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沈從文沒有進行過小說創作。他的書在三十多年間僅出版過一次。1950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任文物研究員。期間遇上文化大革命，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燒燬。
1979年，沈從文在第四次文代會中被提起，沈從文說：“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過是個出土文物。”
1985年，一名女記者問道沈從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掃女廁所的經歷，沈從文抱著她的肩膀，號啕大哭，驚呆了周圍的人。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享年86歲，臨終遺言：“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
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
我是解放後才由北大國文系改入歷史博物館的，同時還在北大博物館系教教陶瓷。因為北大博物館系那個供參考用的陳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贈的，同時還捐贈了些書籍。
到館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學院”學習，約一年之久。臨結業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願填寫。我因為經過內外變故太大，新社會要求又不明白，自己還能做什麼也不明白，所以轉問小組長，請轉詢上級，看做什麼工作好，就派我去。因為既學習了將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飯後去廚房服務，和一個老炊事員關係搞得很熟。已對為人民服務不分大小有所體會。過不久，小組長約我談話，告我上級還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隊伍中搞創作。這事大致也是那邊事先即考慮過的。因為較早一些時候，就有好幾位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作家來看過我，多是過去不熟的。鼓勵我再學習，再寫作。
要我重新寫作，明白是對我一種極大鼓勵。但是我自己喪了氣。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所以表示，還是希望回到博物館服務。工作寂寞點不妨事，人事簡單比較容易適應。因此，即回了博物館。照當時情況說來，工作是比較困難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學底子極差，文物知識也皮毛零碎，圖書室又不像樣。同時來的同事比起來，知識都比我紮實得多。有的搞了幾十年陶瓷，如傅振倫。有的熟習漢事有專著，如馬非百。有的還專史學考古，如孫、姚、王、李諸人。按習慣，研究員主要就是坐辦公室看書，或商討工作計劃，談天，學習文件。沒有人考慮到去陳列室，一面學，一面做說明員，從文物與觀眾兩方面研究學習，可望提高認識的。我正因為無知，第一記住“不調查研究無發言權”（作者歷來不會準確引用政治術語，即使在“文革”中易獲“篡改”一類罪名情況下，他在轉述政治理論文件原文，或試用“文革”語彙於文字中時，仍只能做到大致彷彿程度。下同），第二記住“研究中國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學習《實踐論》，《人民日報》社論上介紹說“若一切學術研究工作，善於用實踐論求知識，反覆求證的方法去進行，必可得到新的進展”（大意是這麼說的）。又學習過《矛盾論》，並不怎麼懂，但是覺得，就懂到的點滴，試運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發現。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聯繫和發展”。這些原則當時雖還孤零的記入印象中，但試來結合到我對於文物的學習研究上，得啟發就太大了。本館一系列特別展覽，我總是主動去做說明員。一面學，一面講。工作當然比坐辦公室談天、看書為辛苦。可是，知識或基本常識，便越來越落實了。加上入庫房工作和圖書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頭上的就幹。常識一會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變化了。有了問題，我起始有了發言權。有些新問題，我慢慢的懂了。再結合文獻，對文獻中問題，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實好些，基礎踏實些。
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10 攝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學習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於打仗，我就儘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一切常識就是那麼通過實踐學來的。有些問題比較專門，而且是國內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也還是從實踐學來的。比如說，看了過十萬綢緞，又結合文獻，我當然懂得就比較落實了。
大致當時從組織上看來，我的工作似太沉悶了點，（或者別的原因）為照顧我情緒，又讓我去當時輔仁大學教三小時散文習作，為二十個學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給我機會去四川參加土改。這期間，我曾寫了個《我在文學創作上錯誤思想的檢討》（1951 年11 月11 日，《光明日報》以《我的學習》為題發表了這篇檢討），可能是由《光明日報》發表，香港曾轉載過。土改工作是在內江縣三區產甘蔗出白糖地區，剝削特別嚴重，蔗農生活多近於農奴。我在總隊部專搞“糖房的剝削調查”工作，工作前後約五個月。受到一次終生難忘的深刻教育。本來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寫一中或長篇小說。末後因為時間短，問題多，懂的事還不夠全面，無法著手，只好擱下。
