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憑藉《小偷家族》一片，獲得了2018年戛納電影節的最高獎項金棕櫚獎。是枝裕和的電影主題包括家庭、社會與死亡，不過，在改編一些真實的悲劇故事時，是枝裕和經常會淡化戲劇性的衝突，用冷靜、剋制的敘事風格來講述。
l 家人還是自己選擇的比較牢靠一些
《小偷家族》講述的是一個由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拼湊起來的六口之家，他們都是被原生家庭和社會拋棄的邊緣人，出於相互取暖的理由，他們選擇了彼此，成為新的家人。
這種曖昧不明的關係看似甜蜜，有時甚至比原生家庭更加溫馨，但也有著迅速瓦解的天然隱患。
在電影裡，現代文明中的倫理和法制成了這個家族最大的敵人，也是最讓觀眾矛盾的地方：一個遭遇家暴的小女孩，把她還給親生父母，還是交給真心喜愛她的罪犯？面對這種問題，誰也無法給出完美答案。
選擇前者不算人道，但若選擇後者，萬一小女孩像祥太（電影中的小男孩，因為偷竊被抓，而後被放棄）一樣，是不是也會瞬間被大人們捨棄呢？
簡單講，《小偷家族》裡這種不穩定的社會關係，不允許任何一方出錯，否則這種羈絆會瞬間崩潰，再豐沛的情感也無法制約。正是這種無制約的羈絆，讓人產生了類似“廣義上的愛”的感覺——他們被迫尋找的是有家人的快樂，卻無法盡到家人的義務和責任。
嚴格意義上講，這段關係裡只有“戀”，沒有“愛”。也正因此，才讓他們前半段的溫馨生活看上去那麼純粹，讓他們後半段的分崩離析令人那麼啞口無言。
《小偷家族》裡的女主角信代說過一句話：“家人還是自己選擇的比較牢靠一些。”（大意）這句話中的“牢靠”，是非常主觀的看法，因為自己喜歡，所以更容易接受和認可，但如果有一天，這種喜歡影響到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也許這“牢靠”就會發生改變。
相對而言，愛是屬性。愛一個人、一個集體、一種生活方式……以上種種，映射著我們對自我身份的定義，也決定了我們要去愛哪些人和事物。愛不像戀那樣，可以說出具體的過程和邏輯，甚至，有時候連動機也說不出，彷彿與生俱來，長在每一個人的基因裡。
l 導演不是上帝也不是法官
是枝裕和在電影中流露出的冷靜、剋制，是他一貫以來的創作理念。他在自傳性隨筆《拍電影時我在想的事》中說，自己是一個喜歡唱反調的人，不願意站在正義的一方搖旗吶喊，也不想站在道德制高點去譴責任何人。
他說：“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導演不是上帝也不是法官。設計一個壞蛋可能會令故事世界更易於理解，但是不這樣做，反而能讓觀眾將電影中的問題帶入日常生活中去思考。”
比如，電影《無人知曉》的故事原型，曾在日本轟動一時。一個獨自撫養四個孩子的母親離家出走，14歲的長子負責照顧弟弟妹妹，六個月後，小女兒被長子的朋友毆打至死。
當時很多媒體的關注點都是“惡魔般的母親”和 “身處地獄的孩子”，是枝裕和看到新聞後想到的卻是：長子為何沒有拋棄弟弟妹妹，甚至還是一個“溫柔的哥哥”？他猜想，母子間也許擁有一些無法從報道中得知的親密關係。
在是枝裕和看來，電影並不是用來高喊口號的媒介，它是為了表達生命真實豐富的感受而存在的。他自己的方式，就是不去追逐時代和人的變化，從自己的生活中編織故事。
l 偷來的家人
在《小偷家族》的結尾，也並沒有讓拼湊家庭的情感徹底撕裂。被放棄的男孩，無聲原諒了“爸爸”，重返家庭的小女孩，面對施暴者學會了說不，面對奶奶的欺騙，亞紀最終選擇了接受……這讓我們意識到，他們不被現實容納的喜歡背後，也模糊生長著一株隱蔽的愛。這也許正是觀眾喜愛這部電影的原因。
《小偷家族》的日文原名為《萬引き家族 》，實際上也可翻譯為“偷來的家族”，在日語中，“家族”即是“家人”，雖然是偷來的家人，卻產生了真實的愛與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