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什麼坐擁強大醫療資源的大都市會被新冠疫情瞬間擊潰？全球化以及國際大都市未來會向何處去？在雲河都市研究院發佈“中國城市醫療輻射力2019”之際，周牧之教授撰文深度剖析和展望。
中國城市醫療輻射力2019
中國城市醫療輻射力2019排名表
根據“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雲河都市研究院發佈覆蓋全國29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中國城市醫療輻射力2019”。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武漢、濟南、鄭州、南京、太原名列該輻射力排名前10位城市，天津、瀋陽、長沙、西安、昆明、青島、南寧、長春、重慶、石家莊排名第11-20位，烏魯木齊、深圳、大連、福州、蘭州、南昌、貴陽、蘇州、寧波、溫州排名第21-30位。
醫療輻射力著重評價城市的醫師與三甲醫院資源。該輻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了全國15%的執業(助理)醫生、30%的衛生機構床位和45%的三甲醫院。中國的醫療資源，特別是高端醫療機構向醫療輻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集中的狀況十分顯著。這些名列前茅的城市憑藉優質的醫師資源和一流的醫療機構，不僅服務市民的衛生健康，還為周邊乃至全國的患者提供高端醫療服務。
那麼世人必然疑惑，為什麼即使是像武漢這樣擁有豐富醫療資源的醫療輻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也會陷入無法對患者進行有效救治的“醫療系統崩潰”？未來城市應該如何應對流行病的爆發？
新冠疫情拷問全球城市醫療能力
武漢是新冠疫情危機首當其衝的城市。武漢以27家三甲醫院，近4萬名醫師，5.4萬名護士和9.5萬張衛生機構床位，名列“中國城市醫療輻射力2019”全國排名第6位，比前一年更提升了一個位次。然而，如此強大的武漢醫療能力卻在新型冠狀病毒的重創下，被瞬間擊穿。這一現象著實值得深究和深思。
無獨有偶，國際大都市紐約的醫療能力同樣被新型冠狀病毒瞬間擊潰。4月8號宣佈進入“緊急事態”的東京都，目前也面臨著醫療系統崩潰的威脅。新冠病毒正在殘酷地拷問全球城市的醫療能力。
導致城市陷入“醫療系統崩潰”有以下三大原因。
（1）擠兌災害
新冠疫情的一個特徵是感染人數的爆發性增長。特別是疫情爆發初期，迅猛增長的患者人數和社會性恐慌導致大量患者和疑似患者湧向醫院尋求檢測和治療。遠遠超出醫院處理能力的擠兌造成醫療現場混亂，使醫療資源無法有效地向重症患者救治集中，嚴重影響醫療救助的效率和質量，是拉昇致死率的重要原因。更加嚴重是，擠兌造成患者、疑似患者甚至家屬長時間擁堵在醫院的密閉空間，引發大量交叉感染（又稱：院內感染），進一步擴大疫情災害。
從“每千人醫師人數”來看，已經淪陷為疫情重災區的意大利，每千人醫師人數多達4人，其醫療人力資源其實在國際上也屬較高水準。但是新冠疫情爆發後卻仍然無法避免嚴重的醫療機構擠兌災害，引發醫療系統崩潰。米蘭市所在的倫巴第大區的新冠感染人數3月2號突破千人，14號超過萬人，到3月末超過4萬人，呈現爆發性增長。嚴重的擠兌災害導致很多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截止4月15號,意大利新冠確診人數超過16萬人，死亡人數超過2.1萬人，病死率（死亡人數/確診人數）高達13%。
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中國的每千人醫師人數分別只有2.6人、2.4人和2人，醫療人力資源水準都低於意大利。
得益於中國醫療資源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武漢的每千人醫師人數為4.9人，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紐約州的每千人醫師人數為4.6人，與武漢相當，醫療人力資源向大都市的傾斜在美國也十分顯著。然而，以武漢和紐約的醫療人力資源，都沒有能夠逃脫新冠疫情爆發的擠兌災害。截至4月8日，中國新冠肺炎累計死亡人數的77%集中在武漢，其中很大部分應該是擠兌災害造成。
作為日本首善之區的東京都，每千人醫師人數為3.3人，低於武漢、紐約的水準。所以一開始，日本政府就把如何避免醫療機構擠兌災害作為應對新冠疫情策略的重中之重。為此政府極力引導人們在疫情中儘量少去醫院，甚至不惜以嚴格控制新冠檢測來限制就診人數。目前日本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院內感染造成的疫情擴大，另一方面將醫療資源有效地應用在重症患者身上，拉低了致死率。截止4月15日，日本新冠患者的病死率被抑制在2%。從“每十萬人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來看，截止4月10號，與西班牙的33.06人，意大利的30.25人，法國的18.25人，美國的5.04人相比，日本只有0.07人。應該說到目前為止，日本通過控制擠兌災害，避免了醫療系統的崩潰。
