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晉商文化， 是指在山西晉中地區而形成的，在明清經濟史上，叱詫華夏大地的山西商人。以山西的太谷、祁縣、平遙為代表的金融前驅，明清時期商業發展的達到了最繁盛的時期。晉商文化有著較遠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日中為市”的原始社會時期，他的起初形成奠基於晉國的始祖唐晉時代。晉商文化是由山西商人創造的精神財富，包括了晉商的商業組織制度、商業技術、經營技術、城鄉建築、廟宇奉祀、商業教育、社會習俗整個商業文明的體系。晉商文化的思想內容比較的豐富，包括了唐晉遺風的管理思想；崇拜關公的商業倫理;源於地緣貿易的創業精神和鄉土軸心的理財理念；人本思想的的企業文化。晉商文化是在特定的發展過程及經營實踐中凝結起來獨特的經營理念和價值觀念。它具有自己特性和個性，對外是一面旗幟，對內是一種向心力。晉商文化中融合了數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和塞外文化碰撞，以融合黃土文化的形式，消化而形成獨特的晉商文化。晉商之所以能稱雄於世，就在於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晉商文化貫穿到經營和組織理念中來，是晉商文化成為他們在實踐中的靈魂。
晉商文化蘊含仁義禮智信
晉商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晉商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與當地的歷史背景、人文環境、地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帶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徵。這隻鼎足華夏的商幫，在明清時期稱雄500年而不弱的晉商，是什麼原因使它處於不敗之地。晉商依靠著自身獨有的文化內涵。
一、從晉商的形成歷史背景
晉商在明清時期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曾雄踞中國商界500年，這與他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形成的晉商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是什麼樣的歷史背景能使晉商的興盛持續這長的時間。
晉商的形成與它的歷史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晉商有著源遠流長曆史背景，晉商所在地山西，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源地，中華民族的祖先炎帝、皇帝和堯、舜、禹都是主要活動於山西的南部。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採取了“輕關、易道、通商”的政策，益於培養髮展商業根據。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晉商的始祖猗頓（今運城臨猗）靠著畜牧業，經營河東鹽池和珠寶玉器，終成鉅富，成為當時富商 。
晉商家訓
（一）受唐晉遺風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堯、舜、禹、夏都是在山西建都城的。周朝建立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為唐侯，後來改為晉國，當時周成王要求叔虞到唐地（今山西晉南一帶）後來在政策上實施“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針。唐叔虞按照中央政府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針，適當保留了夏代以來的一些制度，維護夏代的一些制度，維護夏人的傳統習俗，暫不實行以周禮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時，依照遊牧民族生產和生活習慣分配土地，開設田間疆界，以便利農牧生產，暫不實行周朝規定的井田制，實行了不等同於周朝的政治經濟政策。所以，晉國孕育出有別於其他諸國的唐晉文化，他相對於其他諸國。
（在2006年5月16日，香港鳳凰衛視品牌欄目《世界大講堂》邀請了山西作家、文化學者王進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堂世紀大廳開講《解密晉商文化》中，）王進先生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山西這個地方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他概括為四句話：天下王氣出山西，天下霸氣出山西，天下文氣出山西，天下財氣出山西”。山西是中國歷史上出皇帝的地方，遠古時期的堯舜禹，春秋戰國時期的晉文公、趙簡子，漢代的劉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後漢皇帝劉淵，後趙皇帝石勒，北魏皇帝拓跋珪，北齊皇帝高歡、高洋父子，隋末的時候李淵、李世民父子就是在太原起兵的。山西還出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以為女皇帝。唐玄宗對山西的評價“井邑龍斯，城池鳳翔餘”——山西是個龍翔鳳舞的地方。
