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城市國際化，高端製造業，知識產權，Aarrr模型
作者簡介
姜鵬
現任華高萊斯副總經理，城市諮詢事業部總經理。從事城市戰略諮詢14年，自我總結這份職業的價值在於，讓人堅信城市會讓生活更美好，讓人探尋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
談起城市國際化，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會是如何定義、衡量國際化？進而，第二個反應就是國際評價體系和建設標準是什麼？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城市的國際化水平，這個沒有錯。畢竟，國際化涉及一個“彼此都認可”的問題，單方面說了並不算。但是，用同一個標準去指導所有城市的國際化建設，這顯然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邁阿密城市中心區，圖片來源：1/6圖片工作室
標準從來都是行業領先者制定的。當下眾多城市國際化標準，大多為世界大都市量身定製。以全球城市指數（GCI）和GaWC世界城市排名等標準為例，衡量指標基本相同。看重使領館、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數量指標，用以衡量該城市的“國際化含量”；看重跨國航線、會展會議、學術交流等頻次指標，用以衡量 “國際化活躍度”。這一考量很科學，但指標的傾向性使得各大國際城市排行榜裡，多半都是各國首都和特大城市。對於指標“偏科”的城市或者中小城市而言，這些標準不但有些強人所難，甚至缺乏實際意義。
城市可不是工業產品，世界上沒有兩個城市是完全相同的。基於大都市制定的共性標準，難以體現每個城市最精彩的個性部分。千萬人口的巴黎很國際化，十萬人口的馬斯特裡赫特也很國際化；建城千年的米蘭很國際化，建設數十年的迪拜也很國際化；永不停歇的紐約很國際化，年年召開世界經濟論壇的達沃斯也很國際化……有些城市沒有使領館，也沒有世界500強企業，但因為獨特的產業甚至文化因素，也成為非常國際化的區域，比如印度的瑜伽聖地瑞詩凱詩。
馬斯特裡赫特多米尼加教堂書店Dominicanenkerk門口街景，圖片來源：1/6圖片工作室
放眼未來，按標準搞國際化更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在新經濟重塑產業結構，互聯網改變生活方式的今天，國際化的構成要素和實施路徑都將迎來深刻變化。未來，一所科技機構的份量可能會重過一座跨國工廠；而邊度假、邊工作的“數字遊牧民”（ Digital Nomad，即利用電信設備和互聯網進行遠程辦公的人。這些人移動辦公的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像遊牧民族一樣，在他們自己選擇的城市居住和生活。）等新工作人群的出現，也正在挑戰我們對於人力資本的傳統定義。那些國際城市榜單上的後來者們，在發展國際化的過程中，是否應該規避“建機場、買航線”的指標陷阱？是否應該避免走向國際版的“千城一面”？更重要的是，是否可以繞開大都市的“指標霸權”，利用好潛在的逆襲機會？
數字遊牧民，圖片來源：全景網
正因如此，中國眾多的二三線城市，與其苛求大而全的標準答案，不如梳理那些小而美的成功案例。梳理他們差異化定位、趕超式發展的“非標準”答案，從而對國際化路徑有所借鑑。
城市情況各異，我們需要從產業、人口和城市等方面，明確城市國際化的三個新的出發點。
城市國際化的競爭舞臺變了
今年年初，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分析了全球價值鏈的動態，發現了一些趨勢性的結構變化：
首先，全球總體貿易強度在下降，而且價值鏈正在變得越來越區域性，而非全球性；
其次，服務貿易比貨物貿易增長得更快，服務在全球貿易中的價值已經超過了商品；
最後，全球價值鏈正變得越來越知識密集化，作為生產要素，低技能勞動力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總之，以貨物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化開始進入下一個階段，城市國際化的競爭舞臺變了，接下來的焦點是：服務貿易、高端製造業以及背後的知識產權戰爭。