但是由於過分限制檢測人數，使得無症狀和輕症患者得不到及時發現、隔離和治療，埋下了巨大的隱患。無症狀和輕症患者的不透明性為日本的抗疫前景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隨著宣佈進入“緊急事態”，日本也調整政策，從嚴格控制檢測，開始轉向擴大檢測數量。
（2）醫護人員大量減員
病毒的感染造成醫護人員的大量減員是新冠疫情的另一大特徵。
疫情爆發初期，各國都存在對新冠病毒傳播特性缺乏認知，以及口罩、防護服、負壓病房等防護資源短缺等問題，給醫護人員增添了巨大的感染風險。這種情況使得檢測採樣、插管等本來就存在暴露風險的醫療行為變得更加危險。因此，各國都出現了由於感染導致的醫護人員大量減員。使得在疫情爆發下本來就緊缺的醫護人員資源遭受打擊，進一步加劇了擠兌災害。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發佈的信息，截止4月8號，52個上報國家的數據顯示，共有22,073名醫護人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實際上情況更加嚴重, 截止4月15日，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兩個國家就分別已經有26,672名和15,000名醫護人員遭受新冠病毒感染。
不光在救治過程中存在風險，慶應大學病院實習醫生聚餐引發的醫護人員大量隔離和感染，也給東京當下本來就高度緊缺的醫療人力資源造成重大打擊。
具有超強傳播性的新冠病毒，嚴重威脅醫護人員的安全，削弱醫療能力，是將城市推向醫療系統崩潰的巨大黑手。
因此如何保護醫護人員的安全是這次抗疫進程中極其重要的環節。
（3）病床嚴重不足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從口罩、防護服、消毒液，到檢測試劑、呼吸機、ECMO（人工肺）等，各國都出現了醫療資源緊缺的現象，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病床的嚴重不足。由於新冠病毒傳播性超強，為了防止感染擴大，新冠患者需要隔離治療,特別是重症患者需要在加強護理病房（ICU:Intensive Care Unit）進行治療，但是病床嚴重不足的現象卻非常普遍。
從“每千人衛生機構床位數”來看，日本高達13.1張，屬全球最高水準。擁有12.8萬張病床的東京，每千人床位數為9.3張。即使如此，東京目前已經出現病床嚴重不足的狀況。
與東京相反，意大利每千人醫師人數雖然較高，但是每千人床位數卻只有3.2張。美國的每千人床位數更僅為2.8張，紐約州比其全國平均水平還要少，只有2.6張。顯然，病床不足成為制約醫療機構收容能力,是使新冠患者不能得到及時救助的瓶頸。
中國的每千人床位數為4.3張，雖然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卻高於意大利、美國的水準。特別是武漢擁有9.5萬張病床，每千人床位數高達8.6張，已經相當接近東京的水準。但是武漢在新冠疫情初期也曾經受困於病床的嚴重不足。
其實問題在於並非所有的病床都具備接收新冠患者的隔離要求，加上爆發性的擠兌，病床不足的情況就顯得尤為嚴峻。
武漢在國家的支持下迅速營建了高隔離等級，配備專業救治設備的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兩座能夠收治重症患者的醫院分別擁有1000張床位和1600張床位。此外，武漢還將體育場館改建成16家方艙醫院，快速提供了1.3萬張防菌防疫等級達到三甲醫院水平的床位，實現了輕症患者的收治分流，使高端的醫療資源能夠向重症患者集中，緩解了擠兌災害。
通過建設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艙醫院來快速解決床位不足，武漢這一經驗值得世界參考和學習。
現在日本由於床位不足，不得不讓一些確診患者居家隔離，其實這種做法極其危險。首先居家隔離使患者的家庭成員處於危險之中，可能導致家庭內部的聚集感染。其次患者無法得到有效的專業治療，無法及時掌握病情的進展情況，可能耽誤病情惡化下的及時轉診救治。
因此東京正在將酒店和會展設施等改造成為輕症患者的隔離病房，分流輕症患者，緩解醫院壓力。東京更嚴峻的問題是ICU的緊缺，日本“每十萬人ICU病床數”只有5張，與美國的35張，德國的30張，法國的12張，意大利的12張，西班牙的10張相比，差距甚巨。東京都目前只有764張ICU病床，摺合成每十萬人ICU病床數也僅為5.5張。未來能否確保足夠收治重症病人的床位是東京能否避免陷入醫療系統崩潰的一大關鍵。
為了緩解疫區床位的緊張，各國採取的措施簡直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美國甚至派遣海軍的醫療船馳援疫區。在3月下旬特朗普總統分別將仁慈號（USNS Mercy）和安慰號（USNS Comfort）醫療船派往洛杉磯和紐約，為兩地提供了具有1000張高等級床位的整建制海上移動醫院。雖然兩艘醫療船的床位並不一定適用治療新冠病人，但是通過大量收治普通病人，能夠緩解綜合醫院的病床壓力，為這些醫院治療新冠病人提供更大的空間。