晉商這個群體，自古代晉國時期出現，經過“開放關市，招徠商賈，以有易無，各得所需，四方來集，遠鄉都到”（禮記·月令）的原始、半原始經營活動的艱苦歲月，發展到明代中期，隨著資本市場的興起，山西商人善於從事商品交易的商品活動，他們憑藉著他們的智慧和才能，趁勢崛起，逐漸形成一股以地域文化、鄉土紐帶為特徵的商行幫會文化群體。據史料考證，秦漢時代，山西的太原、平遙等地已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唐朝時，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都市，詩人韓愈是這樣形容太原城的“朗朗聞鼓聲、晨起似朝時”。到了宋朝，山西商人與徽商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宋王朝所需的戰馬大多需要北方的遼來供給，同時，遼國也需要宋王朝的手工業製造品。在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繁榮。（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
由於山西有著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歷史背景因素，晉國孕育出有別於其他諸國的晉國文化。從而形成了唐晉遺風的管理思想文化，它相對於以周禮為基礎的周、魯、齊、燕、文化，具有政治上的博大寬厚、兼容幷蓄，經濟上求同存異、自強不息的內力與特點，唐晉文化為後期晉商文化的繁榮做了基礎性的作用。
（二）“開中法”的實施
所謂的開中法是指：政府召鹽商赴指定的地點上納糧草，在根據其所納糧的地點與數量，酬之與相應的官鹽。這裡的“中”有著認購的含意，政府開示納糧的地點與所酬鹽數，出榜召商，稱之為“開中”，鹽商接受政府的條件，鹽商自報納糧的數量，稱之為“報中”。在明代，“開中法”主要實施於邊境大軍糧餉的供給。
元朝滅亡後，蒙古族退居漠北。但這隻強悍的馬背民族可能進犯中原，成為明王朝的心腹大患。為了抵禦蒙古族的入侵，朱元璋修復了從山海關到嘉峪關的長城，並設置了九處邊境要塞，號稱“九邊”。在長城沿線駐紮了80萬的軍隊、飼養了軍馬30多萬匹，強大的軍需物資給剛剛建立的明王朝才成為了一大難。由於明王朝要解決“九邊”重鎮的軍需吃緊問題，這時候就有人提出了“開中法”。就是建議商人向邊關輸糧，國家則以“鹽引”報償。在中國古代“鹽”、“鐵”兩種商品是屬於國家專賣的，不允許個人染指的。然而明王朝政府卻提出了“鹽引”的政策，就是允許個人經營食鹽買賣憑證，商人憑據的“鹽引”就可以到指定的地域提取定量的食鹽販賣，獲取利潤，以報償糧費。這種鼓勵商人向邊關輸糧的政策就叫“開中法”。因為“開中法”是在山西提出的，首先在太原、大同試行。1371年在全國推廣，大同先行，儼然有試點的味道。儘管開中法曾時斷時續，大同納糧中卻一直未曾停止。在1371—1412年間，宣府5個衛所因沒設立邊倉，每年的官軍俸糧都靠大同供給。宣府到1413年設立了糧倉，山西商民被官府命令到順天府納糧中鹽，這是晉商最早去宣府納糧的證明。因此在開中活動中，晉人就“捷足先登”了，而後，商人們的經營品種不斷擴展，除了剛開始的鹽、糧之外，茶葉、絲織品、五金農具等日益繁多，從而帶動商業的發展。這是明初山西商業啟動的重要原因。
但是，隨著“開中法”的實施過程中，就流露出一些弊端，邊商日漸微弱，許多邊商就選擇向關口外滲透，就出現了一些晉商“走西口”的說法。（在《綏遠通志稿》裡有記載：“其始也，皆取給於城市中貨商，捆載而去，及其迫也，則易貨而償其值，兩俱獲利。”）這些晉商三五合夥，肩挑背扛，在晉北沿邊地區和蒙古草原上行走，與蒙古草原上的牧民進行貿易，被蒙古人成為“丹門慶”（漢語“貨郎”）。走西口的晉商開闢出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橫越長城，穿越戈壁沙漠的通道，深入到俄羅斯境內。他們在走西口的路上櫛風沐雨、披星戴月、千里行走於荒漠中，培養了走西口的晉商們自強不息的精神。他們不畏險阻、開拓進取、勤奮敬業、團結協作的商業品質，樹立了審時度勢、機動靈活的商業頭腦。走西口中，造就了晉商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文化，他們自強不息的文化內涵。“開中法”的實施，使大量晉商的資本得到了一定的積累，為他們的商業文化的繁榮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三）金融業的興起，“票號”的繁榮
