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懸崖邊邊上的愛
作者：周永威
01
（大學畢業後）進五峰前幾年，我幾乎一直是在批判、猜忌、調查、住班、檢討中過日子，兼之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因而心境之孤獨，情緒之壓抑，生活之沉悶，可以想見。那種渴望理解，渴望同情，更渴望愛的慾望，就如同久旱的禾苗盼甘霖。
有時同事友善地給我提個醒，學生禮貌地向我問聲好，熟人會心地送我一絲微笑，都叫我感動多一會。這段時期的我，意志特別薄弱，免疫力最為低下，智商大不如前。倘使有人逆專案組而動，反其道而行之，拉攏我，引誘我，腐蝕我，說實在的，我很難抗拒。
在全校大幾百雙眼睛裡，有一雙深深吸引著我。晶亮清澈的它們象兩彎沁人肺腑的月牙泉。裡面充滿了關切，同情，和淡淡的憂鬱。那是陳秋蓉的眼睛。
認識我時，她正值花季年齡，不過由於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和由此感受到的種種歧視，使這位美麗的少女比同齡人成熟好多。我遇上她時年23，在感情問題上純潔得如同一張白紙。誠如哲人所言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豆蔻年華時的陳秋蓉
在1970年大力普及“樣板戲”，學校組織排演《紅燈記》過程中，我們不由得、真的是不由得被對方喜愛，被對方吸引。學校房舍緊張，校長書記也沒有辦公室，教職工都在寢室裡備課改本，答疑解惑。陳秋蓉是英語科代表，是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無可替代的頂樑柱演員，因此一天出入我的宿舍多次。
倘若突擊排演期間，她幾乎半天半天地逗留在我的房間。房間僅9平米，一張床佔去一半，一張辦公桌一張藤椅將剩下又佔去一半，再加上其它零碎，活動空間幾乎為0。如此兩人常在一起，教學問答中難免耳鬢廝磨；舉手投足間偶有肢體接觸。開始仿如觸電，迅即脫離。
有個夏天的傍晚，她手臂不經意間落在我擱在辦公桌的左手臂上，男女肌膚相親，通經活絡，心曠神怡，感覺前所未有，如痴如醉，妙不可言。我左手紋絲不動，生怕驚動了她。而她極可能與我感同身受。我裝模作樣地講著，她裝模作樣地聽著，兩手交織竟近一頓飯工夫。由是，聰明的我知道了：她喜歡我，不是一般般的喜歡；由是，聰明的她知道了：我喜歡她，不是一般般的喜歡。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周圍的生態環境日漸惡化起來。學生的大字報，竟從另外一個意義上幫了我們的忙——將那層窗戶紙捅破。什麼是“偏愛”？偏愛就是格外喜歡。至於什麼是“格外喜歡”，全校師生個個明白。我與陳秋蓉更是心照不宣。自然，她到我宿舍來的少了。然而，在教室，在操場，在其它場所，我們的眼睛在交流。一天之中兩雙眼睛總是在互相尋尋覓覓，碰著的時候彼此便傳遞著關切、鼓勵、憐愛，也還有希望的信息。
1972年，陳秋蓉這一屆高中要畢業了。我覺得要作出決定了——單相思很磨人。儘管我們都知道對方在想些什麼，都深戀著對方。可是我從沒有向她明確表白過。
有三座大山橫亙在面前，阻止我這麼做。
我們是師生關係，此其一。老師和學生談戀愛，雖然不是沒有，可也相當的不道德。遭到輿論譴責是理所當然的。即便在今天，道德觀與時俱進，師生戀我也覺得大大的不好。這問題從一開始就困擾著我，因而輕易不敢造次。
我年齡大她8歲，此其二。男女8歲年齡順差，今天來看，顯然是最佳差距，名副其實的“黃金差”！女孩20 結婚，夫君28歲。大學畢業已在社會打拼6年。運氣不好的也會小有積蓄，婚後生活小小康問題不大；運氣好的有房有車，正是金屋藏嬌的時候。
從情感這一角度來說，戀愛時都是17、18歲，都“不懂愛情”，結合幾年後，才知箇中滋味，又悔不當初。男人25、26歲，看問題已比較成熟，尤其是對愛情的認知，幾達相當科學的境界。這個年齡找對象，從一而終、白頭偕老的概率幾十年來居高不下。
再從整體形象上看，男的成熟，女的嫵媚，十分的和諧。特別是愈往後去愈顯般配。如果男的以後不斷上進，60上下居然當上了國家領導人，出訪時身邊是小他8歲、丰韻尤存、落落大方的夫人，不僅將老外鎮個一塌糊塗，全體國民亦為之深感欣慰和驕傲。
1971年的作者
不過上世紀70年代，人們對這一問題認識始終落後，沒有突破。8歲差距就不得了啦，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彷彿男人佔了好大好大的便宜、女人吃了好大好大的虧似的。陳秋蓉母親竭力反對，此其三。
有一天，陳母派她女兒將我喚去。她表情嚴肅，語氣冷竣“……總總跡象表明，你對我閨女居心不良。希望你以後改邪歸正……”
