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持续变化的底层劳动力市场，我们不断地吸纳团队成员去与终端用户做长时间的面对面沟通，梳理出用户群体的痛点，力图为用工市场的雇佣双方搭建出一条理解的桥梁。
发展中市场与发达市场
如图，其竖轴为GDP增长率。自2014年起，印度的GDP增速已明显超过中国，且处于高位，但两者始终稳定于数值6—8之间。而日本在过去的十年，GDP增速基本都在数值0—1之间徘徊，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观美国在过去长达十年的时间内，GDP增速是相当平稳的。
中国未来的GDP增速未来会保持一种新常态——缓慢下降。但纵观世界格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这一基本规律不会改变。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报告显示，在世界中农村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孟加拉国2018年GDP增长率接近于8%，且处于第一名的领先位置。紧随其后的是越南、印度、埃塞尔比亚、随后才是中国。如果相较于美国的城镇化率的水平来说，他们又分别处在哪个位置？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的城镇化率是81%，而中国其实是54%，相当于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再看印度，其实是相当于美国19世纪末的水平。所以对于这十个国家来说，离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漫长的道路，甚至有些国家可能会超达两个世纪才有可能会实现。即便在中国，也得相差近七八十年的时间。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说，我把人移到城镇来就行。城镇化与个人在所在地稳定的工作及生活密切相关，目前我们还停留在解决吸引人群到城市的问题，还没能解决人真的能够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四川、河南、安徽这三个人口流出大省，虽然流动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增速已明显放缓。相关数据显示，跨省流动占比从2012年的56%下降到2017年的49%。在我们近期的实际调研和相关报道中，不断得到了一个新的反馈。许多外出务工者其实已经不大想跨省流动了。以四川为例，以往他们工作的目标区域是珠三角区域，但伴随制造业及工厂向内陆转移之后，他们完全可以在成都、重庆找到相应的工作，不再需要跨省就业。
劳动力分布
劳动力分布的产业特征，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相对平稳，而在第三产业的发展增速最为迅猛。在北上广大都市，第三产业在全年GDP的贡献度基本都超过60%，北京超过70%。剖析行业，以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不具备制造业庞大的人口吸纳能力，它更趋于分散，在任一地区形成局部发展，因此针对服务业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会更加复杂。
但面对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将日益上升，预测在不远的未来，传统劳务公司需要适应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的管理方式。目前劳务公司只要负责对接几家传统制造业公司，管理成本相对固定、上下浮度不大。但在面对劳动力的愈加分散、对接的上游企业变化而且规模有限的大环境下，变通与不变通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雇员与非雇员之间的比例大致在7：3左右，非雇员身份构成的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往往还夹带着亲戚朋友。这也印证了目前个体工商户和自营劳动者常见的家庭组员结构，以家庭或小家族的形式经营一家小型单位或私营企业。同时，我们在与农民工深入访谈的时候，他们的措辞与意识当中也有强烈自主创业的想法，不再局限于给人打工这一范畴。且比例高达70%左右，集中在20—30岁的青年群体，他们对这一选择所造成的无工作单位的结果，丝毫不为所动。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制造业雇主比例从5.93%上升到21.08%。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制造业去作为自己的生意，其中包括各类小型制造业。其中打出品牌影响力的供货商屈指可数，绝大部分还是无品牌知名度的厂家。也许拼多多平台的出现也激励了一部分小型制造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散落开来。他的比例占到20%左右，就是说1/4的人其实并不在我们主流所想象的统计当中，意味着制造业的用工量或占比量来说的话，它的确会慢慢的减少，但是它不可能无限制地减少下去。
劳动力的数种形态
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伴随着劳动力高龄化的趋势愈加凸显，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6岁，，目前从16岁—60岁的务工者，俗称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打工者，他们出现在了同一个时空。尤其在50岁以上的比重加速上升，大部分原因可能与那一段十年的生育高峰期相关。第一代务工者目前遭遇着返乡照顾第三代孙辈的责任，又因为家庭收支不平衡，不得不面对补贴家用的现状，从而重返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就业收入水平在不同的行业增长速度不一样。制造业的收入增速是最快的，高达8.4%，远超国内GDP增速。随后是建筑业。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4400元，而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则是7000多元，。我们会明显看得到，在过去五年的时间当中，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当中，占比显著增加，从7.7%增加到了11.57%。在私营企业的比例开始降低。这一方面说明流动人口的就业市场更趋公平，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就业的供给在减少，所以早期不愿意接纳流动人口的国有单位也渐渐开始接受。
正如上面数据暗示，有不少的流动人口可以进入所谓的国有单位，但是非国有企业仍然占比50%左右。过去，中国父母希望子女在事业单位或某一大公司签订长期合同，并长期以往在此工作，俗称“铁饭碗”。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因为供给原因还是需求原因)，开始接受非正式就业。而这一现象在早期流动人口就业市场中非常明显（缺乏合同），但现在这种非正式就业形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劳工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在每一个见面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差不多有15%的被访者处于无有效收入的工作状态，这是在之前我们较少考虑的现状。虽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倾向处于非正式就业的状态，频繁的更换工作。同时，它包括非正规的部门，一些小型的民企、家庭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夫妻店，它都叫非正规的部门就业。另一方面是在正规部门的非标准作业形式，日结工、短期工、非合同工，这些都属于在正规部门的非标准就业形式，包括劳务公司代理、兼职、外包这些都叫非正式就业。
我们利用我们的调查数据计算他们的流动年龄，就是说个体总的流动时间除以其生理年龄，这个数字平均值是0.3左右，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人群目前三分之一人生时间都在流浪。我们在过去大概一两个月去访谈之后，再次去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所面对的用户群体，都是什么样的用户群体，我们把它简单分为三类。第一类叫“趁我们还年轻”，这一类人刚踏出社会，非常享受外出的生活，他觉得他不需要为长远规划。他觉得出来就是要感受体验的。
另一类叫“痛定思痛”，这一类人基本上是在流浪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因为自我醒悟，还是遇到了非常重要的家庭变故。他开始发现他的生活不应该这么过，面对工作，以前还挑三拣四，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要开始攒点钱，哪怕一年攒个5000块，我带回家去也行。
最后一类叫“浑浑噩噩又一生”。这类人流浪后觉得生活也没有大希望。对未来也不知道可以什么。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结不结婚也没那么重要，也不想承担家庭责任，他们在朝“三和大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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