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在史學方面有三部鉅著影響深遠，即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這三部著作，風格各異，成就卓著。其中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是中國傳統史學走向總結時期的一部重要的歷史考證學著作。下面就簡單介紹一下王鳴盛的生平和學術貢獻。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江蘇嘉定人。他小時候非常聰明，“幼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當地縣令視之如神童。後來，他中鄉試，考舉人，才名漸起。當時的尚書沈歸愚認為王鳴盛的才華不下於“嘉靖七子”。
這段時間，他跟大詩人沈德潛學詩，又結交了經學家惠棟，一起探討經義。在經學方面，屬於“吳派”大師。王鳴盛畢生崇尚漢學考據之法。在群經裡面，他比較喜歡鑽研《尚書》，堅信東晉的古文經雖偽，但經由馬融、鄭玄所注，仍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東晉所獻之《太誓》固偽，而唐儒所斥為偽太誓者實非偽也；古文之真偽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得力矣。”從此可見他對經書真偽的看法以及治漢學的路子。
王鳴盛的仕途開始還算順利，從翰林院編修升到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後來又到福建主持典試，還未履職，就被召回任命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但因在赴任的途中納妾而遭到言官的彈劾，不但未得到升遷，反而被降為光祿寺卿。此時，又碰上自己的母親朱太夫人去世，他就離職還鄉，為母親守孝，遂不再出仕。王鳴盛定居蘇州閶門外，專事著述三十餘年，成就斐然。由於其學者兼名宦的特殊身份，登門求文者絡繹不絕。
王鳴盛儘管因納妾被彈劾，但平時“性儉約，無玩好之儲、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研誦窮日夕，絕不與當事通謁。”他認為，“漢人說經，必守家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宗註疏矣，然註疏惟《詩》《三禮》及《公學傳》猶是漢人家法，他經注則出於魏晉人，未為醇備。”於是，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撰《尚書後案》二十卷。
王鳴盛最主要的學術貢獻是寫出了史學名著《十七史商榷》百卷。這本書“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訛脫；審事蹟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
在史觀上，王鳴盛反對“春秋筆法”，對他所認為的前人於歷史的扭曲之處，如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朱熹的《通鑑綱目》，皆以史實予以駁斥。他主張：“經以明道，以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
王鳴盛把考證清楚歷史典章制度和歷史事件作為治史目的，反對史家主觀褒貶與奪和馳騁議論。與同時代的歷史學家趙翼一樣，王鳴盛也認為歷代所謂《實錄》有“為尊者諱”的弊病，轉而重視野史筆記的史料價值。他認為“採小說者未必皆非，依實錄者未必皆是”。 他頗為公允地指出：“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核斟酌，不可偏執。”這種以野史與正史相互參訂以尋求歷史真實的方法，十分有效。
另外，他還著有《蛾術篇》百卷。
王在文學方面宗歐陽修和曾鞏，錢大昕評其文曰：“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為巨手。”詩歌方面早歲宗仰“盛唐”，獨愛李商隱。有詩作四十卷。王鳴盛的詩學思想較為融通，頗有可取之處，但長期為其學名所掩，後人關注不夠。其詩論中既有重＂情＂、重＂雅＂、重＂教化＂等詩歌創作觀念，又有重視詩歌形式美的審美特徵追求，對當時詩壇部分詩歌格調不高的弊端有所糾正。
王鳴盛從小到老，“未嘗一日輟書”。他六十八歲的時候，雙目突然失明。經由當地名醫針灸後治癒，又著述如常。直到七十六歲的時候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