02
要是把我政治身份的待定狀況加進來，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那就根本不是我配不配陳秋蓉的問題，而是我配不配戀愛本身的問題。一旦打入另冊，與地富反壞右為伍，讓你活著，就是寬大無邊、皇恩浩蕩了；想戀愛結婚生子，美著你了。甚至想如花少女，這不是明擺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這非常3+1，使我從一開始就沒敢奢望有終一日與陳秋蓉走上婚姻的紅地毯。
可是，不能擁有，但求愛過。把愛的權利也剝奪個乾淨，當事人怎肯甘心？婚姻要牽涉方方面面，可愛情是兩個人的事，或是一個人的事——單相思何嘗不是愛。
暑假的一天上午，當我得知陳母不在家的時候，終於下定決心，敲開了她家的房門。陳一見是我，兩頰飛紅，兩眼發亮。我侷促地坐下，她也在我對面的單人床沿坐了下來。
師生關係、年齡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形成了重重的心理障礙。在這17歲的少女面前，我怎麼敢開口說“我愛你”？我猶猶豫豫間，還是將口袋裡一封寫好的短信取出，塞給了她。上面只有一行字：“說我偏愛，其實，偏字要去掉：我愛你。真的，我愛你。”
女孩將信展開，看完，一小會，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眼神一半是羞澀，一半是興奮和甜蜜。這正是我充分估計到的、也正是我要的眼神。我如釋重負，說聲“我走了”，便起身出了房門。
當我吃完晚飯回到房間的時候，看見桌上兩本書下壓有一封信。信封上什麼也沒有。我立刻明白了，是陳秋蓉的。這女孩密密麻麻寫滿了一頁紙。
因為是她寫給我的首封情書，經不住以後日子裡的反覆背誦，因而其中不少句子幾十年後的今天依然記憶猶新：“……因為我的出身，因為我的父親，我心裡感覺好孤單，是您給了我那麼多的偏愛，使我覺得很溫暖，象冬天裡普照的陽光。今天，您說‘我愛你’，其實，這三個字，在我見到您後不太久的時間，心裡就一直偷偷地念著。……我知道以後我們不會在一起（我媽特別反對，我最怕我媽），可是我從心裡感激您給我的愛，我也深深愛著您。”
一遍又一遍地看著這封信，一次又一次地回憶起我與她在一起的細節，幸福，痛苦，希望，失望；甜甜的，酸酸的，翻來湧去，當夜無眠。
知青時期的陳秋蓉
自此以後，我們敞開心扉，大寫特寫，難得的是她的兩個妹妹，十分支持這一段浪漫的師生戀，帶情書，捎口信，甘當小紅娘。我就是靠著這封封情真意切的書信，度過了一個個的難關，迎接了一次次的挑戰。即使在最詛喪、最失敗的時候，心中依然亮有一盞希望之燈。
情書的不斷往來，使兩顆心越發貼近，語言也愈加親熱。平時偶而見面，只覺得心在咚咚跳動，血在咕咕奔流，一種莫名的慾望在升騰。陳畢業將近（那時高中兩年制），一旦離校，去向不知，興許永無再見之日。如此不了了之，豈不遺憾終身？我們都覺得有好多好多知心的話兒要當面傾訴，好多好多的山盟海誓要附耳表達。於是我提出見一次面，也就是約會一次。
她欣然同意。此時陳秋蓉的英語練習本已成了我們一個更為隱蔽的情感互動平臺，通過作文、造句、選擇填空這些司空見慣的作業，我們交流著，商量著，期待著。
1972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晚上9點，在學校後面的一片竹林裡，夜色中，她來到我的面前。這個時刻，竟不知話從哪裡講起，也許講什麼話都是多餘。我們，我們沒有猶豫太久，便緊緊地、緊緊地抱在一起，隨著四片嘴唇也在第一時間緊緊地、緊緊地貼在一起。啊！如痴如醉如夢。這長長的初吻，到現在想起來，依然心還悸動，口留餘香。
1973年初，陳秋蓉這一屆高中生畢業離校。她因為是商品糧戶口，屬於“知識青年”，不久就上山下鄉，“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她被區“知青辦”安排在離家5裡遠的一個生產隊裡，寄居於半山腰一棟孤零零的土房子中。我倆很快便恢復了往來。
由於她已離校，師生關係道德不道德這道障礙不復存在；可她新的“知青”身份又布就了一片危險的雷區。那顧得上這些？我與她，以無比的勇氣，更高的激情，將戀愛進行下去。
五月的一個夜晚，藉著一勾下弦月微弱的光亮，我從學校順著蜿蜒的山路，走到半山腰的那棟屋前，推開了她為我設的虛掩的門。在那小小的天地裡，在蛙鼓蟲鳴的交響中，我和陳秋蓉，完成了彼此人生中最偉大莊嚴、最輝煌燦爛、也最蕩氣迴腸的洗禮。
03
事情就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這種偷偷摸摸的愛，又甜蜜又刺激。陳秋蓉需要這種愛。一個姑娘家，單身一人和生產隊社員起早貪黑，收苞谷，背火糞（用薪柴、有機肥、土慢燒而成的一種肥料）；點豌豆、種小麥；伐木割草，修橋補路……還得洗衣做飯，養雞餵豬，生活之艱難，思想之苦悶，心靈之寂寞，天可憐見！