緊急進口“醫院”也成為一種新的選項。新冠疫情下床位嚴重缺乏的韓國直接從中國的遠大集團進口了整座“芯板火神山醫院”。遠大運用不鏽鋼芯板裝配式建築，快速為韓國營建了配備全新風系統和臭氧技術，具有最高等級防止交叉感染的負壓隔離病房。第一期工程在當地只用了兩天的裝備時間就可以直接投入使用。
從全球失敗(global failure)到全球抗疫
感染性疾病曾經是威脅人類生命安全最大的殺手。例如，1347年在西西里群島爆發的黑死病，20年間導致歐洲2500萬人死亡。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2500萬~4000萬人死亡。
百餘年來，隨著抗菌藥、疫苗的發展和普及，天花、小兒麻痺症、麻疹、風疹、流行性腮腺炎破、傷風、百日咳、白喉等曾經對人類健康和生命具有極大殺傷力的感染性疾病大部分都被滅絕或者得到了控制。1950年代以後在發達國家，肺炎、腸胃炎、肝炎、結核、流感等感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急劇減少，癌症、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為主要的死因。
對感染性疾病的防疫和治療所取得的勝利提高了人類的平均壽命，但主要死因的交替也讓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醫療體系的重心從感染性疾病轉向了慢性疾病。結果導致各國目前在感染性疾病預防和治療上的資源投入過小，同時更造成現有的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應對慢性疾病的結構性問題。
從現有醫療資源上來看，無論是醫療人員的專業背景，還是設備配置，甚至整個醫療體制都無法及時有效地應對新冠疫情的爆發。因此，在與新冠病毒的遭遇戰中，即便是武漢、紐約、東京這些坐擁巨大醫療資源的大都市也都措手不及，付出慘重代價。
比爾·蓋茨早在2015年就警告世人，對病毒感染性疾病投入過少，會釀成全球性的失敗。新冠病毒疫情之禍不幸印證了比爾·蓋茨的預言。
（1）從全國馳援到全球馳援
針對武漢醫護人員的嚴重不足和大量減員，中國依靠強大的動員能力，從全國迅速調集了大批醫護人員增援。馳援武漢醫護人員最終達到4.2萬人，這一舉措迅速緩解了武漢的醫療壓力。
一個國家能否對疫區實現迅速和有力的馳援，是決勝新冠疫情一個關鍵，但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具有這樣的能力。從紐約、東京的情況來看，即便是在醫療資源相對殷實的發達國家也很難做到動員足夠數量的醫護人員及時增援。
更讓人擔心的是那些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的發展中國家，且不說非洲，就從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大國來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每千人醫師人數僅為0.8人和0.3人，每千人衛生機構床位數也分別只有0.5張和1張。這些本來就醫療資源稀缺，又沒有足夠國家馳援能力的國家，新冠疫情爆發所造成的擠兌災害有可能會異常慘烈。因此，如何組織全球性的馳援力量迫在眉睫。問題是大部分的發達國家本身現在正深受新冠疫情荼毒，一時無暇他顧。此時此刻，中國對外的醫療援助顯得格外難能可貴。
（2）暴發性科技進步
國家緊急事態、封國、封城、外出自肅、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等，各國目前採取的這些應對新冠疫情措施的著眼點都在於大幅度減少和切斷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阻斷病毒的傳播。這些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並不能真正根絕病毒的危害。因此即使疫情暫時得到控制，取得的成果也非常脆弱，下一輪爆發隨時都有可能捲土重來。
真正地穩固戰果還需要依靠科技的進步。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在12天內升級了6代新冠病毒檢測試劑，檢測時間從2天縮短到1天，再縮短到6小時，又縮短到3.5小時，再縮短到1.5小時，現在更變成了5分鐘，準確率高於95%。廉價、快速、準確的檢測方式使大規模篩查成為可能。
簡捷的新冠病毒抗體檢測方式也已經在美國問世，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對全民實施新冠病毒抗體的檢測。當然針對新冠病毒的特效藥和疫苗的開發也在各國緊鑼密鼓地進行。
新冠疫情正在激發相關科技的爆發性進步，只有掌握了從檢測、特效藥到疫苗的三大法寶，人類才真正敢言可以控制和戰勝新冠疫情。