作為製造業強國，中國面臨的挑戰是最大的。在低端製造領域，越南、柬埔寨等東盟國家的年輕勞動力數量龐大，而且土地和人力成本遠低於中國。在高端製造領域，我們面臨新一輪技術封鎖，而且由於AI、機器人等技術的出現，企業變得對勞動力不敏感，傾向於更靠近發達市場，以便貼近客戶和快速響應。因此，城市國際化的趕超路徑也變了——從“貨”變成了“人”，誰能率先實現向創新研發、專業服務、文化創意等“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的轉型，誰就能在未來國際競爭格局中佔得先機。
經濟大變局之下，二三線城市發展國際化的重點，是為以上這些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打造合適的環境。重點中的重點，則是吸引這些產業所需要的高端國際人才。正如美國著名社會思想家喬爾·科特金在《新地理:數字經濟如何重塑美國地貌》中所說，哪裡更宜居，知識分子就在哪裡聚集；知識人群在哪裡聚集，財富就在哪裡聚集。未來，二三線城市需要提升營商環境和生活環境，吸引國際創新企業和人才；更需要構建創意激發和創新轉化的平臺，使城市擁有源源不斷的發展動能。
國際化不僅是創新環境的重要一環，也能為產業創新提供直接的動力。這是因為國際化創造了不同信息、不同文化的交流界面，從而給城市帶來“邊界效應”。一般來說，邊界是眾多信息匯聚的地方，具有異質性，進而容易產生新的變化也就是創新。而且，人類心理對差異化的東西往往更有興趣，而對於同質化的東西產生厭倦，因此邊界是更容易受到人們關注的地方。鹹淡水交匯的地方，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漁場；國際化人群匯聚的地方，也更容易成為創意激盪、創新萌發的舞臺。
城市國際化要遵循用戶邏輯
說完產業，我們接著說說人口的趨勢。城市誕生於人類的聚集，壯大於人類的流動。美國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在考證了城市發展史後總結道：“城市永遠是先有磁極，後有容器”。隱含的意思是，人類更像是一種鐵磁體，不僅會被城市裡的各類“磁極”吸引，而且聚集本身就能成為進一步聚集的理由。所以我們看到的第一個趨勢是，自全球化加速以來，大都市的吸引力越來越強，二三線城市則飽受人口流出之苦，人口分佈形成了一條長尾曲線。
近年來的另一個趨勢，則是較發達地區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紅利的消退。未來歐美和東亞的大部分城市，都將從人口“增量邏輯”轉向“存量邏輯”。再結合前文所述的產業轉型，可以推斷：大家早晚都得打一場“搶人大戰”！而且搶人的重心將是那些具備創新技能的國際人才。
比如日本在2018年修訂了相關法律，安倍晉三表示：“新的接收制度是為了解決嚴重的人手短缺問題而擴大現行的專業性、技術性領域的外國人才接收制度。”就連泰國也開始成為不少中產階級的移民目的地，政府考慮推出外籍人士永居法案。對於二三線城市而言，總盤子就那麼大，領先城市的優勢越強，其他城市吸引國際人才的難度就越大。
這一競爭格局有點類似於互聯網當下的局面。微信、臉書（Facebook）等佔據先發優勢，積累了龐大用戶基礎，形成了一套無往不利的“流量打法”。把住流量入口，可以孵化影視、音樂、遊戲等新的業務板塊或者說人氣磁極；既有巨頭主導流量分發，挑戰者只能硬著頭皮買流量，爭搶巨頭們手裡漏出來的一點機會。成功破局“流量霸權”的，並不是燒錢燒出個新入口，而是轉向“用戶思維”——從用戶的痛點、心理感受出發，進行更加針對性的產品設計和項目營銷。有的以針對性和專業性取勝，比如移動出行、外賣點餐；有的則以共同愛好和社群運營取勝，比如粉絲經濟、知識訂閱。只要從用戶思維出發，“大而全”還真不一定勝過“小而美”。
回到城市國際化，我們能從中有所借鑑的就是：破解大都市的“流量霸權”——細分用戶、貫徹用戶思維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吸引全部人，那是一線城市的事情；講好特定人群喜歡的故事，對於二三線城市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好消息是，吸引特定人群在當下是具備經濟可行性的，這是因為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正在改變著人類社會。一方面，價值觀從主流走向分散，多元的價值觀正在將社會分割為一個個圈子；另一方面，面向特定人群的範圍經濟正在取代規模經濟，圍繞圈子能夠形成有可持續的產業生態。所以，面向特定區域、特定人群、特定產業量身定製國際化，並不是難以想象的事情。正如邁阿密被稱為加勒比海的“首都”，特拉維夫是全世界猶太人的夢想之城，而它們同時也是非常有競爭力的國際都市。
邁阿密，圖片來源：wikimedia
城市國際化重在精細運營