回到重慶，總隊總結髮言時，還曾讓我就問題作二十分鐘發言。我表示完全擁護黨的政策。（作者曾在當時一封家書裡談到這次發言情況：“……我也上到臺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說了二十分鐘的糖房剝削問題。如有四十分鐘從從容容說，就把問題展開，還像個報告了。只壓縮到二十分鐘，說一半時，卻有人來遞一字條，‘已超過五分鐘’。這種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說下去，結束了。”）
回到北京，因參加過土改，對個人寫作思想錯誤，有深一些認識，在學生中還主動自我批評了一次。不幾天後，又調我參加文物行業的三反、五反，約工作一月，更近於“作戰”。當時全市似約百二十家古董鋪，我大約記得前後即檢查了八十多家。館中同事參加這一戰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這也明顯是組織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實踐學習的機會。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卻十分興奮愉快。記得和幾個公安人員一道，他們搬移東西，我說文物名稱、年代，後來喉嚨也嚷啞了。我的綜合文物知識比較廣泛，也比較踏實，和這次組織上給我的教育機會特別有關。主席偉大無比著作《實踐論》提示求知識的新方法，試用到我本人學習上，得到的初步收穫，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館做小螺絲釘了。我同時也抱了一點妄想，即從文物出發，來研究勞動人民成就的“勞動文化史”、“物質文化史”，及以勞動人民成就為主的“新美史”和“陶”、“瓷”、“絲”、“漆”，及金屬工藝等等專題發展史。這些工作，在國內，大都可說還是空白點，不易措手。但是從實踐出發，條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對此後通史編寫，也十分有用的。因為若說起“一切文化成於勞動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實，就得懂史實！因此，當輔仁合併於人民大學，正式聘我做國文系教授時，我答應後，經過反覆考慮，還是拒絕了。以當時待遇而言，去學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資，博物館不過100 左右，為了工作，我最後還是決定不去。我依稀記得有這麼一點認識：教書好，有的是教授，至於試用《實踐論》求知方法，運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學影響，不受本國玩古董字畫舊影響，而完全用一種新方法、新態度，來進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國內同行實在還不多。我由於從各個部門初步得到了些經驗，深深相信這麼工作是一條嶄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學問的方法，帶入一個完全新的發展上去，具有學術革命意義的。
如果方法對，個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後來無人。
我於是心安理得，繼續學習下來了。
我雖那麼為工作而設想，給同事印象，卻不會怎麼好。因為各人學習方法不同，總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終日飄飄蕩蕩”，特別是整日在陳列室，他們無從理解。因為研究員有研究員習慣架子（或責任），不坐下來研究，卻去陳列室轉，作一般觀眾說明，對他們說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宮直到1964 年後，除非什麼要人貴賓來參觀，高級研究員才出面相陪，平時可從不肯為普通觀眾作說明的。本館也有這個習氣，唯在專題展時稍好些。陳列改上新大樓，情形不同一點。但是有點基本認識並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陳列的同志，真正明白從做說明員中，同時還可以學許許多多東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並不深透，再進而結合文獻去印證，去反覆印證。所以經過十年八年後，說來說去，永遠無從對某一問題的深入。因此到改陳時，就多是臨時抓抓換換，而並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數！
這是誰的責任？我想領導業務的應負責任。從一系列特種展和新樓陳列展，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麼？只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點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專”了。全不想想直接領導業務，而對具體文物業務那麼無知而不學，是什麼？別人一切近於由無到有，卻學了那麼多，方法原因又何在？總以為我學習是從個人興趣出發，一點不明白恰恰不是個人興趣。
正因為那種領導業務方法，不可能使業務知識得到應有的提高，許多同志終於各以不同原因離開了。因此一來，外機關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會離開了。因為我相信我學習的方法若對頭，總有一天會得到黨領導認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責任加重是應當的。
博物館到計劃搞通史陳列時，碰到萬千種具體問題，都得具體知識解決，不認真去一一學懂它，能解決嗎？不可能的！沒有一批踏踏實實肯學習的工作同志，用什麼去給觀眾？問題雜，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還是一個“學習”。所以我繼續學下來了。以為我只是從個人興趣出發，其實是不明白陳列說明中所碰到問題的多方面性。一個研究員在很多方面“萬金油”的常識，有時比專家權威還重要得多。