在餘秋雨先生的一篇散文《抱愧山西》一文中，他對山西的金融業做了大體的描述，餘秋雨先生認為山西是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他考察了平遙的《票號博物館》後，講山西稱為“中國金融業的鄉下老祖父”，山西的平遙被稱作中國的“華爾街”。
明清時期，晉商的資本積累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在乾隆時期，就有一句關於晉商的俗語“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另外，由於晉商從事大量的商業活動，晉商大多生意從事長途販運，商品的流通和資本的週轉速度太慢，墊支的資本太大，在資本不寬裕的條件下只有向社會貸款。例如從晉商販賣南方的茶到北方及其國外，路程數千裡，資本用量大，週轉速度慢，需要大量的貸款，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晉商商幫首創了賬局，經營存放貸款業務，後來，在賬局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票號”。其三，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晉商的商號是遍佈全國的，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絡，各地的商號需要把盈利的部分押運到山西總部。由於押運的數量過於的龐大，當時的社會也不是太安穩，由於運送現銀的難度太大，經常出現被搶的現象。
“票號”成為適應當時國內外經濟發展而產生的。以前用的是現銀的運送，費時誤工，開支太大，而且不安全。“票號”的產生，為晉商的商業活動提供了一個基礎性的作用，方便商業活動的流通。“票號”辦理匯兌、存放款，解決了人們在運輸時候的困難，加速資金的週轉，促進商業的文明。票號商人還以政府合作，充當中央銀行角色，為政府籌措軍餉、籌還外債，收取各地的官款及其稅收，起過代理國庫及省庫的作用。票號促進了晉商的快速發展，為許多晉商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的作用，晉商利用“票號”，加速資本的運轉速度，晉商就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的實力。
另外，由於票號的發展壯大，以前老的一套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晉商現有的管理。晉商有著不斷創新的精神，票號的興盛，帶來了新的管理方法，晉商們提出了新的管理方法——頂身股。頂身股的管理方法，創造了票號的輝煌，令人驚歎的業績。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中，晉商就創立了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到了21世紀的今天，現在好多的企業都是用他們的——頂身股管理企業的，就是現在所謂的職業經理團隊管理及其股權激勵。這樣的經營理念文化就誕生了。
日升昌票號是世界銀行的鼻祖、中國最早的一家票號。日升昌票誕生於1823年，1914年破產，1922年復業，到1948年歇業，百年間幾經波折，在中國的金融業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日升昌票的誕生，就說明了晉商有著創新的精神。日升昌票的財東李大全、經理雷覆泰是因為有著創新的精神，才能在全國商業網絡中抓住機遇，率先創立了票號，成立專業經營貨幣資本的的私人金融機構，勇敢的站在社會的前沿。晉商創立的票號之所以能這樣的走向繁榮，就是因為他們有著開拓創新的精神。
二、從人文成因考慮晉商的文化成因
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財富的綜合。現代新儒學的代表徐復關認為：“文化是由生活自覺而來的生活及生活方式這方面的價值的充實體現。其主要包括宗教、藝術、道德等。”晉商作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其中的每個成員的血管中都流淌著祖先賦予他們的血液。晉商在行為方式、價值取向、思想理念都從不同的角度體現傳統文化的歷史沉澱。某一文化的形成，是由該民族代代相傳的結果而形成的，他具有一定的歷史性、社會性、民族性等。
晉商文化就是祖先賦予他們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斷的創新與改良後，而後形成都有的晉商文化。每個文化的形成都是通過一個沉澱的過程。晉商文化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及其“關羽”的忠義和晉商獨有的重商輕仕的文化背景下而沉澱的。
