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的新冠疫情漸漸平息，終於可以讓我們較為冷靜的思考一下歐陸思想家們對新冠的各種思考了。因為地緣關係和文化傳統以及思想方式的差異，歐陸思想家們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有著和英美思想家以及亞洲的思想家們不同的思考路徑和關注的焦點，而且因為身份的原因，他們的思考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代表著歐洲的看法。可能是意大利法國德國等比較早的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歐陸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思想家中較早對新冠作出反應的學者。這其中代表性的有意大利的阿甘本，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法國的南希和巴迪歐，拉圖爾以及德國的斯羅德戴克，韓裔學者韓炳哲和哈貝馬斯等，可以說大都為當下歐陸思想界的一時之選。
在這些思想家中，除了個別人如喜歡捏著自己的酒糟鼻狂蹭熱點的齊澤克之外，他們在談論新冠疫情時，也基本上都是立足於自己國家的新冠見聞，對其進行批評。不過，因為疫情最早出現在中國，所以在他們談論新冠時，中國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存在。但是，他們在談到中國時，大都把中國作為一個背景或者參照的對象，有的甚至只有三言兩語，語焉不詳。那麼，在他們眼中，“新冠中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形象”呢？或者更具體的說，他們在談論新冠時，從哪幾個方面涉及到了中國呢？而綜觀他們對新冠的批評，或可試著從他們對新冠的態度，對國家應對新冠的制度性措施以及對全球化的影響三個角度出發，來簡單考察一下從西洋的“新冠歐洲”那裡看到的“新冠中國”的“東洋景”是什麼。
一、新冠“脫敏”：不僅是中國災難，更是世界災難
與普通人和某些別有用心的政治家不同，這些思想家對於新冠“定性”或者“發生學”的看法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那就是他們並不把新冠的爆發歸之於哪一個單獨的國家，比如中國，以互相“甩鍋”，推卸責任，而是更多的把新冠看成是一種早已有之的具有很強毀滅性的流行病的又一次“流行”，以及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產品”。巴迪歐對此的觀點就頗具典型性。他在《論疫情》（3月26日）中認為新冠並非特例，本質上和之前的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還有非典病毒沒什麼兩樣，他還簡明的將新冠命名為SARS2，也即非典2來看待，而之所以這些現代的流行病會這麼快傳染世界，就是因為全球化導致的“世界市場”的高流動性所致。而且他更是指出，之前的流行病的可怕程度未必會比新冠低，如艾滋病就使得數百萬人死亡。所以巴迪歐認為，新冠的全球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對中國的依賴及其具有的高速的流動性所致。
南希的觀點則更為深刻，他在《一個太過人性的病毒》（3月17日）中將新冠看成是一種“內生”的疾病，而不是“外來”的瘟疫，新冠是由當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所食用的食物等產生的，是現代社會的自身產生的毒性的揮發。而這種中毒的狀態又與現代性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密不可分，現代性使得人們身不由己的試圖超越自身，而且這種超越只有過程，沒有終點。他特地引用尼采所嘮叨過的帕斯卡《思想錄》中的“人無限的超越了人”的話來描述這種現代性帶給每個人和全世界的無法逃避的永恆之“命運”，而這種命運所導致的卻是一種人的異化，使得人在自己所生產出來的各種事物中日漸“沉淪”，不可自撥，因而變得像尼采所說的“人性，太人性了”，完全淹沒和沉陷在人造的事物與世界之中。也就是說，現代性雖然有超越性的運動趨勢，但是其結果卻是南轅北轍，它不僅沒有讓人們真正的超越自身，反而像飛去來器一樣拋得越“遠”，回得越“深”。新冠就是一個人們在現代性的高速公路上走得太遠太快的卻又“回”得太猛太深的象徵。