從生活表面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麼都說不上了。因為如和一般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我既從來不找他們，即頂頭上司鄭振鐸也沒找過，也無羨慕或自覺委屈處。有三個原因穩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黨搶救回來的，我沒有自己，餘生除了為黨做事，什麼都不重要；二、我總想念著在政治學院學習經年，每天在一起的那個老炊事員，我覺得向他學習，不聲不響幹下去，完全對；三、我覺得學習用實踐論、矛盾論、辯證唯物論搞文物工作，一切從發展和聯繫去看問題，許多疑難問題都可望迎刃而解，許多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都可望得出頭緒，而對新的歷史科學研究領域實寬闊無邊。而且一切研究為了應用，即以絲、瓷兩部門的“古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做。所以當時個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難，也毫無絲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時一面流淚，只是感到過去寫作上“自以為是”犯的錯誤，愧對黨、愧對人民而已，哪裡會是因為地位待遇等等問題？
大致是1953 年，館中在午門樓上，舉行“全國文物展”。我自然依舊充滿了熱情，一面學，一面做說明員。展出時間似相當長久，因此明白問題也較多。
後來才聽說主席在閉館時曾親來看過兩次。看過後很滿意。問陪他的：“有些什麼人在這裡搞研究？”他們回答：“有沈從文……”主席說：“這也很好嘛……”就是這一句話，我活到現在，即或血壓到了二百三，心臟一天要痛二小時，還是要想努力學下去，把待完成的《絲綢簡史》、《漆工藝簡史》、《陶瓷工藝簡史》、《金屬加工簡史》一一完成。若果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錯誤，降我的級，作為一個起碼工作人員，減我的薪，到三十元，至多五十元，在這種情形下，只要我心臟支持得住，手邊有工具書有材料可使用，工作還是可以用極端飽滿熱忱來完成。而且還深信，這工作是會在不斷改正中搞得好的。為什麼？因為我老老實實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搞調查研究，有些認識是嶄新的，唯物的！我應當用工作來報答主席，報答黨。
同樣是1953 年，似9 月間，全國文代會第二次大會在懷仁堂舉行，我被提名推為出席大會代表。我參加了大會。到左側房子接見一部分代表時，主席和總理等接見了我們。由文化部沈部長逐一介紹。主席問過我年齡後，承他老人家勉勵我“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我當時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麼也沒說。為什麼？因為我前後寫了六十本小說，總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實上在“一• 二八”時，即有兩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戰後，在廣西又有三部小說稿被扣，不許印行。其中一部《長河》，被刪改了許多才發還，後來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毀去。解放後，得書店通知（也是在1953 年左右），全部作品並紙版皆毀去。時《福爾摩斯偵探案》、《封神演義》、《啼笑姻緣》還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說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離奇。這次大會經主席接見，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萬分感激而眼溼。給我機會在寫作上再來補過贖罪。照我當時的理解，這對我過去全部工作，即無任何一個集子肯定意義，總也不會是完全否定意義。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於重新得到許可出席為大會代表了，不至於再勉勵我再寫幾年小說了。
這勉勵，只增加我感激和慚愧。這經過，即家中人我也沒有說，只考慮我應當怎麼辦。由於學習了幾年主席關於文藝的許多指示，從工作全面去考慮，照“文藝面向工農兵”的原則，我懂的多是舊社會事件問題，而對新社會問題懂得極少，即或短期參加過土改、五反，較長時間卻在午門樓上陳列室、文物庫房、圖書室。若重新搞寫作，一切得從新學習。照我這麼笨拙的人，不經過三年五載反覆的學、寫、改，決不會出成果。同時從延安隨同部隊，充滿鬥爭經驗，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壯有為、聰明才智出眾超群的新作家又那麼多。另一方面，即博物館還是個新事業，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實在並不多。老一輩“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鑑定多不頂用，新一輩從外來洋框框“考古學”入手的也不頂用，從幾年學習工作實踐中已看出問題。同級研究工作人員，多感覺搞這行無出路，即大學生從博物館系、史學系畢業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計到我的能力和社會需要，若同樣用五六年時間，來繼續對文物作綜合研究，許多空白點，一定時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較大進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覺得十分平常，而且認為自然應當，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許多舊日同行，學校同事，都認為是不可解的！