（一）儒家文化孕育了文明的晉商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自古就以儒家文化為主流。晉商是最早把儒家學說引入商業文化的典範，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把其思想納入了仁的範疇；孟子在其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仁、義、禮、智之說；漢代的董仲舒把先秦時期各家學派的思想綜合起來，歸納為“|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經過漫長選擇，儒家文化成為了中國的正統文化，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根據，在不斷髮展的歷史長河中，山西商人大多以儒家倫理規範自己的的經營活動，即“用儒意以通積著之理”《陸文公集》卷七）。儒家文化不斷吸取“道家”和“佛家”精華思想，儒家文化不斷的完善與創新。 晉商在“仁、義、禮、智、信”五德的支撐下，折射出一種群體的關係，每個家族並不是單一的，家族之間都有著錯綜複雜的聯姻關係，從而形成強大的凝結力和向心力的文化。
儒家文化重要的思想是：立德、立身、立業，而晉商明確把立德、立身、立業作為整個商業群體的座右銘。儒家文化與晉商的結合產生了優秀的晉商文化。在儒家文化影響下從事商業活動的稱為儒商，而晉商就是儒商的一個典型形態。晉商以儒家文化和道德約束自己的行為規範，規範自己的經營之道和價值取向，並吸取了民間晉商之道，在其鼎盛時期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的經營理念和價值取向的經營模式。
在封建社會中，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等級觀念，分為士、農、工、商，士是一等，而商是最低的等級。晉商並沒有受這種思想的束縛，而是大膽的邁開屬於自己的行走之路。晉商打破了“儒為名高，賈為厚利”，貴賤有別，目標不一定的封建觀念，提出了“賈可以習儒，儒可以行商，商也可士，士也可不失商業”的儒賈想通觀。
晉商文化中蘊含了很多的儒家文化，晉商之所以能在商業上取得叫大的成功，離不開儒家文化。“信”是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範疇，主要含義是誠實守信，作為人應該擁有的良好品質和做人的規範原則，“信”在儒家中佔有重要地位，孟子強調：“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宋代的朱熹認為：“信，便是真個有仁義禮智,不是假”（《朱子語類》）。晉商深受儒家的文化薰陶，他們將“誠實守信”的觀念用在買賣中，融入到了商業活動中，以誠實為本的經營理念。清末的梁啟超先生就對晉商有很好的評價，梁啟超說：“晉商篤守信用”，他對晉商珍惜信譽、篤實守信的評價無疑代表了整個晉商群體。
晉商在發展的過程中，“晉商”視信譽如命根，堅守“寧可不賺錢，不能失信”的道德準則，清代晉商袁嘉盛在張家口經商，以“誠招天下之客，義納八方才”的經營理念。晉商的經營理念源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仁者愛人”，晉商受儒家思想以影響特別深，造就了晉商崇尚信譽、仁愛、中庸的精神文化。儒家思想的最高理念就是“和諧”，以人為本的文化思想。
（二）深受忠義思想的影響
“義氣”一詞在《辭源》上有兩種解釋：一是指“剛正之氣”，二是指“忠孝之氣”。把“忠義”作為人生的價值標準，已經大範圍地深入到晉商每個人的心中，經過長久的積澱，已經成為晉商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標準。馬克思·韋伯曾經說過“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的背後，都必須存在著一種不易被察覺的，無形的精神力量，他引導人們去努力爭取勝利果實，鼓勵人們開拓、進取、創造財富”。
晉商文化蘊涵了“關公”文化，經過數百年的歷史沉澱，“關公”由一位單純的歷史人物神化為中華民族的道德偶像和人格楷模。晉商之所以能在商界稱霸500年，就是有著這種精神信仰與理念的支稱，這個精神信仰就是關公文化，理念就是獨特的關公文化。在有晉商踏過的地方，都能看到幾做關帝廟。在晉商繁榮的500餘年裡，晉商群體一直將他們山西的先人——關羽視為精神上的偶像。在涉足的地方皆為關公建立廟宇，使他成為商賈們財源廣進、富貴平安的財神和保護神。全國各地的商人也紛紛效仿，供關公為財神之風愈演愈烈。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奇特的現象，晉商之所以把關公視為最普遍敬奉神，並形成中國商人普遍尊崇的一種文化，究其根本原因，是凝結在關公身上的忠、義、信、智、仁、勇等中華民族博大的文化與明清時期晉商所面臨的獨特歷史環境，晉商群體的獨特經營理念和高尚的價值追求完美契合而產生的，可以說是晉商的精神文化就是由這些廟宇所鑄造。
