾向哪一派?

“詩人”:我們什麼派也不是,如果說非有個名字不可的話,我們就叫“大學生詩派”吧!

於是,“詩人”把 “小說家”們分化了。

“改組!”孫社長很有氣魄地說。《綠原》小說社成了《綠原》文學社。它帶著沉重的翅膀在起飛。

如今,孫社長已經走上了工作崗位,我便接過了這副擔子。

3“大學生詩派”經常風風火火地吵架

“詩人”們常鬧“不團結”,常常“吵架”,但不動拳頭。

詩歌談論會。

文峰吵嘴時最兇,拍得桌子山響山響——

我們之前無詩人,只有詩的傳統。北島、舒婷Pass了。我們應該有更高層次的追求。我們誰也不崇拜,誰也不迷信。詩是最高雅的文學形式,我寧願一首詩不發表,也不寫應時應景的詩作。

“女詩人”隋力,具有女性特有的細膩,她說——

我寫詩可不像你們,想當詩人,想出詩集,我大都是為了和自己說悄悄話才寫詩。當然,如果我的詩能發表,成了詩人我也很高興。

我也按捺不住,漲紅著臉——

想當詩人難道不是好事嗎?一個詩人,具有寬廣的胸懷,為人民提供精神食糧,他的目光是對民族對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的關切。我就想成為一個大詩人。

文峰把只抽了半截的香菸一扔,站起來——

長玉兄,這又是你的現代意識了吧?詩寫出來也不一定就發表,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心世界嘛。所謂現代意識,我認為對詩人或寫詩的人來說,就是真誠而痛苦地思索。詩歌應指向未來。對於我們大學生來說世界太小。

我說——

文峰兄的觀點極是。當代意識應該包括歷史感、使命感,自主意識和未來意識。他是詩人流入萬物萬象的探索和發現。

4“大學生詩派”面臨著嚴峻選擇

我們在爬同一座山。

我們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但我相信我們會在山頂上會師。

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詩還很幼稚,還缺乏對人生價值的深層思考,缺乏深邃的哲學基礎,缺乏美學基礎和生活閱歷。我們還應該繼承前代詩人成熟的創作技法,站在更高層次上考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進行深入地歷史和文化的開掘,在宇宙和自我的高層次空間尋找新的發光點,呼喚詩的最高級藝術形式,改變人們的欣賞惰性,充分調動人們的審美期待。這是我們的,也是整個校園詩派的目標。

我們各自尋找自己的音階。

我們堅信詩歌的開放意識和叛逆精神。

我們挽手唱一支歌

——“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

(本文是本人大三時所寫,發表在《山東青年》1987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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