工作不可免遇到許多困難，有來自外部的，也有出於本身的。來自外部，多由於不明白許多工作是嶄新的，創始的，帶試探性，不可免會走些彎路，必須不斷改正，才可望逐漸符合事實，得出正確認識。正應合了前人所說“民可樂成而難創始”，必見出顯明成績後，才會得到承認。例如我搞綢緞服裝，館中同志初即多以為是由個人興趣出發，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許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寫出篇有關錦緞論文時，同行中才明白，這裡面還有那麼些問題，為從來寫美術史的所不知。且就這一部門舉幾個小例，就可證明搞綢緞可不是什麼個人興趣了。
一、本館建館時，派過兩位同志去上海徵集文物，花一千五百元買來一部商人擔保是北宋原裝原拓《聖教序》。這部帖據說還經由申博專家代為鑑定的。拿來一看，不必翻閱即可斷定說的原裝大有問題。為什麼？因為封面小花錦是18 世紀中期典型錦，什麼“擔保”謊話，什麼專家“權威”鑑定，若有了點錦緞常識，豈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傳世有名的《洛神賦圖》，全中國教美術史的、寫美術史的，都人云亦云，以為是東晉顧愷之作品，從沒有人敢於懷疑。其實若果其中有個人肯學學服裝，有點歷史常識，一看曹植身邊侍從穿戴，全是北朝時人制度；兩個船伕，也是北朝時勞動人民穿著；二駙馬騎士，戴典型北朝漆紗籠冠。那個洛神雙鬟髻，則史志上經常提起出於東晉末年，盛行於齊梁。到唐代，則繪龍女、天女還使用。從這些物證一加核對，則《洛神賦圖》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筆，比顧愷之晚許多年，哪宜舉例為顧的代表作？
三、東北博物館藏了一批緙絲，是全國著名而世界上寫美術史的專家也要提提的。因為在偽滿時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圖錄，定價四百元，解放後在國內竟賣到三百元一部。1963 年人民美術出版社還擬重印，業已製版。東北一個鑑定專家在序言中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內中年代多不可靠。有個“天宮”緙絲相，一定說是宋代珍品，經指出，衣上花紋是典型乾隆樣式，即雍正也不會有，才不出版。其實內中還有許多幅清代作品當成宋代看待。
四、故宮幾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買了個“天鹿錦”卷子，為了上有乾隆題詩，即信以為真。我當時正在線繡組做顧問，拿來一看，才明白原來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殘繡，既不是“宋”也不是“錦”。後經絲繡組一中學畢業工作同志，作文章證明是明代殘料。那麼多專家，還不如一個初學絲綢的青年知識紮實。為什麼？故宮藏絲綢過十萬，但少有人考慮過“要懂它，必須學”的道理。至於那個青年，卻老老實實，看了幾萬綢緞，有了真正發言權。
五、故宮以前花了幾百兩黃金，收了幅乾隆題詩認為隋展子虔手跡（即《遊春圖》。作者1947 年發表的《讀〈遊春圖〉有感》，認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跡）。既經過鑑定，又精印出來，世界流傳，寫美術史的自然也一律奉若“國寶”。其實若懂得點歷代服裝冠巾衍變，馬匹裝備衍變，只從這佔全畫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懷疑，衣冠似晚唐，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仕女圖》的時代，韓滉《五牛圖》的偽託，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證，重新估價。過去若肯聽聽我這個對於字畫算是“純粹外行”提出的幾點懷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費那以百兩計的黃金和十萬計的人民幣了。其中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助”，結果就走不通。而常識若善於應用，就遠比專家得力。
就目前說來，我顯明還是個少數派。因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題字和現代重視的鑑定權威，還是佔有完全勢力，傳統迷信還是深入人心，談鑑定字畫，我還是毫無發言權。可是我卻深信，為新的文物鑑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試探，由於種種限制，儘管不可免會有各種錯誤，總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質基礎，不是憑空猜謎人云亦云的。將來必然會發展為一種主要鑑定方法。
我在前面隨手舉的幾個例子，只在說明，我始終留在博物館不動原因，不是為了名、利、權、位，主要是求補過贖罪。搞的研究，不是個人興趣，而是要解決一系列所謂重要文物時代真偽問題。不是想做專家權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歷史上的一切專家“權威”，破除對他們千年來造成的積習迷信，為毛澤東時代寫新的中國文化史或美術史，貢獻出點點綿薄之力。
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許多大小錯誤，曾初次做過大小六十多次的檢討。一定還有不少未提到處。我的學習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還有待不斷改善，並反覆檢討和自我批評。現在只是就主席勉勵我寫作，我沒有照指示做去，依舊留在博物館的前因後果，前後思想，就個人記憶到的說明一下。這裡自然包含一些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麼專家“權威”，而我的學習，卻近於由無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實踐論》的指示，搞調查研究，來破除文物鑑定的傳統“迷信”、傳統“權威”，不問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對專家“權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學習改造中，心臟和神經還能支持，不至於忽然報廢，而能把許多待進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個人血壓收縮壓總在二百毫米汞柱以上，一天還有一二小時心臟發痛，搞工作的願望即再頑強，總還是不免要受體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難以為繼。