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一位拿了普利茲克獎的建築大師，不僅沒有在大城市做地標性建築，反而往最鄉野處去，做的還是村民的民居。
文｜李婷婷
編輯｜糖槭
攝影｜高遠
一個奇怪的人
2019年8月的最後一天，細雨籠罩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整座校園藏在濃密的植物之中，不像一所學校，更像一組大型庭院。建築師王澍建造了它，也享受它，他得意地向《人物》記者指著遠處一棟樓，青瓦屋頂像山丘一樣連綿起伏，「最高點往下就是我的辦公室。」王澍是這所學校建築學院的院長。但他指的辦公室實際上是建築學院的行政辦公室，不到30平方米，只有最角落的四個黑布沙發才是王澍常待的地方——沙發挨著兩米高的玻璃窗，是窗也是門，推開，跨過低矮的臺階，綠柳垂垂的水塘就在腳邊。
56歲的王澍留寸頭，穿黑衣服，是那種最普通的材質，棉T恤，牛仔褲，鞋子是最方便走路的運動鞋，也是黑的。不說話時，他就像一處悄無聲息的樹影。作為中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獲得國際建築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的建築師，他至今不用社交軟件，某市一位領導找他加個微信時，他不好意思地告訴對方，他不用微信，然後把頭轉向妻子陸文宇，「聯繫陸老師就行。」
他的工作室是不公開的。一本建築雜誌做了一期建築師工作室專題，其他人的工作室都無死角地展示了出來，唯獨他的工作室只展示了目測只有一平方米大小的桌面——書堆圍起外沿，桌上一本攤開的豎版書，一把毛筆，一盒墨水，兩張寫滿字的書法紙，兩支鉛筆，兩張A3大小的建築草圖——這張平平無奇的照片被用作了雜誌的封面。一位工作室成員描述，他們工作室就是一個大開間，王澍的桌子就在中間。
得獎之前，王澍調侃自己是一個連一本作品集都沒出過的邊緣建築師、另類建築師，「總之是一個奇怪的人，跟大家都不一樣的人」。他一獲獎，「中國的建築界應該是比較震驚的，大家都覺得眼睛掉下來，說為什麼他獲獎，這件事情很奇怪，因為他太不正常了」。
去年9月，中國美院開學典禮那天，王澍本來應該出現在最引人注目的主席臺上，「給大家展覽一下」，結果他一早就拉著行李箱，和妻子趕赴300公里外的衢州市舉村鄉，一個浙江南部的山村。獲普利茲克獎後第二年，王澍就開始和衢州政府合作，給鄉村做改造。6年裡，他規劃了3個村，完工了三分之二。去年8月 「利奇馬」颱風席捲，施工暫停，其中三棟改造完畢的民宅被摧毀了，王澍決定去現場看看。
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一位拿了普利茲克獎的建築大師，不僅沒有在大城市做地標性建築，反而往最鄉野處去，做的還是村民的民居。但早在2000年，王澍剛到中國美院當老師時，他就經常帶著學生或工作室成員去鄉村調研。他在村子裡獲得了很多建築靈感。比如在鄲州新區僅剩的最後一個村子裡，他親眼看到了寧波民間即將絕跡的「瓦爿牆」。寧波多臺風，房子被颳倒後，老百姓就把各種各樣、各個朝代的磚、石、瓦混在一起，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最省的方式把房子重新砌起來，4平方米的牆裡能數出80多種不同的材料，它們拼在一起就像樸素又精美的花布。王澍說，「我當時很驚歎，只有帶有庖丁解牛這一類哲學意識的人才能夠做出這樣的牆體。」
在設計寧波博物館時，王澍就借用了這個靈感。但要把那麼多不一樣的材料穩定地砌在一塊兒並不容易，何況這門技藝基本失傳了。王澍後來創造性地把最多隻能砌8米高的傳統瓦爿牆和現代混凝土牆結合在一起，建造出了24米高、符合現代建築標準的新瓦爿牆。寧波博物館由此也成了王澍的代表作。2012年，普利茲克獎授獎詞寫道，「王澍的建築以其強烈的文化傳承感及迴歸傳統而著稱……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築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並演化成紮根於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築。」