日益明朗的產業與人口趨勢，昭示著國際化正成為每個城市都要面對的“必選題”，而非僅限大都市選做的“加分題”。每個城市需都要以賦能產業升級為目標，以細分目標人群為手段，去考量國際化發展路線，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大上、大而全。在國際化的實施階段，城市則需要規避另一個常見的思維陷阱，那就是把國際化的重心放在建設上，而忽視了建設之後的運營。
事實上，中國的城市化已經開始進入“運營時代”——為建設完畢的新、老城區注入產業、導入人口，填充豐富的城市內容，成為城市發展的新核心。城市國際化也一樣，基礎設施建設對中國從來不是問題，蓋幾棟甲級寫字樓、建一個國際社區對大部分城市來說也都不太難。但是，讓這些設施動起來，把國際人才引過來，這才是更大的挑戰。因此，運營的目標，就是要“激活”國際化基礎設施所固化下來的“勢能”，使其轉化為人氣、產業、經濟等層面的“動能”。運營的過程，就是通過細分需求、定製服務，從而貫徹用戶邏輯的過程。
二三線城市國際化的勢能不足，面向的客群也更窄。想要實現國際化的趕超發展，精細化運營是重中之重。不精打細算的話，很難基於相對有限的資源，實現對大都市的“局部勝利”。那麼，基於多元價值觀和範圍經濟等趨勢，二三線城市應該如何去設計自己的國際化運營策略？
互聯網時代的用戶運營有個經典的AARRR模型，指的是“獲取（Acquisition）”、“激活（Activation）”、“留存（Retention）”、“傳播（Referral）”、“收入（Revenue）”。執行好以上五個環節，幫助產品或公司快速獲客成長的過程，被稱為“增長黑客（Growth Hacking）”。二三線城市想要實現國際化的逆襲，也需要增長黑客的運營思維：
Aarrr模型
獲取階段
核心是把人吸引過來，而且越多越好。核心是按照社會化營銷邏輯去製造話題、打造熱點。從這個角度看，城市的“作秀”在當下是個大大的褒義詞。
激活階段
重點是讓人深入瞭解城市這個“產品”。留不住用戶，流量是沒有意義的。許多城市建設國際社區，設立移民服務機構，幫助國際人群過渡和融入城市，起的就是激活作用。
留存階段
要讓國際人群在城市安家、樂居、興業，比拼的是更加綜合全面的營商環境。為了增加客戶留存，配套設施和活動組織必不可少，圈子和社群在這個階段慢慢形成。
傳播階段
在這個階段營銷已經是相對聚焦的“二次營銷”。由於社群已經形成，口碑效應逐漸體現。城市不但應該在優勢領域集中發力，也需要利用“推薦制”等圈層獲客手段。
收入階段
城市得到了自己的“忠實客群”，建立了圍繞全球價值鏈，尤其是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構建的產業生態環境。做到這一點，城市的國際化才能算得上名副其實。
AARRR模型的五個階段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漏斗，每個環節都可能會流失一定的目標用戶。所以二三線城市需要精細化分析從“獲取”到“收入”的整個過程，找到國際化“逆襲增長”的突破點。從運營的角度看，迪拜的“紙醉金迷”並不負面，也可以理解為在“獲客”階段必要的浮誇。特拉維夫開設“創業城市之旅”，為女性開設“媽媽創業校園”，就是對新移民實現了成功激活。
結語
在全新世界格局和趨勢下，一線城市是代表中國全球經濟地位、參與高水平國際競爭的“前線”；二三線城市則是國家競爭力的主體、是各顯其能的國際化“縱深”。
因此，國際化不僅也不能是一線城市的專利，二三線城市要為新時代的對外開放貢獻更多的“非標準答案”——不做第二個芝加哥、亞特蘭大、硅谷，而要做第一個杭州、武漢、成都！
中國城市要為國際化寫下自己的註腳，做到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獨特韻味、精彩別樣，與世界共創全球化的美好未來！
參考資料
1. 2018 Global Cities Report
https://www.atkearney.com/2018-global-cities-report
2.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https://www.lboro.ac.uk/gawc/
3.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
4. 日本施策擴大接受外國勞動者 著眼吸引高技術人才
http://www.chinaqw.com/hqhr/2018/02-27/1798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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