而其他的思想家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觀點，這種對新冠的“脫敏”或者“去地方化”是比較現實和客觀的一種觀點。因為新冠由於其本質的“新”，使得人們很難對其進行甄別和判斷，也很難予以及時控制，所以歐陸思想家們並不糾纏於新冠的名稱以及在何處爆發等看似很“重要”的問題。這也顯現了他們的超越一般人的襟懷。
二、新冠“難題”：既是社會主義的，也是資本主義的
與歐陸思想家對新冠的“脫敏”相關聯的，就是他們如何看待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各個國家對於新冠的應急處理問題，而他們對此的看法也是非常坦率和明確的。他們同樣對新冠的治理進行了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脫敏”，認為歐洲的民主制度也好，中國及另外一些國家的威權制度也好，在面對新冠的挑戰時，所運用的措施更多的是一種醫療手段與支持其緊急運行的相關的社會管理方面的力量，而非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性質的權力。因為歐洲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如美國等，在新冠中所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儘快救治病人和控制疫情，這就迫使不同政體的國家充分動員自己的醫療資源予以投入。而由此產生的“難題”也是一樣的，首先是如何看待國家所採取的緊急狀態或意外狀態的“難題”，其次是國家採取抗疫時所不得不面對的倫理的“難題”。
而在歐陸思想家對於這兩個“難題”的思考中，第一個“難題”產生的爭議最多，也即如何看待很多國家在新冠時採取的只有在戰爭這種“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下的“禁令”，如“禁足”及“封城”等對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予以控制和縮小的非常態做法。對這個問題，阿甘本在意大利疫情初起時就最早予以關注，在《無動機的緊急情況讓意大利陷入例外狀態》（2月25日）一文中，他認為新冠導致了一種“例外狀態”的產生，而在和平時期這種狀態是不正常的，是政府在小題大做，刻意藉此加強權力的影響力。因此，他指責意大利動用法令對某些地方實行軍事化管理，這是借安全之名對人的自由的限制。應該說，對於有著長期自由主義傳統的歐洲來說，他的這個提醒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可是他的這個批評卻在無意中模糊了為應對新冠不得不採取的醫學隔離和政治性的禁制的區別，因此掀起軒然大波。他的老友南希率先發難，批評他的“右派幼稚病”，甚至怒而曝光了將多年前阿甘本曾勸阻自己進行心臟置換手術的舊事，他慶幸自己幸而當初沒有聽從阿的話，不然自己很可能此生再也無緣見到“新冠君”了。而他的這一批評也暴露了阿甘本一向的對醫學的不信任，這次阿甘本不過是“故伎重演”而已。南希直言阿甘本他有點被自己喜歡的“例外狀態”理論搞的走火入魔了，不能事事都用“例外狀態”的有色眼鏡看，新冠這種病毒其實並不是針對哪個政府爆發的，而是針對的整個文明；並且，也完全沒有必要談“例外狀態”而色變，其實所謂的“例外狀態”早已經是一種世界的常態或者是一種新的“規則”，而且這種例外就像病毒一樣一直在爆發，那些在生物，信息和文化上的發生的“例外”和新冠病毒沒什麼兩樣。
第二個新冠所面對的倫理“難題”。斯洛特戴克在3月18日文中認為，歐洲的民主和中國的制度此次都不得不面對共同的困境，那就是為了保護更多的人的安全，而對處於危險中的人們的重視不夠，這也使得其最終的效果很有可能適得其反，那就是這個社會會因為恐懼失去更多人的生命卻因此失去了更多人的生命。哈貝馬斯在《我們知道最多的就是我們什麼也不知道》（4月8號）中也談到了這點，即國家是不計代價的挽救所有人的生命還是採用所謂的群體免疫，任由病毒蔓延，從而使得人們獲得抗體，但是這樣做或者引發醫療系統的崩潰，或者死亡人數太高，而無論哪種都是一種“兩難”的選擇。
所以，他們的看法似乎可以簡單的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少談些主義，多處理點問題”。而因此，他們對中國在抗擊新冠中所表現出來的處置“緊急狀態”的“決斷”能力也予以某種程度的贊同，也並不完全認同這是在政治的意義上對人的自由的剝奪，而只是醫療意義上的緊急處置。南希就認為，在新冠君臨天下之際，“決斷”顯然是權力最重要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歐洲是缺乏的，中國和更為強勢的美國卻擁有這種必要的“決斷”能力，也即應付“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的能力，而這也是使得中國可以很快擺脫因新冠產生的“失序”的“例外狀態”並得以迴歸到常態的原因。
