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几天前的第不知道多少次“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全天销售额达2684亿元，再次创造新纪录，从今天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这当然可喜可贺，不过盛景之下，也发生了这么一件略显刺眼的小事——一个普通家庭，因妻子的爆发式消费不断欠下几十万元的债务，最终导致丈夫选择轻生。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着这位女士，不断超越自身能力大量消费，以至于竟将老王逼到如此境地呢？
而且，这似乎也并不只是老王一人的悲剧——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一书中，张一兵教授写到——
在人生这场荒诞离奇的盛装舞会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形式。
第一种人是“他”，“他”是演员，是偶像，是企业家和慈善家，无疑，“他”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坐拥豪车别墅，头顶璀璨的学术头衔和官品，“他”在聚光灯下，在所有目光都默许的“成功误认”的制度性幻象里，诗意地“在”着。
第二种人，那就是“我”了，和“他”不同，我无声无息地待在暗处，除了我身边的几个“你”以外，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知道我。
在聚光灯永远不会打到的舞台之外巨大而沉默的阴影里，我生活，成长，向紧挨着的人说话，但我的声音是那样的小，小到就好像不存在一样，只能淹没于舞台中央轰鸣的音响效果和周围欢呼的音浪；我们的面目又是那样的平凡，昏暗模糊的环境里，唯一可见的只有他人瞳孔中倒映出来舞台中央的“他”那一点点璀璨的幻影。
这样的世界上，我说的话就好像不存在一样，我们的形象就好像被抹除了一样，是的，待在暗处的人又怎么可能具有形象呢？那是光亮处的人才能拥有的。
自然的，最初的“我”也就这样消失了，被抹杀了，又或许那个暗处的“我”本来就不曾存在过，现在说话的只是一个“他”的衍生物。
毋庸置疑的是，那些聚光灯下无数功成名就的“他”，已经成了“我”毕生为之不懈追求的倒影和幻象，尽管这追求总是宛如一场遥不可及的幻梦，不断沦为不可能的空想，但我们仍然在大他者的无意识强制下奋力前行，直面人生这场西西弗斯式的循环失败魔咒。
我看见，一些姑娘总是幻想着那些使自己迷狂的偶像男团们的男性成员们之间，可以发展出某种超越了友谊的特殊关系，在她们意淫出的爱抚，情话和象征性行为之中，偶像天团们的光辉灿烂的外在形象遭到了篡改和扭曲，狂热的粉丝们则以自己的意愿玩弄他们，修改他们，让他们在幻想中变成一对一对的符号同性恋形象。
本来在正常状况下，崇拜别人是自身人格不完整，不独立的表现，但当那些女孩子彻底抛弃掉“自我”和自我的注视，将自身视角降临在幻想之中的偶像男团身上时，她们反倒成为了这些形象的主人，在幻想中控制他们的身体，主宰他们的快感。
可以说，尽管“偶像——粉丝”这一“他——我”的对立是一种具有强权式压迫性的集体恐怖，但腐女文化却于这僵死的主奴关系之中构成了一个巧妙的易位，一个逆向的颠倒，让人享有某种幻觉中的自由。以被舞台挤压在外亚文化侵蚀主流文化，而于象征秩序中产生出难以察觉的异常和无数细小的裂变，在这些符号界裂隙里，在成为主人的幻象享乐里，她们的欲望总是得以顽强地生长。
更为大众的领域，作为另一种本质性的望梅止渴，广告则编织出更多“我”已经逐步靠近了“他”的错觉，空想和幻梦。当然在这里，一个根本的维度仍然是被无数种商品的“消费”架构起来的“他”，以理想型自居的形式篡位了“我”，而这一统治形式在消费中构成了两方面的无意识奴性强迫——
首先，一定的对物操持的意识形态背后，总是隐藏着一定的阶级话语结构——当一个工人带着孩子去吃肯德基时，他会将不慎掉落于桌面上的鸡米花捡起来自己吃掉，或者给孩子吃，而一名外企高管则会将它扔进垃圾桶，这不仅是因肯德基对以上两种家庭的意义是不同的（对后者来说，吃顿肯德基的心理意义或许与我在街边买俩包子等同），更因为这两种对物不同的处理方式背后，实际隐藏着因符号秩序里所处位置身份不同，而被外界阶级叙事强加的无意识行为＼形象强制（后者更重要一些，毕竟在符号界里，无意识优先于意识）。
另一方面，消费的意义不止在于让符号点缀自己精致的阶级符号身体，同时，消费更是一个大写的“花费”，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商品本身，甚至于商品背后的符号价值，都是在为“花费”，一个“纯粹的金钱耗费”建立合法性。传媒和大众文化则将人异化和物化，以此完成以上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商品化，让它在我们的深层行为逻辑中习以为常，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一定阶级中）浪费式消费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义务。