高鐵到達衢州市後，得再坐小巴車，車子在蜿蜒崎嶇的山路上攀爬了兩個小時，才到達舉村鄉。他們所看到的舉村鄉，有的村子被颱風毀得面目全非：有的房子被泥石掩埋，只露出屋頂；有的房子像被劈開似的，只剩一面牆；一家王澍住過的民宿，每個房間都定格在沙石從門窗噴湧而進的瞬間。王澍一邊走，一邊用手機拍照記錄。有的村莊則幸運地完好無損，它們建在石頭壘起的河岸邊，背靠竹林，青瓦屋頂，黃土牆面，從河對岸看去，層層疊疊的老房子依然保持著沉靜的秩序感。
王澍對所有老房子都有天然的親近感。「什麼是好的建築，對我來說，幾乎中國所有的傳統建築都是好的建築，我在任何馬路邊上看到的一個老的農舍都是非常好的……在那個地方，你能看到一種真正平靜的美好的生活狀態，它很真實。」但在中國，城市早就把老房子拆了個遍，大樓林立，只有鄉村還有一絲保留。
考察完舉村鄉，回程走了一段水路。輪船在碧綠的水面上劃出白色浪花，高聳翠綠的青山近在眼前。1986年，還在東南大學建築系讀研的王澍按著沈從文《湘行散記》裡的路線在湘西旅行，途經一個叫「洞庭溪」的村子時，他還記得自己當時如何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近100座吊腳樓的屋頂連成了一片，整座村子完全隱藏在這片山谷中。幾個農民正在沅江邊造一座吊腳樓，木樓倚靠的山坡坡度近45度，簡直不可思議，王澍當時產生了留下來當一個木匠的衝動。33年後，置身於衢州的青山綠水中，王澍的情緒又變得興奮起來，在輪船上，他笑呵呵地問陸文宇，「陸老師，我們退休了，就到這個地方來定居，開一個鄉村學校吧。」
寧波博物館
都市中的農夫
建築師童明1995年第一次見到王澍時，王澍穿了一件鮮紅的毛衣，一頭及腰的長髮散開著。「我很震驚，給嚇了一跳，藝術家不像藝術家，瘋子不像瘋子的。」
童明是王澍在東南大學的校友，比王澍小五屆，他剛入校沒多久，王澍就畢業了，兩人在學校裡一直沒碰上面。但他對王澍早有耳聞。學生時代的王澍做了很多惹人注目的事：自個在圖書館看書自學，覺得中國建築教育過於教條，缺乏西方早期現代建築的衝擊，到了大二，他就向老師宣佈，「沒有人可以教我了。」；在一次全國研究生研討會上，王澍發言，「中國沒有現代建築，中國沒有現代建築師」，學校不滿，研究生後期，王澍就一個人搬到南京郊區一戶農家的一間小屋；而他那篇標題為「死屋手記」的碩士畢業論文，答辯時全票通過後，仍被要求修改，王澍沒改，最終沒拿到學位。
彼時王澍還痴迷哲學，很多同學也加入他的行列，夜裡12點還有人坐在樓梯讀黑格爾，到凌晨3點才回宿舍。童明開玩笑道，「他害人不淺呢，我上兩屆有三個同學，就因為這種狀況，留級留到我們班，學他的樣子學得走火入魔。」
兩人終於見面時，童明剛到同濟大學讀博，而已經碩士畢業7年的王澍，竟然跟他是同屆博士生，「那可以說是他最為窮困潦倒的一段時間。」當時王澍32歲，已經和陸文宇結了婚，在杭州定居。那7年裡，他基本都待在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起初他想在藝術院校辦建築教育，各種阻力下沒辦成，他也沒當成老師，後來就進到美院的公司，覺得沒意思，乾脆連工資、社保也不拿了，成了一個「自由人」。
1992年6月，王澍給遠在新西蘭留學的好友阮昕寫信：
你走了一年，我瘋狂創作了一年，搞了四五個作品，小到一個市中心廣場的地道口，大到一個國際標準的畫廊，十八般武藝都用上，把這些年對建築的體會，一一試驗，可以說，過去存於想象之中的，多少都變成了現實的。這也許已讓不少人鼓譟。但我卻體會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虛脫感。突然變得無所適從，需要以一種更銳利的目光批評過去。你的信來得正是時候。我決定，出去看看。
於是把一切放下。
準備十月份的托福考試。如能與你會合，日夜暢談，應是一件快事。
不知什麼原因，王澍最終沒有出國。和王澍在東南大學時批判中國建築教育過於陳腐教條、需要向西方現代建築學習的境況不同，畢業后王澍面臨的現實是另一副樣子——1990年代，中國的城市開始熱火朝天建造高樓大廈，許多建築師都擁抱了最掙錢的房地產，王澍在2015年時曾經對《人物》說，「他們開始直接抄襲外國的建築，這些專家臉都不紅地開始做這種事情的時候，我知道一個時代過去了。」
