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刑警一樣，他們的日常也是與犯罪分子鬥智鬥勇。可不同的是，經偵警察似乎不必直面真刀真槍的危險，數字才是他們需要破解的謎題。真是這樣嗎？
昨晚，跨國追逃經偵題材劇《獵狐》在東方衛視開播，主角便是這群並不為大眾熟知的經偵英雄。這部“上海出品”由趙冬苓擔任總編劇，劉新執導，王凱、王鷗、胡軍、劉奕君領銜主演。故事聚焦當代的經濟類犯罪，通過講述經偵警察跨國緝捕在逃嫌疑人的曲折經歷，展示新中國成立以來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海外追逃行動——“獵狐行動”。
新劇開播之際，趙冬苓接受本報獨家專訪。她說，特殊的經偵警種與罕見的海外追逃敘事，賦予了新劇獨特的故事土壤，但僅僅依靠一追一逃，很難構建戲劇張力。深入經偵隊伍採訪後，一個思路越見清晰——跳出“獵狐”寫《獵狐》。“‘獵狐行動’正式命名是在2014年，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打擊經濟犯罪上的鬥爭，遠不止於此。多年來，在鮮為人知的戰場，經偵警察破解的不僅是經濟迷案，更是人性之暗。”
編劇對作品的期待是，“它會有助於觀眾看見，人生在有些問題上來不得行差踏錯。如果一部作品能在人性幽微處為受眾點亮一盞燈，創作的價值莫過於此”。
製圖：李潔
一案到底：“獵人”與“狐狸”周旋多年的背後，有著“有逃必追”的信念
新劇開篇即戲劇高潮。2007年夏天，錢程因投資股票虧得血本無歸，他挾持了克瑞製藥集團董事長王柏林，聲討未遂後跳樓身亡。那一天，趕赴現場的刑警夏遠未曾料到，這宗綁架案不僅在他的生活裡投下重磅炸彈，他的事業也因此步入新軌道，更關鍵的是，他此後十年的命運都將與那雙幕後黑手牢牢捆綁。
“十年不棄，十年不墮。”這是趙冬苓眼裡經偵警察的難與險。跨國追逃的客觀條件決定了， “獵手”與“外逃狐狸”間的周旋，很可能是持久戰。漫長歲月裡，追蹤嫌疑人是一場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時空征途，是為“不棄”；抵禦慾望的膨脹，則是考驗意志力的內心修行，是為“不墮”。
這就是為什麼，在許多涉案劇採用兩三集破獲一樁案件的節奏時，《獵狐》的故事緊緊圍繞一樁經濟大案展開。編劇說，十年追逃，就是真實戰場的一道縮影。全國公安機關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的“獵狐行動”開展近六年來，共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6000餘名，其中緝捕“百名紅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贓款達100多億元人民幣。震撼的數字投射在故事裡，王凱所飾夏遠有句臺詞，“無論多久，無論是誰，只要犯法，我都會親自把手銬戴到他們手上”。
“天涯海角，有逃必追”的信念叫人動容，但於劇本創作，“一案到底”是個難題。怎樣能把一個“獵人”的故事寫得步步生蓮？
趙冬苓給了幾層關鍵詞：高智商的博弈，人心的博弈，最後才是拳腳武力的比拼。 “經偵警察需要較高的學歷和職業素養，是一群懂得經濟學、金融學同時善用計算機的警察。”引入經濟的謎題，讓數字開口說話，故事的抽絲剝繭懸疑感有了。“他們更是一群常要直面流水般金錢誘惑的人。”以“千”為單位的卷宗賬戶、“萬”為單位的交易記錄、“億”為單位的涉案金額，財富時代下的戲劇張力有了。“長年的跨境追逃對經偵警察的生理和心理，都是極大挑戰。”描繪海外抓捕“狐狸”時驚心動魄的場景，使觀眾的視覺體驗被進一步打開。
“我追求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大爽劇，不僅如此，劇情裡的人物前史甚至能追溯到1990年代。”在編劇看來，足長時間的跨度，是事實使然，也是她結構故事的理念，“我想寫清楚，從事情的萌芽發展到最後的滔天大案，其間經過了什麼，對社會經濟活動造成了什麼樣的破壞，最後又是如何被瓦解的。現實題材，應該是對社會問題的一種關切”。
給角色多維度建模：在邪不壓正的必然過程裡，剖析人物的“升維”、人性的沉淪
作為一部致敬經偵警察的涉案劇，邪不壓正、激濁揚清是個必然的過程。如何在觀眾預知“正反派”大致結局的前提下，依舊扣人心絃，則是電視劇的藝術追求。
籌備劇本的日子裡，趙冬苓走進過公安部經偵局，也在天津、安徽等地實地採訪。雖時隔良久，但蚌埠之行帶來的震撼，至今激盪在她心頭。“那是曾經轟動一時的一起案件，主犯是個只有初中畢業文憑的人，可捲入其中的，幾乎能用‘人不分長幼，地不分南北’來形容。”她為沒能擺脫金錢誘惑的退休幹部、銀行高管、律師、教授、甚至轉行的警察而震驚，同時，“案子中人性的體現、人生髮展的過程，都讓一個寫作者著迷”。
於是，與過往30年的創作類似，趙冬苓花費大量筆力用於人物塑造。這一回，她從多個維度給角色建模。
作為男主角，夏遠有“升維”的過程：從刑警到經偵警察，是跨警種的專業升維；前女友、戰友的蛻變，是不斷打磨意志力的升維。胡軍飾演的楊建群就是夏遠亦師亦友的搭檔。從出場時兩人締結生死交情，到最後隔著法網而立，是什麼導致他們在面對慾望的閥門時，有人關上了，有人卻不能？在此過程中，推了楊建群一把的除了黑手，還有什麼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作為開場時即為反派的王柏林，他又是怎樣從一個普通商人到在犯罪的不歸路上越行越遠？
趙冬苓說：“我偏愛筆下的人物是個普通人，他們會遇上和現實中類似的複雜的人生難題、人性困境。”這種困境未必是顯而易見的“惡”，它甚至可能源自親情、友情、愛情、恩情等美好的情感，但也恰恰是這些直戳人性軟肋的難題，絆倒了不少人，讓他們邁出覆水難收的一步。而人們審視許多經濟罪犯時同樣會發現，他們在生活裡往往扮演著“好丈夫”“好父親”的角色。“我想把他們內心的矛盾和掙扎都寫出來，希望觀眾能透過這些人之常情、人所共鳴的困境，讀解出一點啟示。”同其心、合其情，是劇本能動人的關鍵。
從1992年創作《大地緣》至今，趙冬苓筆耕不輟近30年。她的作品題材廣泛，類型不設限，她唯獨給自己定下一條原則——不重複自己。“我是個對社會問題時刻保持好奇心，對人生問題時刻保持敏感度的人，為了剖析它們，我願意從頭學起。這般野心，促使我一次次走出舒適區。”寫《青島往事》時，她研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期貨；寫《因法之名》時，她撲進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厚厚卷宗裡。
眼下的《獵狐》亦然，即便海外追逃題材於她又是個空白區，“但再難，我也還是要去做，為了贏得一聲自我肯定‘我還行’，更為了揭示這樣一個真相——人性的‘惡之花’是怎樣一點點綻開的，有些紅線碰不得”。(記者王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