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4年，以御史臺身份閒居洛陽十五年的司馬光，為宋神宗獻上了一部書。宋神宗閱覽之後，非常高興，不僅為這部書寫了一篇序言，而且為這部書取了一個名字——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花費了司馬光及其助手十九年的時間，書中記載的時間跨度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總共三百多萬字，在當時就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甚至有人宣稱讀完這部書，正史（史記、漢書在內的十七史）就沒有必要讀了，這當然有失偏頗，不過也證明資治通鑑地位之隆。
資治通鑑取材廣泛，於是有人認為資治通鑑僅為抄書之作，司馬光更是一個“文抄公”。實際上不然，任何一本書的寫就必然都有作者的影子，儘管歷史要求客觀，作者也儘量向客觀靠攏，可惜，人是具有情感的生物，無論如何冷靜，情緒都會不自覺的釋放出來，何況，司馬光的這部書是在他人生低谷的時期完成，其中蘊含的個人思想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就我個人淺薄的閱讀體驗，資治通鑑起碼在以下五個方面值得讚揚。
一、以三家分晉為起點
顧頡剛、傅斯年等人早年在北大求學的時候，都被胡適深深地震撼過。當時北大的哲學課從上古講起，胡適不僅直接捨棄了唐堯虞舜，而且也砍掉了夏商和西周的前半期，從周宣王開始。
資治通鑑並沒有直接從三皇五帝開始，而是選擇了三家分晉作為起點。這不是隨便選取的，而是有著強烈的深意。
司馬光政治上的主張治國重視倫理綱常，三家分晉意味著周代的倫理綱常已經消失殆盡，周天子不僅沒有責罰韓趙魏，反而親自下命令將三家冊封為諸侯，這在司馬光眼中是不可原諒的。為此，司馬光寫了一千多字的臣光曰，論證了禮儀綱常的重要性。
三家分晉之後，中國進入了戰國時期，”恃強凌弱“成為了當時的主流，如果說，春秋儘管亂世，還依然尊重周天子，進入戰國之後，周天子基本上連尊重都已經得不到了。尊重的失去，在司馬光看來，並非是諸侯權力的膨脹，而是周天子自己的失責，
司馬光這是在告誡皇帝，國家的敗壞，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天子造成的，天子想要治理好國家，就要謹言慎行，深刻要求自己不要做越過綱常的事情。
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寬，就更能看三家分晉之後社會的不同，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平民階級的崛起。戰國最先崛起的國家是魏國，微文侯所重用的人才，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等人，基本上都不是貴族，而是平民出生。
在史記裡面，列傳專為有貢獻的個人所寫，七十列傳除了前兩篇是戰國之前，剩下的人物記載全部是戰國之後（老子韓非列傳中的老子，應該是戰國時期的人），這和宋代當時的人才起於布衣也有相似之處。
二、材料的取捨
資治通鑑以正史為主要骨幹，徵引的材料多達三百多種。司馬光在材料的取捨方面，並不過於信任正史，剔除了很多浪漫色彩的元素。
張良的學問來自於黃石公，為此特意編造出了泗水橋上的傳說，司馬光對這一說法直接不予採納；同樣關於商山四皓的說法，司馬光同樣摒棄，原因很簡單，劉邦不可能因為四個老人放棄自己的主意，而司馬遷多記錄好奇之事。
為了更加具有準確性，司馬光對照著竹書紀年來對史記的內容進行取捨；晉書成書於唐代，卻包裹著魏晉玄學的色彩，很多事情荒誕不經，司馬光直接在十六國春秋之中取材，今天的十六國春秋被證明是偽書，所以資治通鑑對於十六國春秋的借鑑成為了現在校對今天的十六國春秋的珍貴材料。
資治通鑑寫作的手法不同於春秋的一字褒貶，而是繼承了左傳。因此，司馬光雖然是道學家，並沒有在行文中展示春秋筆法，反而比較中立，對於同樣是蘊含春秋筆法的史書反而不予採納，這是難能可貴的。
歐陽修文筆幹練，才華橫溢，但是編寫的史書過於簡練，刪減史實，議論多於敘述，文章寫的好，不一定就是好的史學家。歐陽修編寫的新唐書、新五代史，都有上述毛病，司馬光在寫唐紀部分的時候，直接略過了這兩本書，採納了舊唐書甚至是唐人的野史筆記，凸顯出了司馬光對史實的特別重視。
資治通鑑本質上是一部政治史，這也就決定了描寫人物主要以政治人物為主。李白、杜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可是在資治通鑑裡面看不到兩個人的身影，司馬光有意不寫二人，是因為這兩個人在政治上確實缺少建樹，貢獻為零。
相反，有著小李杜稱呼之一的杜牧確實司馬光的偏愛，這也不稀奇，寫詩不過是杜牧的副業，寫政論，分析世代興亡的原因，才是杜牧一生最大的貢獻。
司馬光常常將杜牧的《罪言》、《戰論》、《守論》、《原十六衛》等文章拿來分析當時的唐帝國政府政策，一般都能切中時弊。
三、重振編年體史書地位
編年體史書以時間順序來書寫歷史，在史記出現之前，這是中國史書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可史記出現之後，編年體史書的地位直線下降。