王澍曾擁抱的現代主義變成了新的教條，他稱之為「視覺鴉片」。童明說，「王澍很快發現自己原先處在憤青狀態的『我』的後面同樣空虛。」
兩年半以後，1995年初，阮昕在來信中看見了另一個王澍：
我這一兩年來，基本上以Freelance Architect的身份工作。和建築圈內人士不大聯絡，算個局外人吧。一年下來，感興趣的時候做一兩個設計，其他時間寧可閒著。像《浮生六記》這樣的書，偶爾翻翻，徒生一兩點感觸。而我選擇一種類似的生活，浮生，需要時間去體會的，慢慢的，以前看不到，現在看到了。以前不會哭，現在則動不動為生活中的小故事而感動得鼻子發酸。我把生活安排得很簡單，如一個都市中的農夫。
按王澍自己的話來說，他從一個「先鋒派」變成了「生活派」。那段時間，他沒什麼工作，常常和妻子陸文宇一塊出遊。兩人會去西湖邊閒蕩，找個地方喝一喝茶，逛一逛菜市場和百貨商場，見一見朋友。陸文宇是王澍在東南大學的師妹，「我們屬於一拍腦門就在一起。」陸文宇說。兩人看起來完全不同，王澍先鋒、叛逆，是個「自由人」，陸文宇則在一家體制內的設計院一直工作了15年，拿到了高級職稱，「在那個舒適區我可以一直養老。」工作於她就是掙份工資而已，生活更重要。她比王澍小4歲，愛扎麻花辮，熱情愛笑（「呵呵呵」的笑聲很有辨識度），對小事物充滿好奇心——在舉村鄉考察時，路過一張蜘蛛網，她會為上頭織出了字母一樣的紋路而激動一小會兒。她自稱人生追求是，「想睡覺的時候能睡覺，想喝茶的時候能喝茶。」
20多年後，當《人物》問王澍，他生命中最珍惜的一段時間是哪一段時，他停頓了幾秒，說，「我90年代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我稱之為自我放逐、自我失業的那個狀態……因為我發現突破不了，我所想要尋找的那個中國現代建築的表達方式，一直都不是很清晰……我不再做，不再設計，因為我再設計我設計不下去，這段時間，我覺得對我現在的影響會特別大。」
其間，一直是妻子的工資在支撐生活。他本來有掙大錢的機會，1992年初，他在深圳完成了深圳大劇院藝術家沙龍的設計和施工後，就立即回杭州了，「這些甲方們都頤指氣使，手裡拿大把錢，指揮你這樣做那樣做，那他們要我幹啥。」為了補貼家用，王澍也會打一些零工，做點裝修類的小項目，比如杭州東坡路上好幾家飯館都是他改造的，還有一些小商店、小旅館。
王澍會出現在每一個施工現場，早上8點，他和工人一起上班，晚上12點，工人下班，他才下班。一般建築師只需要設計，而王澍有時還承包施工，這麼做一開始是出於生存的需要，但對一個只學過畫圖的人來說，連最簡單的買材料、到市場找工人、控制成本都相當困難，一開始是做一個就虧一個。但他從中發現了樂趣，「工程小有一個好處，你能夠控制從一開始到最後結束的所有的環節，很多建築師在大的設計機構裡頭，因為工程很大，他一輩子可能都只接觸到了工程的某一些局部。」
在做中國美院國際畫廊時，王澍甚至親自設計了工程總量三分之一的鋼結構配件——用銑床把兩塊鋼銑出45度的邊，拼在一起，中間的凹槽剛好填滿，再焊接。因為沒人做過，王澍以「做鐘錶那樣一種精細的精神」，畫了巨大的圖紙，每一顆螺絲都畫得很大，再給工廠製作。「你原來看資料的時候不會有那麼強烈的感受，但是你一旦對材料、對施工現場瞭解多了以後，不太有感覺的東西你就有感覺了，才知道那個東西應該怎麼做。」
和講著各地方言的工人們待久了——王澍一般稱呼他們為「工匠」，起初他們很難真的交流，慢慢地，王澍意識到，一套屬於施工現場的語言形成了，「我跟他們說話的時候彼此聽得懂了。」
在「自我放逐」生活的最後一年，1997年，陸文宇的單位分了一套使用面積50平方米的兩室一廳。此前他和陸文宇住在一間12平方米的房子裡，結構是簡易的磚拱，有點像延安窯洞（「如此有趣，很讓我手舞足蹈」），但房子一下雨就漏水。這次，王澍花了半年時間在這50平方米的天地裡自由施展他積攢已久的才能。房子朝南的位置很狹窄，他就在窗戶邊做了一個傾斜的長方體，抬高地面，降低棚頂，把每天最早照亮他家的陽光裝進這個「小亭子」裡。廁所是透明的玻璃牆，小臥室開了兩個相隔不到一米的門，而燈是「八間房」——其實就是在普通白熾燈之外，王澍設計了八個相似又不同的木製燈罩，一開燈就會散發出「魔幻般的光線」。
