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張立和朋友合夥在長安開了家環保公司，現年41歲的他，先後從事過數控機床工、網絡工程師等職業，但買書、藏書、閱讀卻陪他走了半輩子。
讀書是疫情期間最大慰藉
張立是長安高橋街道(現為灃西新城)人，他仍記得小學三年級時，招工在西安上班的父親帶了本林漢達編寫的《故事新編》，他一口氣從下午讀到傍晚。“現在還記得當時那種過癮，感嘆‘有書讀真好’的興奮。”
1996年，16歲的張立報考中專，那是那個年代成績優異的農村初中畢業生的首選。“那會兒我志向遠大，每天堅持記日記。”張立說，“疫情期間，我特意翻出那時的日記，有一篇令自己感動到哭。”張立特別強調他的哭不是流淚，而是出聲的哭，除了這次，疫情期間他在聽聞李文亮逝世時也曾痛哭。當然關於那篇惹哭他的舊日記，華商報記者試探問是“初戀”?他不置可否。
‘勤於記錄 樂於重溫 敢於自嘲 善於修正’是張立很推崇的一句話。讀完個人日記後，他迫切地想從名人傳記中尋找“修正”。“書架裡有早前買的、一直沒時間讀的羅曼羅蘭的《名人傳》，讀到博愛、憐憫的托爾斯泰時我卻一下想到疫情間挺身而出的醫護人員，他們都是各自時代的偉人。”張立說，之後他又花了半個多月讀梭羅的《瓦爾登湖》，文中對快速發展的現代文明的反思和對自然主義的推崇，提醒他該從另一個角度反思疫情。
他說：“疫情中最大的慰藉就是讀書，在書與現實的呼應中，收穫頗豐。”
去年購書花銷約3000元 有部分為電子書
3年前，為女兒上學方便，張立在學校附近租了套單元房，有間不大不小的書房，兩個已滿的6層書架和兩個5層書架相向而放，基本都是經典沒有一本“次品”。
“我離不開書，不讀書心會空。”張立說，“書房主要放我愛的文史書籍，公司書架放與業務有關的環保類書籍，孩子的房間也單獨放書架。”
張立喜歡夜深人靜時讀書，尤其是心情不佳時，他會讀余光中。“上中專時第一次接觸余光中，直感嘆散文和詩還能這樣寫，文字的韻律和韻味可以做到如此含蓄雋永。”張立說，“2012年4月，余光中曾做客西安一書店。作為多年‘老粉’我去現場追星，有很多年輕人現場提問，可那些問題在我看有點浪費機會，儘管我最終並沒勇氣提問。”他最推薦的是余光中的散文集《聽聽那冷雨》。
2019年，張立在購書上的總花銷為3000餘元，其中網絡購買紙書109本，書店購書20本，還有10多本電子書和舊書。“攜帶更方便的電子書的優勢也在慢慢顯露，相得益彰也許是個好事兒。”張立說。
直到最後，華商報記者才瞭解到張立的另一個身份——長安區作協秘書長，曾出版《要有光》、《元和中興》等著作。
華商報記者 付啟夢/文 陳團結/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