關公一直給予晉商們在心中留下了“忠義”的思想，關公的具體表現在，其一勇猛善戰、武藝高強的關公背井離鄉、漂泊四海的山西商人們的精神保佑。晉商們的生活極其的艱辛。其二關公的“忠”、“信”、“義”、“仁”既是中國傳統美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山西商人所趨同的人生價值標準，更是晉商群體獨樹一幟、彪炳後世的為商之道。關公文化具有廣泛性的特徵，“全民性”特點；關公文化還有群眾性的特徵，關公文化的“世俗性”及其“延續性”。關公文化的信、義精神，可以引申、轉化到晉商的生活中，晉商學習關公的“對國以忠”，後來晉商產業救國；學習關公的誠實守信和崇義精神，晉商在經營中講究誠信，鄉鄰之間互幫互組；關公的勇武精神、開拓創新，晉商遠赴沙漠的精神。
關公義氣深重，被譽為天下義士，關羽的忠義所包括的思想內容正是中國傳統至高無上的道德、情操和倫理關係，是民族道德意識的提煉和深化，從帝王將相到販夫走卒都將其視為標杆，對社會各個群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個文化的興盛後面必定有一個強大的文化作為支撐的。晉商的明禮誠信、經營管理、節儉勤奮、勇於開拓的精神，受益於關公文化的薰陶和訓示。
（三）晉商重商輕仕的文化影響
山西的民風，從春秋戰國以來的“尚武”到隋唐後的“文風極盛”，直至明清時期的“由文入商”而最重形成了晉商一貫“重商輕仕”的風氣，這種風氣深入人心，因而晉商將其培養最優秀的弟子投入經商貿易之路，從而在對待教育的問題上形成了“學而優從商”的教育觀念。
中國封建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仕、農、工、商的等級觀念，為什麼明清時期的晉商會打破中國2000多年的仕途文化。賈而好儒，學而優則商，晉商打破“學而優則仕”的金科玉律和“士農工商”的傳統。樹立了“學而優則商”的新觀念，他們以商業為榮，以賈為樂，讓成批“學而優者”和良家子弟進入店為徒，砥礪磨練，學習商道，使晉商的大軍兵源滾滾，一代接一代的在商場上馳騁。他們教育子女的目的不是以學而進仕，而是為家族培養接班人。所以，晉商們每個家族的領導人大多是飽讀詩書的儒生，所以人們也會把他們稱為儒商，祁縣渠家的——渠本翹，通過仕途之路，進仕而為官，最後子承父業，放棄仕途，以商為本，在晉商中，像渠本翹這樣的人太多了，他們學習文化的目的就是為了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在經商中能立於不敗之地。明代中後期的名臣張四維，他是山西蒲州人，出生於商人地主家庭。他父親在外出經商，非常關注子弟的學習，他常常“夠諸子傳疏義及史漢諸書，車載之”（明張思維《條麓唐集》卷三）。晉商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他們教育的需要是商業經營的需要和內心對教育的渴望。
他對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有比較深的認識和感受，掃除了以往的一些觀念，認為士、農、工、商是平等的。
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晉商善於經營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趁勢崛起，隨漸形成一股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晉商們“相親相助”為宗旨，他們以會館、公所成為在異鄉聯繫的一種交流方法。
晉商加強血緣之間的凝結力，家族間和睦相處，發揮血緣的紐帶效應，曾強了血緣之間的商業活動的團結力看，因為這種團結力而造就了晉商家族間相互扶持關係。晉商的經營範圍是面向很多的地區，活動區域的擴大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愈演愈烈，於是晉商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地緣關係的認同力，晉商發展為地緣組織，晉商在各地設置的會館就是晉商重要的標誌。
另外，由於晉商在形成的過程中，長期依附封建體制的以宗族血緣為核心的家長經營管理與以攀緣政治為特色的官商文化情結，也是晉商文化的一特徵。由於封建社會對商業統治比較的嚴格，晉商只有依附於政府勢力，這樣在商業上才有路可尋。
三、從地域文化來看晉商的文化
傅築夫先生曾經說過:“從長期看，地理因素對歷史的一切變化都在起著潛在的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是通過經濟因素表現出來的，有時則以經濟因素共同起作用，而這些經濟追本溯源到最後，仍是地域文化的因素。” 由於地域文化的不同，晉商有著獨特地域文化，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地理特徵，生活在黃土高原上的人們有著不同於其他地方生活方式及其氣候因素。
晉商就是由於有著這樣的地理區位，在“開中法”實施中，晉商憑據他的地理優勢才能捷足先登，走西口之類的。晉商的文化形成中，地理因素起著巨大的作用。
（一）生活方式影響