史記出現之後，還是有漢紀編年體史書的存在，可對於一般讀書人而言，史記、漢書等正史記錄詳細，再去閱讀漢紀等書籍無異於浪費時間，因此，直到資治通鑑出現之前，編年體史書的地位都很是尷尬。唐代劉知幾說，“班荀二體角力爭先”，也只是職業史學家的見解而已。
編年體史書流傳源遠遜色於紀傳體也是和本身的缺陷有關，編年體按照年代敘事，自然重視事件的撰寫，從而忽略了典章制度的描寫，而紀傳體也沒有這個毛病，畢竟書（志）就是為典章制度準備的。
資治通鑑彌補了這個缺陷，而且並非直接插入那麼顯得生硬，而是融入到了事件之中，凸顯出了“系生民休慼”的儒家精神。
正因為資治通鑑的出色，才有了後來編年體通史地位的重振，甚至後來的編年體史書的評價高過了同時代的紀傳體。
在二十四史之中，宋史的質量不說最差，也可以排到最後幾名，同樣是描寫宋代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評價遠遠高於宋史，四庫全書中稱讚這套書“淹貫詳贍”；明史修纂於清代，被人稱為前四史之外最好的一部史書，不過由於受困於當時的環境，明史在書寫和大清並立的時候語言含糊，多有不實之語，而同樣是清朝編寫的明通鑑則更加真實可靠，特別是南明歷史，雖然用清朝皇帝的年號來描述，卻是一部抗爭史。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資治通鑑之後，任何一部編年體史書都沒有達到它的水平。書寫脈絡的清晰，事件敘述的完整而不冗雜，資治通鑑可謂空前絕後。
四、促進史論的興盛
史論是對史書作者對歷史所彰顯的一種態度，正史之中的太史公曰、贊曰、評曰等等就是史論，而臣光曰則是將史論推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正史之中的史論大多出現在文章最後，是一種總結性的敘說。而資治通鑑則是針對一件歷史事件，則有一定的評價，這樣的好處是，這種評價即便是單獨成冊也可以受益匪淺，於是就有人專門寫史論。
可惜，很多史論都走向了極端。讀史管見本來是讀資治通鑑而寫，不同於司馬光囿於倫理綱常，卻能秉筆直書，讀史管見對於道德的指責已近乎苛刻，任何事情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批判。
朱熹的通鑑綱目寫法上繼承了讀史管見，態度上變得柔和，但是卻屢屢援引後者，在行文上直追春秋，因此失去了價值。
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是史論的佼佼者，他的寫作主旨在敘論中有所闡述。王夫之處於明清鼎革之際，深感亡國之痛，現實中的無力感，只好讓他訴諸筆端。在書中，王夫之論史新意迭出，發前人所未發，比如淮陰侯韓信之死的禍根在敗將之時就已經埋下，論李廣與程不識帶兵之法並沒有高下之分，只有情況不同，李廣適合進攻，而程不識則適合防守，王夫之曾經領兵抗清，真正見識過戰爭，所以在分析戰事的時候絕非紙上談兵。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很多史學家寫史流於表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埋在書齋之中，天馬行空，這樣寫出的歷史怎麼可能好看？
五、編寫的態度
資治通鑑的優點除了內容之外，主編者司馬光的態度也值得讚揚。
資治通鑑本書是奉命所修，所以司馬光在資源調配上大可放心。有了這個方便的人，並非司馬光一人，但是資治通鑑卻是絕無僅有，這主要得益於司馬光負責的態度。
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前後花費了十九年，這十九年不是遊山玩水一樣的悠閒十九年，而是殫精竭慮的十九年。
司馬光政治主見如何不做討論（比如抨擊王安石變法，無償送還土地給西夏，以及後來的元佑黨爭），但是他個人人品卻是沒有瑕疵，他“忠厚質直”，並沒有以權謀私。他編修書籍的地方就在自己家中，而且極其樸素，夏天悶熱難耐，只好挖了地下室進行工作。
他夜以繼日的編寫，根本沒有休息的時候，哪怕生病了，也撐著病體進行編寫。資治通鑑原始材料的蒐集出自多人之手，但是最終的定稿都是司馬光一個人來核定，以至於書成之後他已經兩眼昏花，牙齒都幾乎掉光了。
傳說，為了編寫資治通鑑，司馬光和助手們書寫的草稿堆滿了兩間房子，還有更誇張的，黃庭堅（一說張新甫）曾經看過草稿，平常的草稿必然是圈圈點點，字跡潦草，而資治通鑑的草稿則是方方正正，和後來的定稿沒有太大的區別，這背後付出的艱辛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
如果說世界上有那種穩賺不賠、高回報的投資，那就是讀經典。經典，別人花了一輩子心血寫出，我們經過幾個月，哪怕花費幾年讀完，吸收其中的精華，可以終生受用，還有比這個更加划算的買賣嗎？
編寫完資治通鑑後兩年，司馬光與世長辭，“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洛陽，耗盡了他一生心血的地方，或許也是他生命終結時候最留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