我更需要這種愛。險惡的處境，使我動輒得咎，到處碰壁；喜歡死的話早死過五六回了。而這偷偷摸摸的愛，激活了、溫暖著我們兩顆年輕的心，充實了彼此靈魂深處那口快乾涸的井。
知青時期的陳秋蓉（右）
有天晚上，陳秋蓉從山腰她那小屋來到我的房間，我正奉專案組之命伏案寫檢討，冥思苦想，無以開頭。她的到來，竟使我文思泉湧，下筆千言。與心上人卿卿我我大半夜的間隙，我居然從當時廣闊的政治背景寫起，既而敘述事發的全過程，再講錯誤的性質及其危害，接著挖掘犯錯誤的歷史、社會、思想根源，和認識，最後表明今後的決心。
洋洋灑灑達10000餘字。表述之清晰，認識之深刻，批判之得力，態度之誠懇，令人拍案叫絕。堪稱此類應用文中的上上品。當時的感覺，別說不是為王明翻案，就是為他翻案，為比他更危險的人物翻案，我也是不在乎滴。
即便如此，我們從未談婚論嫁——都對未來的結合不抱絲毫的希望，都採取的是一種消極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行為：只要有愛，只要我倆相愛，就足夠了。
說實在話，我長陳秋蓉8歲，可在這方面無非是多吃了8年冤枉飯。我沒有一個相對完整、可行的稍長遠些的計劃；沒有鼓勵自己更沒有鼓勵對方去衝破那堅固的堡壘——她母親的反對；也沒有在她面前對我們一旦結合便幸福美滿、花團錦簇的前景進行熱情的恰如其分的描繪，以激起我們強烈的嚮往而堅定將愛情進行到底的決心；哪怕慫恿她去與頑固的母親大鬧一場試探水有多深都沒有。
結果到了1974年春節要回家的時候，我很嚴肅地對她說：我要回去結婚了。你現在只要說兩個字“不行”，我就決不結婚，一直等你。然而，陳秋蓉只是茫然地看著我，沒有說出那至關重要的兩個字。
無奈，時年27歲的我，在老家極不負責任、極其草率、閃電般地結了婚。可憐的新娘婚後沒兩天就感覺到丈夫的同床異夢、心不在焉；而混蛋的我，在婚床上心裡深感對不住的竟然不是躺在旁邊的妻子，而是遠在千里之外的陳秋蓉。
返回學校，放下揹包便給半山腰裡的她寫信。通報了我已婚的事實。在吞吞吐吐希望今後不再來往的後面，又用極大的熱情極大的篇幅傾訴我對她始終不渝的愛，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濃濃的心猶不甘的情緒，姑娘觸手可及。我們很快又見面了。在情感滾滾的洪流面前，道德的堤壩恰如時下好多的豆腐渣工程，一下子就潰垮稀爛了。
有次在“青紗帳”中約會，晚風吹過，包穀葉沙沙地響。陳秋蓉挨著我，有些緊張，說：要是被發現了，我們就只承認一次。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自始至終，都講出來。
她沒問為什麼，我也沒解釋為什麼。其實我清楚，這事情總有敗露的一天。一旦那天到來，專案組自然不請自到，他們那不厭其煩、死纏爛打、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勁頭令人不寒而慄。說有一次，還怕他們不撬開嘴巴讓你說第二次、第三次……？“為王明翻案”完全沒有的事，他們都能搞到我累計數萬字的材料背到城裡；而這明擺的，那些人又豈可輕易放過？但是更重要的一條原因是我覺得遭受處罰那怕坐幾年牢，出於對妻子深深的自責，是應該的；出於對陳秋蓉深深的愛，是值得的。因而心裡十分坦然。
今天想來，當時這樣處理是正確的。它避免了兩人思想上遭遇更大的打擊，心理上承受更大的壓力，精神上經歷更大的折磨。可是操作得當出現另外一種結局也不是沒有可能。我們有的是時間。從一開始兩人就應該訂立堅不可摧的攻守同盟，策劃行之有效的應急預案；分析、演練各種對付專案人員的辦法和策略，特別是鍛鍊、強化各自的心理素質以能泰然應對威逼利誘或乾脆嚴防死守0口供。把這些認真付諸實施，結局會相當完美。
1974年12月31日，距我倆第1次約會剛好兩年。陳秋蓉大約0點離開我的房間返回她那山腰的住屋。經過區革委會所在的兩層樓時，被節假日期間佈置的民兵流動哨截住盤問，隨著直接將她帶到區委書記面前。什麼周折都沒有，書記就知道了一個已婚男教師與一個女知識青年之間發生的一切。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元旦，陳秋蓉眼含淚水來到我的房間，遞給我一張紙條，看了我一眼，走了出去。這反常的舉動使我猛然明白：大難臨頭了。很快，專案組進校；很快，他們得到了所需要的。
4月1日，我被區公安特派員從學校帶走，在區信用社的轉拐處，學校支部書記李某宣迎面而來，他嘴角那浮現的得意、勝利的微笑，如今回憶起來依然那麼清晰。