巴迪歐基本持與南希一樣的觀點，他認為例外狀態其實是一種正常狀態，而對這種狀態下的集權模式，不應過分解讀，因為不管是中國還是法國，這種“戰爭狀態”中的應急手段其實是正常狀態，而此時國家也必須出場，顯示為我曾經說的“赤裸國家”，也即霍布斯所說的國家最為基本的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而此刻的國家權力其實是“中立的”，因為不這樣，國家就會產生更大的災難。
三、新冠“全球化”：中國只是“暫停”，而世界也只是“減速”
對於歐陸思想家來說，新冠的全球化是否會導致中國“出局”及世界全球化的終結同樣也是他們思考的重要問題。但是，讓人感到較為欣慰的是，他們的看法大都比較樂觀，認為新冠的全球化只是全球化進程的插曲或者“暫停”，不僅不會影響中國的持續運轉，也不會因此終止世界的進一步深入的全球化。首先，他們認為新冠的全球化只是世界全球化一個“表徵”，中國的在場也是其在世界全球化市場中的在場的體現。其次，這次新冠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種“減速”，繼之而來的則是一種世界全球化的繼續和更快的“加速”。
巴迪歐認為新冠是全球化的“症候”，不能被種族主義挾持而譴責中國，而之所以會爆發於中國，只能說中國是全球市場的一個重要的節點，由此可見中國在全球化中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南希也認為新冠其實是全球化的產物，甚至是全球化的象徵，其本質是全球化精神的一種展開，它的身上有一種全球化的精神，是個活躍的“自由貿易者”，它的蹤跡就是全球化的蹤跡。拉圖爾《想象對抗返回前危機時代的生產的防護姿態》（3月29日）雖然認為這次新冠的爆發說明了全球化的脆弱，但是他同時也承認新冠只是全球化的一種形式。斯洛特戴克則認為這次新冠只是近年來世界全球化的加速中的減速，而減速是為了更好的加速。所以，中國不僅不會從全球化的列車上被甩出，反而可以藉此機會調整一下，然後再次隨著全球化這輛高鐵加速前進。他特地引用了在法國高速公路上的標語開幾小時車後必須休息一下來說明這個看法，他甚至希望在這次由新冠引起的世界性的“減速”之後，會有一些積極的效果產生。而且，他也不相信這次新冠會阻止中國的興起，因為14世紀那麼可怕的黑死病也並沒有阻擋住歐洲的興起。
總的來說，在他們看來，這次新冠對高速發展的中國而言只是一次“暫停”而已，對世界的已經長時間處於“加速”狀態的全球化來說，也只是一次“減速”罷了，中國的發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腳步不僅不會因此終止，反而有可能更快，融合的也更深。而從這些歐陸思想家對新冠和中國的思考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思想的超越性以及對中國的善意，雖然他們也談到中國的制度與歐洲制度的不同之處，但更多也是一種技術性的或者“中性”的描述而非有意的批評與攻擊，這種思想的寬容和尊重也是值得中國的學者和更多的人們深思。而他們的思想對我們也不無啟發和提醒，那就是，對於新冠這樣的人類的共同災難，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因為中國率先擺脫嚴重的疫情，就忘乎所以，更不能因為世界仍處於疫情之中就幸災樂禍，因為大家都處於一個人類共同體中，也依然處於“新冠狀態”，理應相互理解和相互協助。同時，也不能將各個國家抗擊疫情的不同的方式與所謂制度優勢予以更多的關聯，因為這是每個現代國家最為基本的“赤裸”的功能，只有方式的不同，並無本質的差異。並且，也要努力繼續融入世界全球化的軌道之中，以免因為各方面的原因導致“脫軌”。因為在全球化已經日漸深入的今天，中國已經不可能離開這個世界而獨存。齊澤克在《我們現在都在同一條船上》（2月8日）的文末，告誡美國應該放棄“美國第一”或哪個國家第一的念頭了，特地引用了馬丁路德金的話：我們也許來自不同的船，可我們現在在同一條船上。而這條船就是前是前段時間漂泊在海上無助的鑽石公主號。雖然齊澤克談新冠時不無誇張之處，但這句話說得卻非常好。
當然，他們的這些思考只是基於現狀的判斷，中國未來是否會按照他們所設想的發展，不僅取決於新冠後世界局勢的變化，也更取決於中國自己的選擇。
2020年4月11日匆草於五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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