危機也是轉機，近現代每一次全球性的戰爭和危機都給人類帶來了重大的轉機和爆發性的技術進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發了航空產業的發展、開啟了核工業的大門；冷戰不僅催生了航天宇宙技術的開發、還奠定了網絡技術的基礎。
疫情造成的特殊緊迫感不僅會加速技術進步，而且還可能拓展技術路徑，使一些過去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的技術路徑脫穎而出。例如中醫，由於在武漢的抗疫過程中表現卓越，正在得到全球的關注。新冠抗疫有可能成為中醫真正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機。
臭氧也是一個由於偏見一直被忽視的技術路徑，筆者早在2月18號就撰文呼籲關注臭氧的滅菌殺毒性能，倡導用好臭氧抗擊新冠疫情。日本有實驗證明，在封閉的環境中病毒通過飛沫傳播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封閉環境的18.7倍。因此日本政府的一個重要疫情對策是呼籲國民儘量避免密閉空間、人員密集、近距離密切接觸的“三密”環境。如果能夠在臭氧傳感器研發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實現像控制溫度一樣廉價、自如地控制臭氧濃度，就有望通過利用臭氧在有人情況下滅菌殺毒，解決室內空間的病毒感染問題，將人們從交往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全球共戰新冠疫情一定會引爆一場巨大的科技進步，推動大批產業的更新迭代。
（3）全球化不會停頓
新冠疫情全球性爆發以來，各國都在切斷國際間的人員往來，封鎖疫情爆發的城市，全球化被瞬間熔斷。對全球化未來的擔憂，對大城市化的疑慮，甚至否定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
的確，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國際間人員往來極速擴大，國際旅遊人數從30年前的年4億人次，猛增到2018年的14億人次。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化更是世界性的展開。從1980年到2019年全球人口淨增250萬人以上的城市有117座，期間這些城市中淨增人口合計多達6.3億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超過千萬人的超大城市也從1980年的5座猛增到今天的33座。而且這些超大城市大多是國際交流的中心，是引領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大都會，它們的人口合計多達5.7億人，佔到世界總人口的15.7%。
高密度的航空網絡和大量的國際間人員來往讓新冠病毒瞬間傳播擴散到世界各地，成為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許多人口眾多、國際交往密集的國際大都市更是淪陷為疫情爆發的重災區。
但是必須清楚認識的是，新冠病毒全球性擴散的真正原因不是在於國際間人員交往的速度和密度，而是在於人類長期以來對感染性疾病威脅的輕視。
其實，全球化的進程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感染性疾病擴散的威脅。從大航海時代到今天，人類一直都在與感染性疾病博弈，期間曾經付出過多次慘重的代價。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壓制感染性疾病中取得的成績，導致發達國家和世界組織出現了長期輕視感染性疾病威脅的傾向。
例如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佈的“全球風險報告2020”（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列舉的未來十年全球可能發生的十大風險排名中，居然沒有感染性疾病的問題，而未來十年對全球影響最大的十大風險排名中感染性疾病也只是忝居末位。
不幸的是與世界經濟論壇的預測相反，2020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就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同時我們也要樂觀地看到，新冠病毒疫情已經啟動全球對病毒感染性疾病的關注和投入，必將引發一場爆發性的技術革命和社會變革，最終一定能夠克服病毒感染性疾病對人類的威脅，讓全球性的失敗走向全球性的勝利。
新冠疫情不會終止全球化和國際大都市化，而是會在陣痛之後孕育出更好的全球化和更健康的國際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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