一年後，「放逐」了七年的王澍接到了建築面積8000平方米的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項目。項目是童明引薦的。王澍第一次做這麼大的工程，於是和妻子一起成立了業餘建築工作室來承接。第一次去跟甲方彙報時，王澍當場就在紙上畫了一個簡單的方盒子，寥寥幾筆就畫完了，王澍淡定自若，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童明此前是這麼跟甲方引薦王澍的：我要給你們找一個偉大的建築師來做圖書館。出於敬畏，沒人敢提出質疑。
「方盒子」圖書館就建在池塘邊，水上還伸出一個「小亭子」，遠處則是山，「房子沉靜，素白、青黑、深灰」。這個項目讓王澍真正地嶄露頭角。建築師劉家琨在當年評價它「不是一個完美的建築」，但具備了顯而易見的專業深度，「從整體上講，我真心喜歡這種有爭議的動人，而不願看那些近於完美圓熟的庸俗」。
怎麼做都聽我的
王澍和陸文宇幾乎形影不離。2019年8月底的一天，《人物》在中國美院象山校園準備封面拍攝時，王澍穿著黑T恤、陸文宇穿著白T恤一起出現了。陸文宇開了一小時車把王澍從市區的家送到學校。她隨身帶兩部手機，一部拍照，一部聯絡，幾乎所有想聯繫王澍的人都得先打給陸文宇。
在工作上，兩人分工明確。陸文宇有在專業設計院工作的「大兵團作戰經驗」，「項目管理十幾年」，擅長處理大關係，她通常負責和甲方、設計院、施工方的負責人溝通，就像電影製片人那樣，佈置好每一個環節，控制整個項目的進程。不僅如此，她還熟悉技術，比如一個體量大的建築的屋頂從平面變成坡面，雨水容易過於集中，而陸文宇能控制水流的方向，王澍稱她為「落地大師」。
從設計院出來後，陸文宇也在中國美院任教，和王澍一起把建築系、建築學院搭建了起來。剛開學的一天，她獨自接待來訪的外賓，下午3點才吃上盒飯，接著去開導一位上課「特深沉」的老師，再開車去工作室，路上她自個兒訂好了第二天去上海參加活動的高鐵票，出發前她還得給建築學院的學生打成績以確定研究生保送和獎學金名單——忙得像個「八爪魚」，但她卻開心地向《人物》說起前一天和朋友一塊喝茶的趣事，「還喝了不少時間呢。」
王澍則在另一個戰場上。他像個「導演」，負責設計、畫圖。在施工現場解決問題，在「放逐」的那7年裡他積累了「特種部隊戰鬥經驗」，助手宋曙華說，「（在現場他）從頭到尾都精神亢奮，任何一個他感興趣的部位都要仔細地看，指揮，拍照，跟很多人商量，跟甲方解釋，有時要具體到一塊磚瓦的佈置，他也滔滔不絕地在跟周圍的人解釋。」直到今天，王澍一年至少也要去30次現場，平均一次兩三個小時，助手每兩三個星期也會彙總一兩百個問題清單，再由王澍定奪，「沒有人能夠替代得了我。」
有了陸文宇的協助，王澍已經少去了大半與甲方打交道的煩惱。但問題也不是沒有。2001年，只做過一個一萬平方米項目的王澍接到了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這個建設面積有十幾萬平方米的大項目。校長許江欣賞他，力排眾議把這個項目給了38歲的王澍，但給出的條件是，3年就得完成，而造價只有市場價的一半，還要「達到國際審美水平」。
王澍同意了校長的條件，他只提了一個要求：不許干涉他的設計，「怎麼做都聽我的。」校長同意了。於是，一個幾棟樓就能搞定的校園項目，王澍做出了整整三十幾棟樓，把一個學校當成一個村、一座城來設計，每一棟樓按12米左右的高度去限制，「大的樹木最後的高度一定能夠超過建築……我的建築就是要跟自然融合。」為了省錢也為了環保，他們從全省各地找來800萬片舊磚瓦，都是拆遷後遺留的，價格比新的便宜了一半。因為材料大多是回收的，象山校園一期2004年建成後看起來「暗乎乎、舊兮兮的」，有同行甚至評價，「要看杭州最醜的房子就去中國美院象山校區。」
「他（王澍）那天說（造價）一半，他沒好意思說，我給你說真實的。」陸文宇說。當時校長開出了一平方米800塊錢的價格，而這是當時杭州農民裸房的造價。「王老師笑眯眯地看著他，說這樣吧，你再多給一點，1200還是1500後來，只比農民的裸房稍微貴了一點。」這個價格還包括了整個校區的景觀和設備，後來有人指責象山校園居然連空調都沒有，「一千多塊錢一個平方米的造價，你去做集中空調，可能嗎？王老師就用最樸素的方法，厚頂，厚牆，生態降溫。說這種話的人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自己去做做看。」