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到人的性格形成。山區居民因地廣人稀，長久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便會養成了說話聲音洪亮，議事直爽，帶人誠懇的性格特徵，故有“愛山者仁”的說法。暖溼宜人的河湖海濱地區，因氣候溼潤，景色秀麗，生機勃勃，所以，這裡的人大多是多愁善感，機智敏捷，故有“愛水者智”之說。生活在廣闊草原上的牧民，因草原茫茫，交通不便，所以性格豪爽粗獷，熱情好客。而生活寒冷區域的人，則因室外活動時間少，人們多在一個不大的空間與人朝夕相處，因此常常有較強的耐力和自制力。
明代沈思孝的《晉錄》載“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清朝康熙帝南巡的時候說：“夙聞東南鉅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主人，而土著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晉商生活在黃土高原上，生活環境及其的艱辛，生存條件較差，由於普通的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不能滿足自身的需要，晉人只有外出經商，晉人在做生意的時候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他們養成了勤儉節約、辛勤勞動的品行。晉商提倡“貿易之道，勤儉為先，富從勤的，貧系懶招”。
同時，晉商雖富了還比較的摳，而晉商把摳和小氣作為他們的傳統美德，這就和晉商的生活方式有著很大的關係了。每一個晉商在發家前，都是過著極其的艱苦的生活，晉商能夠興旺發達，最初起步的就是摳，中國有句俗話叫“富不過三代，清官不到頭”，任何大富大貴都傳不過三代，但是晉商不僅傳了十幾二十幾代的，還傳了五六百年，渠家更是傳的長遠，一直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另外，晉商的大院，也是屬於晉商特有的文化，在中國十大商幫裡，只有晉商在自己的家鄉修建起大院，這也是晉商保守的一面，他們有著顧家的文化。
晉人們由於過去生活上的艱辛與困難，所以他們在大富大貴後仍然能保持著節儉之風，並把做為一種文化一代傳承一代。在電視劇《喬家大院》中，喬家的生活也是過的節儉，從裡面人物的穿著上看，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樸素的文化修養。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會對文化造成很大的影響。晉商在生活中悟到了這道理，所以形成了勤儉節約的文化。
（二）地域文化影響
地處於黃河中下游之交的晉西南地區自古便是山西經濟最早開發最為發達的地區。地域文化是造就一個地區及其一個民族的重要因素。歷史和文化的沉澱對一個地域的人有著巨大的影響。一個地區性格的同一性，是經過漫長的歷史演進逐漸形成的。歷史和文化對人的性格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晉商生活在一個特殊的地域環境中，山西地處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交界處，晉商即受到來自中原地區的中原文化文明的薰陶。同時，晉商還收到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感染，晉商生活在兩種文化共同交匯的區域，所以在晉商產生的地區，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文化為晉商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另外，山西的地理位置也是處於漢族文化與少數名族文化碰撞與融合的地帶，民族的反覆融合使山西的文化不僅既有中原的儒家文化崇禮守信特徵，而且既有少數民族的驍勇豪放，敢闖敢創的文化特徵。在性格方面，晉商的性格是外向開拓和內斂自守的雙重性格，內斂自守：清代的地理學家顧祖禹稱“山西東有太行山為之屏障，西則黃河為之襟帶，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構築雁門為之內險”。這樣的地理環境，則形成晉人的進退有據、伸屈自如。外向開拓：山西處於農牧區的分界線上處於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帶，受多種民族文化的影響，而形成創新、開拓的文化。山西具有這樣的地域文化優勢，使其在中國歷史上承擔著中原，江南與北方草原物資交流的重要平臺，同時有很多的外地人遷到了山西，造成多種文化的融合，從而奠定了晉商文化的獨特性。
晉商就是在這樣的地域環境中形成的，勤奮進取，無為險阻的艱苦創業精神。由於有這樣的一個文化底蘊，晉商在創業的時候，大多是能吃苦耐勞的，勤奮節儉。例如在對蒙的三大創業者，祁縣的史大學、張傑和太古的王相經卿，本是康熙帝西征大軍中的肩挑小販，他們不避風沙，萬里奔波，出入刀林槍伐 ，貿易軍中，九死一生，才小有積蓄，創辦商號，刻苦經營，終成鉅富。祁縣的喬氏創業者喬貴發本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光棍漢，他走西口謀生，歷經千辛萬苦才把生意慢慢的做大。晉人之所以在無法生活的情況下會去經商，就是因為在有這樣的文化底蘊中，所以他們在精神上有一種地域文化在支撐著他們。