記得前年即曾為“江青同志”寫了個信：“為了補過贖罪，我在博物館工作已十多年，搞綜合文物研究。別的工作再求深入，受體力限制，已不會有什麼成就。唯對錦緞研究，擬恢復三幾百種健康活潑可供再生產參考取法的圖樣，留著我女孩做助手（作者女兒待業在家，1966 年9 月被趕回原籍。這裡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時候寫的），不要公家一文錢，或者在不甚費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1963 年政協大會，我曾提案建議，將京郊上方山藏明錦（指廟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經》用織錦裝裱的經面、經套，近數十年間大量被盜出國外，已所剩不多），經過故宮派人看選過的約一千七百種，調來北京。這案通過後，文化部和故宮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調來，現存故宮絲繡組。那麼一份材料，內中當然包含許多問題，必須加以整理，才能說明白糟粕和精華。若由對問題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載中恐怕搞不出結果。若讓我去參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將問題弄清楚，明白來龍去脈，寫出簡明報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將來，得到解放後（實際上作者被宣佈“解放”的時間，還在十個月之後）還能搶時間，先解決下這個問題。
照我個人認識水平，破四舊中的“破”，除對舊文化中特別有由於帝王名人、專家權威、狡詐商人共同做成的對於許多舊文物的價值迷信，以為是什麼“國寶”的許許多多東西，並不是一把火燒掉或搗毀，而是用一種歷史科學新方法，破除對於這些東西的盲目迷信，還它一個本來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還能起點作用，就繼續做下去。我估計，數年前舊文化部聘請的幾個鑑定字畫專家“權威”，在國內鑑定的所謂“國寶”，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檢查一下，可能還有上千種都是可以證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當做“處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參考品”而已。
如我這個工作，在新社會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還犯了嚴重過失，就把我改為一個普通勤雜工，以看守陳列室，兼打掃三幾個衛生間，至多讓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將很愉快、謹慎、認真，來完成新的任務，因為這也近於還我一個本來面目。在新社會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補過贖罪的辦法！我吃了幾十年剝削飯，寫了許多壞文章，現在能在新社會國家博物館做個陳列室的看護員，或勤雜工，只要體力還頂用，一定會好好做去，不至於感到絲毫委屈的。如果在新指示推動下，本館工作將進入人事精簡時期，商討到職工去留，從客觀說，我的所學，在新社會博物館工作中已並沒有多大需要，從我體力說，又實在擔負不了工作任務，只近於指指點點說空話，凡是要用體力解決的我都已辦不了，高血壓又已定型，身體報廢不過遲早間事，為了國家節約，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簡人數之內，我也將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館中新的改陳要遇到一系列常識問題不好解決時，還是會就我頭腦中記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外單位美術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應從“勞動文化”著眼，以勞動人民成就貢獻佔主要地位，求措辭得體有分寸，感到難於下筆，要問到時，我的點點滴滴常識，大致還得用，一定也會就記憶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說去。在完全盡義務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點。
人老了，要求簡單十分，吃幾頓飯軟和一點，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時的覺，不至於在失眠中弄得頭腦昏亂沉重，白天不至於忽然受意外衝擊，血壓高時頭不至於過分感覺沉重，心臟痛不過於劇烈，次數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於有許多預期為國家為本館可望進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實上大致多出於個人主觀願望，不大會得到社會客觀需要所許可，因為社會變化太大，這三年來我和這個空前劇烈變化的社會完全隔絕，什麼也不懂了。即館中事，我也什麼都不懂了。
正因為對世事極端無知，我十分害怕說錯話。寫這個材料出來，究竟是不是會犯大錯誤，是不是給你們看了還可請求將來轉給中央文革，當成一個附帶材料（本文原稿是作者“解放”以後，發還本人的材料之一。可見未能如願轉給中央文革）？因為若不寫出來，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這十多年在博物館，究竟為什麼而學，學的一切又還有什麼用？
沈從文
1968年1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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