「有的說法特別荒誕。」王澍說。但陸文宇給他分析，「那些人就是想有個機會發表意見，那麼大工程讓你做，很多人心裡頭很不是滋味。」王澍說，「陸老師對我幫助特別大，她讓我理解人性。」校長許江在當時也動搖了，甚至猶豫要不要把二期還繼續交給王澍做。為了平息爭議，王澍放下架子，辦了一個「總結一期，展望二期」的展覽，主動請來國內建築界、藝術界的大腕，還開了討論會，「得到的評價巨高，那我們校長心裡就踏實了。」
二期升級了難度，一期十幾棟建築用一套工藝就可以基本覆蓋，到了二期，十幾棟建築都很不一樣。施工那4年，王澍和幾個助理幾乎每天都要畫圖到凌晨3點，工藝複雜，每天施工現場都會遇到各種問題。有一個暑假，他們在中國美院南山校區一棟教學樓的房間裡畫圖，中央空調假期不給開，杭州夏天又極為悶熱，只能吹電風扇，吊冰袋。夏天快結束時，是杭州蜘蛛繁殖的旺季，白天一開門就發現，每個窗戶都織滿蜘蛛網，電腦之間也縱橫交錯，茶杯和花瓶之間能織出十道線，工作室成了「盤絲洞」，每一天他們都要用笤帚把這三到四百隻蜘蛛（王澍粗數過）請出去。陸文宇那時也得陪著熬夜，一期時她搭好配合團隊之後就可以輕鬆地去喝茶了，二期是連喝茶的時間都沒有。
2007年，象山二期好不容易竣工，王澍又接下了更艱難的杭州中山路改造項目。這條路是千年古蹟，100年前還是杭州最繁華的商業街道，直到近20年才變得破敗。這事兒牽扯的利益方太多——當時每個院子裡都住滿了人，而且街上有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國傳統到西方傳統各式各樣的建築，「這樣一條街，要想把它給做起來，我說這隻有上帝可以做。」但王澍還是受邀做了一份策劃報告，A3尺寸，厚達4釐米，他想以此婉拒，結果領導全同意了。
實際的落地過程並不順利。王澍還邀了十幾位建築師參與設計，但整個項目時間緊迫，從策劃到確定方案花了一年，留給施工的時間不到一年。蔣偉華是負責跟進項目的業餘建築工作室成員，每週他會去市建委開例會，與會的還有自來水公司，煤氣公司，電信，交通部門，城管等等各個職能部門的人。這個項目有兩個甲方同時管著，而施工單位還遠不止兩個，幾家相互獨立，有的很難管得動。
在這條只有2公里長的中山路上，蔣偉華要應對的還有成千上萬的現場問題。哪裡的河道被堵塞要做個濾網，哪裡的基層挖開全是管道，得請工程師來，哪裡的設計落地時「把人家的窗切了一半」，「造的時候邊上都是百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蔣偉華說，「你長期在這樣一個繁瑣的處理問題的狀態，神經是非常緊張的。」
2009年10月1日，中山路的一千米步行街開放，一週內訪客達130萬。如果按策劃時的標準衡量，那些歷史建築可以說是「全被做壞了」，有的設計沒建成，有的被強行修改，參與的其他建築師有的甚至因此拒絕承認那是他的作品。
再提起這個項目時，王澍語氣平靜。他認為這種級別的市政項目，中山路最後的效果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標準。但陸文宇很激動，「那時候我已經覺得做吐了，太累了，那個累不是做建築累，而是跟人打交道太心累，累到最後，我覺得已經真的沒必要了，不要再做了，煩死了。」
搶救
在一次開車路上，陸文宇突然告訴《人物》，「他獲獎之前，我們本來準備把工作室要關掉，你知道的嘛？」
中山路完工後那兩年，業餘建築工作室沒有再接任何新項目，只做「掃尾」工作，計劃在2011年年底把所有的項目一個個結掉後，關門。
「陸老師有點累壞了，我很能理解。」王澍說。他同意關閉工作室，專心當老師搞教育。他從不覺得關門會有什麼遺憾，「累趴下就沒意思了」，「（之前）全都乾得很高興，而且我又不是沒停過」。
2012年2月，普利茲克獎評委會宣佈，王澍獲獎，他是這個獎項成立33年來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得主。
在頒獎典禮上，王澍說，「獲得這個獎，對我多少是有些不期而至的感覺。在多年孤獨的堅持之後，對一個在獲獎之前沒有出版過作品集的建築師，一個只在中國做建築的建築師，一位自稱為業餘的建築師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驚喜。」
