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針對湖南衛視的維權聲明，攪亂了《聲臨其境3》看似完美的收官之夜。發表維權聲明的VFine Music是一家音樂管理和發行平臺，其指出張含韻、鬱可唯演繹的名為《LOOK WHAT YOU MADE ME BREW-A Disney Villains/Taylor Swift Musical(Maleficent Mistress of Evil)》的曲子並未經過授權，指責湖南衛視侵犯了其合作伙伴的多項權利。
近日，湖南衛視出品的綜藝節目《聲臨其境》第三季迎來了收官之夜，張含韻、鬱可唯一同為七個女巫配音的表演驚豔全場，似乎為本季節目畫上了完美句號。
然而與此同時，一家名為VFine Music的音樂管理和發行平臺在微博上發表維權聲明稱，兩位藝人翻唱的曲目並未經過授權，並直指湖南衛視已經多次侵權，且無視版權方的溝通。
隨後，《國際金融報》記者以電話、郵件、微博私信的方式多次聯繫湖南衛視及《聲臨其境》欄目組，希望其就上述侵權事件做出說明，但截至發稿前，電話始終無人接聽，官方微博私信也未見回覆，甚至《聲臨其境》欄目組郵箱還因容量太小無法接收採訪郵件。
通過接連幾日的大量採訪，《國際金融報》記者發現，類似的音樂侵權事件實際上並不在少數，而音樂侵權事件屢見不鮮的背後，或與侵權成本低、確權難等一系列原因有關。維權事件頻發反映出整個社會版權意識的普遍提高，但如何有效避免侵權，構建良好的版權環境，也已成為當下不容忽視的話題。
4月11日晚間，《聲臨其境》第三季最後一期節目中，鬱可唯、張含韻同穿西裝登臺，從語言、臺詞到唱功氣場全開，展開了一場《女巫茶話會》配音秀，為迪士尼音樂劇中的七位女巫配音，且不同音色無縫切換。在如此精彩的表演帶動之下，全場氣氛嗨爆。節目播出後，其收視達到雙域第一，“張含韻鬱可唯配音”的話題也迅速登上了熱搜。
然而，一則針對湖南衛視的維權聲明攪亂了這看似完美的收官之夜。發表維權聲明的VFine Music是一家音樂管理和發行平臺，其在聲明中指出，張含韻、鬱可唯演繹的這首名為《LOOK WHAT YOU MADE ME BREW-A Disney Villains/Taylor Swift Musical(Maleficent Mistress of Evil)》的曲子並未經過授權，指責湖南衛視侵犯了其合作伙伴的多項權利。
聲明中還透露，在4月9日，VFine Music已經告知湖南衛視《聲臨其境》侵權事實，但對方置之不理。沒想到的是，隔了兩天等來的是湖南衛視又一次侵權。
VFine Music方面向《國際金融報》記者直言，確定開始準備走訴訟流程。
此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聲臨其境3》第13期節目預告中播放了張含韻為《紅高粱》中九兒配音的片段，而在第14期節目中卻未能看到該段表演。不少網友紛紛對此表示疑惑，甚至還有人猜測該片段或許也存在版權問題。
據《國際金融報》記者瞭解，這並非湖南衛視第一次被指侵權。
早在1月13日，VFine Music就曾公開發布聲明稱，湖南衛視《舞蹈風暴》第一期、《快樂大本營》（2019年7月20日播出）以及《2019湖南衛視全球華僑華人春晚》這三檔節目分別對音樂作品《忐忑》《心如止水》和《生僻字》造成侵權。為了曝光湖南衛視的侵權事件，VFine Music甚至製作了一期《九問湖南衛視｜維權維成連續劇是我萬萬沒想到的》的視頻作品上傳至B站，引起了不少關注。
VFine Music副總裁陳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忐忑》、《心如止水》和《生僻字》被侵權時，VFine Music便與湖南衛視建立了聯繫通道，在第一起事件中，通過反覆溝通，湖南衛視最初會有簡短的回覆，但此後便沒有了消息，最後湖南衛視在未告知的情況下將侵權片段從片源中刪除。而對於此次《聲臨其境3》侵權一事，儘管VFine Music通過微信、電話等多種方式聯繫湖南衛視，對方則是完全沒有回覆，杳無音訊。”