以上，“更精致的控物手段”和“更多的花钱”，一同构成了消费社会的两个维度，而在它的背后，则隐藏着“更精致＼高级的消费＝更高的阶级”，因此也就等于了“我”更接近“他”，这一潜在逻辑。
实际上，这个逻辑就是广告本身，一个资本主义内在秩序的实体投影——广告直接将作为明星，偶像，企业家的“他”召唤了出来，让“他”的形象侵蚀我的视界，让“他”的存在污染我的思维。“他——我”的对立作为资本主义等级秩序得以存在的根基，不止在广告这里得到了明确而有效的确证，更是于大众文化的表层将“我”的形象和需要全部制码为符号性虚假。
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我”的形象和需要，存在的只是——他穿什么衣服，他怎么保养，他去哪里旅游……“我”在叙事中被抹杀，这不仅仅代表着“他”的幻象对我进行了篡位，更意味着“我”的心理需要的合法性也已经被消解，意味着行动的行为主体从作为看客的“我”变成了作为幻象的“他”——舞台之外的人都深陷“他”之无意识幻象，依照着幻象的律令进行着模仿幻象的仿真生活。
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任何资本主义秩序下的行动，那些可以发布到微博＼朋友圈里的分手＼购物＼餐饮＼旅游的景观，都无非是对某种广告逻辑的模仿和再创造——购物手册教导我们应该怎么购物，两性生活杂志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和爱人相处，米其林星级指南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吃饭，旅游手册规划我们的旅游行程和我们的游览体验……
“仿真生活”在无数个维度编织着人们的生活形式，生产着我们的欲望，让我们将资本主义运行这一“大他者”的欲望把握为“我”的欲望。这点在社会层面来说似乎很有必要，因为如果普通人不进行此类“形式消费”而只进行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那么他们的积蓄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将钱拿出来进行无限制的符号流通和交换，这将对今天以消费为组织形式的权力网络构成破坏性的打击。
不过商家处心积虑对积蓄的不断剥夺也导致了权力中心散射区域极为过剩的产能浪费，同时意味着消费社会之外更为艰苦的底层生活，而这点则从侧面解释了我们今天的大众文化为何如此低俗不堪——因为构成总是需要例外来保证的，当所有人都追求精致，精致反面的污秽反而变得更有魅力了。
面对辖域化的权力秩序，面对资本主义永恒的压榨，面对“他”和“我”之间无穷长的天堑，很多人深陷绝望，彻底抛弃了对“他”的幻象的追求，最终选择在符号界爆破自己，成为“精致秩序”之外的反面，成为了一个恶心，丑恶，污秽不堪的事物，一个权力网络之内的反向蜕化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野兽先辈那令人作呕的本篇，尴尬的演技和刻奇的大吼，“除了被资本操持的蔡徐坤们，一切所谓流行，本质都是任何意义上的审丑。”可惜这场声势浩大的逃离也只是另一重幻象和集体无意识的盲从罢了。
这样看来，双十一或许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广告，它不止以节日的形式将一切精致广告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对符号秩序之外的亚文化主体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毕竟二者的无意义和空洞本身就具有同源的样式——通过节日，社交，庆典等活动的集体凝视，双十一将主体拖入它刻奇的符号布局，逼视着主体盲从式消费并由此进入节日化的象征秩序。
在这里，权力系统生成了它所需要的一切——深爱女朋友的男朋友，深爱男朋友的女朋友，在网络世界互推高性价比折扣商品的关系良好的闺蜜，他们只是一些有待于被精准投放广告的身份，一些权力系统所需要的，整合、参与和消费的诸多要素，其本质无非是一种现代版的“包办婚姻”式模拟生活，对我们真正的爱和自由的侵犯，对我们个人化和异质化生活体验的践踏。
在这一过程中，“我”最为深层的力量，那些本来的直觉，那些感触，那些动态的无意识，全部都被“刻奇策略”的所驱动，被结构化，被形式化，被重新编码为社会内驱力的齿轮，个体在其中将自己沉迷于快感，沉迷于向无数维度的作为“我”的理想型自居的“他”的靠拢，从而受到资本符号秩序更为有效的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