「評委會的人笑死了，說你要是把這個工作室給關了，那你就是歷史上第一個獲了獎就把工作室給關了的人，簡直是個奇葩了。」陸文宇說，「現在回過頭來想，（工作室）怎麼可能說停就停，這個事不簡單，只不過是一個想法。」如果當年真的把每一個項目收完尾之後才關門，那關門的時間得推遲7年——2008年他們接下的十里紅妝博物館直到2018年才正式完工。
獲獎後，王澍不僅沒關門，還把工作量翻倍了，以前他一年接一個項目，現在一年接倆。2019年9月，王澍坐在中國美院校門口一家咖啡館，他的位置背對大門，但仍有人認出了他，像遇見明星那樣舉起手機偷偷拍照。王澍告訴《人物》，「被逼的，我要為社會承擔得更大。」但每年找來的項目很多，「我們倆每次都很困難地要對別人說，今年已經滿了，很抱歉，你要麼明年？甚至可能明年都已經排隊了，能不能後年？」
衢州市政協副主席吳江平是在一個偶然機會下見到王澍的。那是王澍獲獎後第二年，兩人恰好都在一個飯局上。吳江平形容自己見到王澍，「不知道如何跟王老師對話」。他沒想到，王澍居然對衢州當地的特色農產品感興趣，王澍後來還去了一趟衢州，在政府食堂裡吃了一餐。「吃我那餐飯把他給忽悠了。」吳江平開玩笑道。他邀請王澍到衢州做點項目。「有這麼一個大師來輔導我們的鄉村建設，那一定對衢州的建築能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當時我跟這些局長們說，王老師說這裡要放塊石頭，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就放個石頭，若干年以後，這就是一道風景。」
在衢州駛向杭州的高鐵上，在列車轟隆隆的震動聲中，王澍提高音調說，「2000年到2012年，我稱之為向鄉村學習，但是這個過程我學到的所有東西都是用在城市裡，我獲獎之後，在我們建築學院也提出來，整個建築學院的研究全面向鄉村整體地改變，這時候等於是我要回饋，基本上每年我要做一個村子的設計。」
2012年普利茲克獎頒獎典禮結束後，杭州市富陽區的領導在王澍下榻的酒店電梯口攔下了他。他們想請王澍以《富春山居圖》為靈感，面朝富春江建一座博物館。王澍沒有立即答應，而是先讓學生調研了全富陽290多個村子，「細到這個村的每個房子裡有幾張桌子，幾張椅子，養了幾個豬，幾個雞」。結果保留傳統「山居」形態的村子不到20個。王澍無奈地跟富陽的領導說，「你富春江在這裡，山居都沒有。」20個村子中只有一個被列入了保護名錄。王澍接了項目，但附加了條件：「必須拿一個村子讓我來改造一下，不讓我做村子，這個博物館我也沒時間做。」
王澍最終選定了既不是歷史古鎮又交通不便的文村進行改造。他給這個村取了個外號，「半殘村」，因為村裡的老房子還剩不到一半，那些幾層小洋樓突兀地夾在其中。文村那時剛規劃了一個叫「美國大都市」的項目，想造15棟鋼筋水泥砌築的「大house」。2016年春節後，王澍造出了第一批「比老村還要像老村」的新房子——其中用的一種材料是當地山上黑黑的杭灰石，有一棟甚至完全是用土做的。有13戶村民獲得了優先挑選權，村委給了他們兩個選項，要麼從中挑一棟，要麼給你塊地自己蓋。他們「思想鬥爭非常激烈」，年輕人很快就接受，他們想做成民宿，老人們則很猶豫，有一戶老人白天剛拒絕，兒女就連夜從省城趕回來勸導，「機會難得，千萬不要錯過！」最終只有1戶選擇自建。
鄉村顯然是一個比城市還要複雜的系統。「鄉村的土地是非常緊張的，因為國家對耕地控得很嚴，蓋房子的地幾乎是沒有的，老百姓的房子如果你要改，誰支持啊。」在衢州那個項目上，王澍花了6年時間，直到2019年9月，只做了3個村，還只完成了三分之二。事實上，它一開始算不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項目，通常甲方都會先有一份項目計劃書再找建築師，但衢州連具體在哪個地方、做什麼樣的建築都不清楚。這個過程裡，王澍就得花時間反覆和當地政府商討，到底在哪裡做點什麼合適。
好不容易進入施工階段，城裡的工匠費用太高，村裡吃不消，王澍就帶著和他一塊工作多年的工匠到村裡，培訓當地的工匠。像「抹泥」這樣的工藝當地沒有做過，泥水什麼比例，速度做多快，快了慢了都有問題，一下雨泥就給衝沒了。光實驗用的樣板房又做了近一年。王澍說，按這個建設速度，「如果換一個書記（吳江平以前是衢州市衢江區委書記），這個事情做這麼多年，還不出什麼成果的話，早就（合作不下去了）。」