另據《南方都市報》此前的報道，單《舞蹈風暴》一檔欄目，就先後有《短髮少女》《曹操你別怕》等歌曲原作者發微博稱，節目組未經授權使用作品。湖南衛視的王牌音樂節目《歌手》更是屢遭版權爭議。2019年，聲入人心男團和迪瑪希在節目中共同演唱了皇后樂隊的四首經典歌曲，上述歌曲的版權管理方索雅音樂回應並未向節目發放任何授權許可。2017年，高曉松指責張傑未經授權在節目中翻唱《默》，隨後湖南衛視不得不道歉並補辦授權手續。
那麼，湖南衛視《聲臨其境3》未經授權使用歌曲來製作配音節目究竟是否構成侵權？
一位不願具名的法律從業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指出，我國的著作權法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但應當支付報酬。這一法定許可範圍僅限於播放，並不包括商業使用、信息網絡傳播、錄製或改編。“播放必須是不加任何修改的，如果未經著作人許可，隨意疊加內容，比如製作電視臺節目，確實是涉及到侵權問題的”。
由此來看，配音節目使用音樂進行商業表演已經遠遠超出了播放的範圍，但《聲臨其境》欄目組究竟是否侵權最終還是要交由法院判定。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侵權事實認定，責任主體的確立或許並非想象中那麼簡單。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趙佔領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責任主體一般是節目的具體制作方。“如果製作方是電視臺，由於侵權的節目組不是法人單位，這種情況就應由電視臺來承擔責任。有的節目存在製播分離的情況，製作方是第三方公司，那便由第三方承擔責任。”
此外，為電視臺提供版權的公司也有可能需要承擔責任。
投資人、互聯網商業評論人趙雨潤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稱，與影視版權不同，音樂版權分類很細。由於音樂作品主要是由集體創作的，作詞、作曲之後又會產生諸如演唱、MV、配樂之類的衍生版權。音樂版權的多樣性會造成版權的不完整，有時候一首歌往往有四五個版權，並且分散在不同的公司。
音樂版權的複雜性也造成了購買音樂版權的困難。可以肯定的是，原作者的作品如果公開發行過，其所擁有的版權便不再完整。對於使用方而言，便可能存在被版權機構違約的情況，比如支付費用後拿到的版權並不完整或已經過期，如果電視臺繼續當作完整版權使用，就容易與原著作權人產生矛盾。
為了方便管理分散的音樂著作權，我國成立了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音著協”）。公開資料顯示，音著協成立於1992年12月17日，是專門維護作曲者、作詞者和其他音樂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非營利性機構。
實際上，音著協充當了使用者和著作權人之間溝通的橋樑。音樂著作權人可以成為協會會員，把自己的作品版權交給音著協統一進行管理，音著協再把作品授權給電視臺、廣播電臺等機構。
有相關知情人士透露，廣播電臺、電視臺可以和音著協簽訂許可付酬協議，按照協議約定支付報酬給協會，協會再把這筆錢分給著作權人。此類服務對象主要是省級以上的電視臺以及部分重點市級電視臺，湖南衛視自然也包括在內。
不過，該知情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強調，音著協對於電視臺的授權僅限於播放權，節目中對音樂的製作、改編不在音著協授權範圍內，“製作、改編是要徵求著作權人個體同意的，音著協不能代替作者去做決定”。
另據一位不願具名的人士的說法，就算僅是管理播放權也會出現一些授權斷裂問題，比如有時候著作權人給音著協的作品已經到期，但音著協還是繼續授權給電視臺，那麼最終責任還是電視臺來承擔。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需要順應時代的變化，順應互聯網發展的變化，不能一直原地踏步，不然會跟不上社會節奏。現在經常出現電視臺想用一首歌但找不到作者，或者作者想維權但是找不到負責人的情況。因為現在音樂製作速度很快，很多音樂創作者不是音著協會員，那麼音著協是不是應該把這些作者都收納進來？”