（三）地理環境影響
地理環境是由各自然要素組成，他們從各個方面綜合聯繫著，影響到晉商的文化形成。“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會成為一種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地理因素獨有的特徵，影響著晉商獨有的文化氣息。“黃土文化”是內斂型文化，由於地處內陸，相對封閉，遠離海洋，臨近黃河和黃土高原，沿海地區的開放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受“黃土文化”和中國傳統思想影響較大，所以黃土文化下的商人形成憨厚朴實，西鄰黃河，東瀕太平洋，處於南北的過渡地帶，因此，受到兩種文化的雙重影響，具有雙重的性格特點，既精明能幹，又豪爽衝動。地理環境對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地理環境看晉商文化的成因，地理環境對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從自然環境考考慮環境惡劣，生存條件差，導致晉人不得不背景離鄉到外面去謀生，是導致晉人外出經商的原因。山西耕地資源不足，氣候乾旱，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的說法，地瘠民貧，“歲豐，畝不滿鬥”，地狹人滿。在1975年版《太谷縣志》“風俗篇”卻有這樣的記載：“陽邑（太谷古稱陽邑）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月，故耕種之外戚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於此。由於生產水平較低，靠土地生產的勞動產品不能自給，沒有豐富的剩餘產品，流動人員只有外出從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造就了晉商，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屬於大陸性半乾旱氣候，常年乾旱少雨，土地貧瘠，地緣性農耕經濟基礎薄弱，依靠單純的農業耕作根本無法實現生活自給自足。但是，人口稠密，勞動力資源豐富，因而促使山西手工業的發展。有學者認為“賈”出於鹽，而鹽則指河東解州的池鹽。地理環境中的自然資源是促使晉商商業啟動的重要因素，是晉商商業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由於在這樣的條件下，晉人為了生存，他們就只有想其他方法來養活自己。雖然晉商所在的地方耕地資源不豐富，但是其它資源是佔有一定的優勢。
晉中物產非常豐富，善於把地產的優勢轉為自己所用，商業和手工業是很興旺的，如蒲州的鹽、澤州的鐵、潞州的綢就很有銷路和名氣，中國當時五大鹽綱二綱就在山西。明代對晉商的記載大多是“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沈思孝《晉錄》）又見史載，“蒲多豪富”（李維楨《知松江府事前監察御史胡公墓誌銘》，載《皇明文集》卷一百二十八）。這些資源的補給，給晉商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為晉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促使更多的山西人從事商業上的活動。
總結，晉商的文化形成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本論文分析晉商的文化成因，我從晉商的文化背景、人文環境、及其地域文化來考慮，從多個方面來探析晉商的文化成因。從而瞭解到晉商的文化為何能成為封建社會時期的鼎盛文化。
由於受到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從而形成了晉商的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念，另外，還包括了“關公”的忠義文化。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域文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晉商博大寬厚的胸懷及兼容幷蓄的氣度，另外，晉商信奉“和氣生財”，重視與各方和諧共處，從而形成了同舟共濟的文化。
從多個方面來探析晉商的文化成因，從而瞭解到了晉商的文化為何能促使晉商成為明清時期的一大商幫，這與它的文化底蘊是分不開的。（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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