即便改造農居是如此複雜，王澍還是堅持給文村的每一棟房子建一座院子，「有院子才有中國式的生活，可以曬乾菜，在院子裡吃飯，鄰居來聊天，再種點小盆景，放點農民的農具。」但很多村民壓根不想要這個10平方米的小院子，太浪費宅基地了，王澍為此去「找省裡落實」，院子就不算進宅基地，免費贈送。無論村民有何要求，每次提起他們，王澍總會露出很溫和的笑容。房子改造後，村民自己做內部裝修，有的村民把室內塗成泥牆（說是模仿王澍的「抹泥」工藝），有的重修了燒柴的土灶，一個廚房裡既有燃氣灶又有土灶，有的做了雙堂屋，一間擺祖宗一間擺電視。還有一個「牛圈、雞窩、豬圈組合在一起」的老房子改造後辦起了餐飲，取名「豬圈餐館」。王澍很滿意大家的創作，「這個很有趣，這個非常生動。」
在2016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上，王澍說，「其實我一直想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鄉村現在更需要搶救，中國的城市如果談傳統文化的恢復或者平衡的恢復，我個人認為是相當的悲觀，幾乎沒有可能，但是中國的鄉村，那個文化還有可能搶救……你如果不搶救，10年之內全部消失。」
王澍第一次去文村時，正對著村口的小賣部門口坐著幾個老奶奶，她們在那兒聊天曬太陽。「這種平靜如水的生活，大家在那裡很高興、美好的狀態。」王澍說。他七八歲的時候，跟母親在新疆真正地「下鄉」了3年，那是1970年代初，母親的學校經常停課「鬧革命」。白天，所有老師都變成「農民」，把學校開墾成農田。晚上，老師們聚在一塊，喝茶喝咖啡，談普希金和魯迅。在那樣的時代裡，王澍卻在生活中感受到一種難得的平靜。
2016年文村改造結束，村口的老房子保留了下來，反倒是旁邊的新房子被王澍改成了新模樣，因為用的是當地的黃土黑石，和旁邊的老房子看起來很和諧。小賣部還在那裡，門口的石板凳還加長了，能容納下5位老奶奶，「我不希望改完之後，真實感消失，把生活也給改掉了。她們仍然坐在那裡，這是最讓我欣慰的。」
2016年3月，浙江杭州，富陽洞橋鎮文村，一期完工的43幢民居，近一半通過外立面整治、老建築保護修繕後，建築師王澍使鄉村老建築實現「重生」。
來去自由
去往鄉村如今成了一股新的潮流。建築師唐勇說，最近兩三年裡，鄉村建設的項目比城市建設的項目還要多。來找王澍做鄉村建設的地方政府也變多了，「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希望你去幫他，要麼就是小打小鬧的一些美化，如果是大的活動，他們其實都是抱著某種希望能夠進來投資或者開發。」
王澍曾對學生說，浙江省有90個縣一級的單位，「我希望每一個縣裡頭都能看到我學生的工作室在那裡，因為中國的鄉村需要。」王澍頑皮地笑了起來，「我估計我們學生被嚇得夠嗆。」
唐勇是王澍帶的第一批研究生，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室。他沒有聽過王澍那「嚇人」的想法，但他在陝西偏遠的泥河溝村裡做了5年。讓他對鄉村真正產生興趣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後他受邀去四川一個村子做設計，同行的其他9個建築師做完的農民房子連豬圈、院子、曬穀場都沒有。「都是概念化的房子，真正有用的不多」。前兩年，唐勇回中國美院，偶遇了王澍，王澍告訴他，那麼多人到鄉村去，但「大浪淘沙」，「就是大家堅持吧」。
如今在杭州，王澍和陸文宇搬離了他親自設計的50平方米小屋，小區太老，沒有停車位，出行不方便。他們借住到了朋友閒置的房子裡，120平方米，沒有任何裝修，白牆，水泥地面，頂上幾根日光燈，其中兩個房間還塞滿了朋友的雜物。王澍只往裡頭搬進了幾個簡單的木傢俱，幾年後房子就得還回去，他不敢輕易動。
他沒有把自己侷限在家裡。新住處位於杭州老城區，他常常出門溜達。門口有一條河，河邊有人做運動，一位愛穿工字背心的男士常跟著女士們跳廣場舞，「做各種妖嬈的動作，節奏跟得特別好，特別有表現力。」王澍興致很高，他不會跳舞，但也跟著伸伸腿、拉拉筋。
他家對面過條馬路就是吳山。吳山臨著西湖和錢塘江，雖在鬧市，卻有幽靜之感。在山頂一塊比較平坦的地方，每天早上都匯聚一群退休的大爺。他們和王澍一樣，都來登山做運動。到了8點，其中四五個人就各站上一塊石頭，開始「演講」，底下還有聽眾。王澍眉飛色舞地模仿他們的神情，「全世界各種大事他們好像都是親臨現場的感覺」。到了9點，大夥兒就散會了，各自奔赴菜場回家做飯去咯。