4月14日，《國際金融報》記者向音著協方面發送採訪郵件，希望該方面能夠說明向湖南衛視提供的具體服務，以及解釋是否存在版權管理斷裂等問題，但音著協僅回覆稱，“不瞭解情況，不方便評論。”
維權意義匪淺
綜藝節目侵權屢見不鮮，除了購買版權困難，維權難也是重要原因。也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維權舉動都顯得難能可貴。
知識產權保護人孫佳恩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音樂著作權人的維權過程並不容易。秉持著“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著作權人首先要證明音樂著作權的權屬，也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原創。而有時候由於兩首曲子音節、節奏比較相似，會導致法院很難判定。
一經確定侵權，便牽扯到賠償問題。侵權案件最後主要通過經濟賠償和賠禮道歉兩種方式來解決，而一個客觀的事實是，法院判決的賠償金額普遍較低。
“音樂作品法律保護的力度很弱，目前如果能賠償到兩萬元就算高的了，有時候賠償費用甚至抵不過維權成本。音樂著作權的法律保護力度如果跟不上去，會加劇侵權的頻繁發生。”孫佳恩指出。
此外，著作權維權週期普遍較長，往往使人心力交瘁，並且最後的結果也難以令人滿意。長此以往會形成惡性循環，勞動成果得不到尊重，原創音樂人也難以有動力生產出優質音樂。
從目前的大環境來看，除了電視綜藝節目，商場背景音樂、短視頻都是音樂侵權的重災區。並且，像抖音、快手這類平臺，短視頻音樂的商業使用和非商用界限難以界定。一旦要維權，過程勢必是艱難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維權事件增多也是版權意識普遍提高的表現。
在陳鑫看來，儘管目前整個市場的版權保護意識已有所提升，但要真正實現從無到有，仍需要一個過程逐步實現，“此次VFine Music選擇在B站發佈視頻，也是為了藉助相關平臺，讓更多年輕人意識到版權保護的重要性，進一步改善市場環境”。
不過，產業時評人張書樂則認為，類似VFine Music的維權事件，或許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通過此類有影響力的糾紛，表明對音樂侵權並不應該無動於衷的態度，可以提高人們的版權意識。同時再輔以技術手段做更多的維權保護，雙向齊進，便能通過不斷的確權帶來正向影響。”
對於湖南衛視這樣的大平臺來說，或許正是因為其流量基礎，與之相關的版權糾紛便能夠輻射到更多群體。“尤其對於音樂試聽表演有硬核需求的人，像關注《聲臨其境》的粉絲，本身對音樂的要求、需求都要高過普通音頻平臺的用戶，如此會帶來更好的擴散效果，很多版權方常用這種敲山震虎的方式增強人們的版權意識。”張書樂補充道。
趙雨潤亦認為，這件事的意義在於又一次喚醒公眾對於版權的重視，同時也給湖南衛視這樣的播出機構、VFine Music這樣的版權平臺，提出瞭如何增強版權可追溯性的命題。“由於音樂作品複雜的傳播渠道，勢必會輾轉於不同的權利人。真正改變這個東西要靠技術，比如利用區塊鏈來記錄音樂版權歸屬。”
在孫佳恩看來，要構建良好的版權環境，除了要增強版權意識，尊重著作權人勞動成果，還要讓雙方架起溝通、和解的橋樑，避免訴訟之累，不斷的訴訟只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大量浪費。但對於惡意侵權的主體，就要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
“尊重知識，敬畏法律，搭建起溝通的橋樑，整個行業才能健康發展，我們都要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孫佳恩表示。
記者 蔣佩芳 實習生 柯惠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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