第二天，在區組織的大會上我被宣佈以“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罪逮捕；7月，五花大綁隨同兩個殺人犯遊鬥10天后，判刑4年，投入勞改。
作者寫給宜昌中級人民法院的申訴信原稿
04
1979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已近三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各大報逐漸展開，國家政治上一股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平反冤假錯案輿論鼎沸，風生水起。
一個又一個反革命犯被宣告無罪，離開了勞改隊。四月，我服完4年刑期，回到五峰。縣教育局聘我為代課教師。這期間我與陳秋蓉——她已結婚一年多——偶然又見了一次面，而且仍然採用我們幾年前默契的聯絡方式。
4年來我們各自改變很多。她在那年的審查中神情恍惚，幹農活時不慎摔成尾椎骨粉碎性骨折，如果沒有頑強的生命力早已癱瘓。1979年5月份的一天因多種原因服毒自殺，經搶救脫險，可身體大不如前。
我們再次在一起時，彼此心中竟然還是當年的感覺。年底我回到老家繼續做代課教師，而陳秋蓉則與丈夫在我不太知情的情況下鬧起了離婚。
1980年暑假期間，我到湖北省人民檢察院上訪。接待我的那位身有殘疾的老同志幾句話使我茅塞頓開、信心倍增：像你這種情況，以前如果不明白的話，現在就很清楚了。這只是生活不檢點的問題。不過你得按程序來，向中級法院申訴，你說是因戀愛生情，要有證據。
回到學校，我立即寫好申訴信，把陳秋蓉在我服刑前後寄的二十幾封信中抽出極有代表性的兩封，隨同掛號寄往宜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難得的是該院接到我的申訴後，極為重視。一方面及時轉到五峰縣人民法院提請複查；另一方面在不久後中院組織的各初級人民法院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檢查中，將我作為重要案例在縣常委會上提出討論。
10月20號早飯剛過，我正準備進教室，一眼看見弟媳匆匆走來，上氣不接下氣地遞給我一紙《五峰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當我看到“一、撤消本院1975年6月30日{75}五法刑字第19號對周永威的刑事判決。二、宣告無罪。”時，我竟像孩子一樣，在眾多學生面前，興奮得跳了起來。
五峰人民法院發給作者的宣告無罪判決書
此前，陳秋蓉已協議離婚，並且用最快的速度通報了我。而我本人4年前在看守所裡就已辦好離婚手續。又是12月31日，我與陳秋蓉在我所教學校裡舉行了一個簡樸又熱鬧的婚禮。這樣，經歷了風風雨雨，“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與陳都是普通人，平常心。在極左思潮的烏雲籠罩著全國每一片天空時，在強大的社會壓力和家庭的壓力下，我們人性中軟弱、醜陋的一面彰顯出來。因而這來之不易的婚姻便有了瑕疵、傷痕、惋惜和遺憾。我們缺少那種“非你莫娶、非他不嫁”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婚姻便失去了那種令人扼腕唏噓、擊築長嘆、給與年輕男女崇高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光輝亮點；更沒有演繹成可歌可泣、震撼億萬心靈如《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臺》那樣的傳世經典。可這就是生活。
我與陳秋蓉一起相濡以沫，至今近40年矣。
作者和陳秋蓉以及兒子，一家三口在1982年
作者：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寧人，1965年入武漢外語專科學校學習；1968年底畢業到部隊洪湖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19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縣從事教育工作，在大山裡的講臺上授課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長篇回憶錄《文革十年我造反》，長篇小說《生死勞改隊》《小姨半個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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