在王澍這兒，生活變得來去自由。當《人物》問起王澍期待的退休山居生活時，陸文宇搶答，「理想狀態，只能假想，這基本上沒可能。」王澍笑呵呵地順著陸文宇的話回答道，「每個人生活經歷不一樣，陸老師是住集體宿舍長大的，所以她離不開集體宿舍。我不太一樣，集體生活我也過過很長時間，相對比較不群體的生活我也過過，所以我都可以。」
2013年，有一位西班牙女記者發起倡議，希望包括陸文宇在內的兩位普利茲克獎得主的妻子可以分享獎項。陸文宇拒絕了簽字，她的語氣聽起來理所應當，「我覺得生活比什麼都重要，你最後還是要回到生活的，你可想而知，如果在中國當時我要是同意拿這個獎的話，我整個正常生活一定打亂了，當然不要這個獎了。」
在陸文宇的督促下，王澍還戒掉了30年的煙癮。先是不許在家抽菸，做到了；不許在工作室抽菸，做到了；回家前兩小時不能抽，也做到了。但王澍很痛苦，他經常邊抽菸邊思考，去走廊抽完，回來思緒就斷了。最誇張的時候，他抽著煙寫完了36萬字的博士論文。反覆戒菸失敗後，2015年1月1日那天，王澍住在一家位於山頂的酒店，衛生間沒暖氣，跟冰窖一樣，他抽了一口煙，煙直接從肺裡嗆了出來。「我原來的美夢是，我抽菸一直抽到我要死的那一刻，我還會跟人說，再給我一支菸吧。完了之後我突然意識到，可能人死的時候，煙嗆得是很痛苦的，那根本不是一個幸福狀態。」第二天起，王澍再也沒抽過煙。
戒菸後，王澍再也沒有寫過那種連續的、有邏輯的文章，只能寫輕鬆的小短文，「反正我也戒菸了，寫不了那樣的文字我也不強求。」他早就不把創作看作是一種顛覆性的行為，「做每一件東西都要把人嚇一跳」，「我的作品一向特點是表面看甚至有點含蓄，看不太出來它怎麼驚世駭俗。」儘管如此，很多找上門的人總說要一個「讓人眼睛一亮，眼球掉下來」的設計。王澍為此感到困擾，「實際上，我現在整個創作在手法上變得稍微比以前還要低調，那種好像可刺激的東西其實更少了，更內斂的表達更多了。」
2000年，王澍受邀給杭州西湖國際雕塑邀請展做環境策劃，他也給自己留了一塊空地，想做個雕塑玩玩。空地上有個小山包，王澍琢磨了半天，決定做兩道夯土牆。王澍開始在小山包處挖土，童年時玩土的記憶又浮現了。還是在新疆那3年，他家門口有很多小土堆，他經常在那兒打洞玩耍。那時他還熱衷於給家裡挑水，挑著一隻最大號的洋鐵皮水桶，走個400米就是水井。冬夜裡他也接著幹，他脫下手套搖水井的轆轤，手一貼到鐵手柄，皮就粘上了，撕開時劇痛。他沒覺得痛苦，還在裡頭體會到一種真實勞作的快樂。30年後，他依然在勞作，挖土，還挖出一堆殘磚碎瓦、人骨、牙床，以前這兒可能是座墳山。王澍就把這些東西全夯進了土牆裡。再十幾年後，王澍在中國美院擁有了自己的夯土實驗室，在象山校區造出了全世界最大的夯土建築，2016年，他受邀去法國里昂，在世界第一屆新生土建築大會上當評委會主席。
他為土牆隨著時間而發生的不可思議的變化而著迷，「我們叫千年的土，百年的磚，如果保護得當的話，它可以存在千年之久。隨著時間，它裡面整個組成的成分、那個結晶一直在變化，民間就有說法，說打一個炮彈，打在土牆上就是一個白點，你連炮都打不開，因為它是一個長期隨著時間的沉澱和自然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現代科學就沒有辦法（做出來）。」
在與材料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愈發理解了依從於時間、自然的快樂。2019年9月底，王澍和陸文宇去參加了一場凌晨4點半開始的露天茶會，就在西湖邊上一個院子裡。一位參加過的人給他們描述，低一下頭再抬一下臉的片刻，天刷一下就亮了，很不可思議了，他們決定親自去感受一下。兩人最後去晚了，5點零5分才到。天還是黑的，有一點點微光，院裡沒有聽到一丁點聲音。仔細一看，底下黑壓壓坐了幾十桌人。
王澍露出欣喜的表情，「那個靜默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就記住了這個感覺，在一個空曠的院子，幾十桌人坐在那裡沒有聲音，印象非常深。我不知道它對我意味著什麼，我其實不太清楚，但是我就記住了這件事情，也許有一天它會變成我另外一件事情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