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是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對李白的一句評價，而靠了眾多與這句詩意思相仿的評價，李白當之無愧坐擁了“酒仙”的稱號，以至於想到李白，許多人會首先想到醉臥雲端的一幅畫面。而說到杜甫，自然就是“貧病老醜”，一副傷神憂國的形骸，加上潦倒，人們是不常把他和酒做直接聯繫的。而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卻指出，杜甫嗜酒終身，且至少不下於李白。這樣的說法依據又何在呢？
依照郭沫若的統計，李白詩文說到飲酒的有一百七十餘首，佔其現存詩文的百分之十六；而杜甫有三百首，佔其詩文的百分之二十一，由此推斷杜甫在嗜酒上並不亞於李白。且不說因為李白後期詩文大量散佚造成的詩文數量統計不準確，也不提飲酒詩文數量是否能夠代表嗜酒程度，僅對郭老的統計數字做一下推敲，就能夠發現很多問題。
首先，郭老的“說到飲酒上”，這一概念很模糊。怎樣算是“說到飲酒上”？是隻要有“酒”就算？說到“喝酒”才算？還是“自己喝了酒”才算？這一點郭老沒提。不過想當年並沒有電子統計工具，郭老手動統計，完全可以憑著個人判斷取捨。
而現在，引入自動統計方法，從直觀上，就能看出“酒”在李白和杜甫篇章中的比重了。
通過文淵閣四庫全書的電子書系統，可以對李白與杜甫詩篇中與“酒”相關的詞進行檢索並統計數量。那麼二人詩文中與“喝酒”最為相關的，可以說就是“酒”“飲”“醉”三字了。而統計得到的數據，卻和郭老提出的數據有偏差——“酒”字出現的次數:李白：227（《李太白文集》，251（《李太白集註》）；杜甫：194（《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248（《杜詩詳註》）。
“飲”字出現的次數:李白：80（《李太白文集》），87（《李太白集註》）；杜甫：54（《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70（《杜詩詳註》）。
“醉”字出現的次數：李白：147（《李太白文集》），150（《李太白集註》）；杜甫：91（《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115（《杜詩詳註》）。
當然，由於四庫收錄的書籍種類原因，李白的文集中，包括一定數量的文，而杜甫的則完全是詩；但是即便將李白文的卷目剔除在外，詞出現次數的減少也均在10以內。而李白本身也是好文多文的，杜甫文賦存世不多，既然要比較兩人的整體特點，抽去李白的文僅僅用詩比較，是很不合適的。於是，從數字看，結果好像和郭老提出的數據大相徑庭。在對每個詞的統計量上，李白均超過杜甫；即便不加補集，“飲”“醉”詞彙在李白的文章中出現的頻率也超過加了補集的杜甫。下面再補充一個與“飲酒”相關的詞：
“杯”字出現的次數:李白：84（《李太白文集》，115（《李太白集註》）；杜甫：59（《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69（《杜詩詳註》）。
現在應該明瞭了：若計算字頻，在提到“酒”的頻次上，杜甫還是比不過李白。不過，這還不能說明郭老的統計就有問題；畢竟郭沫若是對照著詩文進行排查，得出結論的，而機械統計只能統計詞語頻率，不可能涉及具體的詩文內容。如果郭沫若的統計仍然成立，那麼最大的可能就是，這些詞出現的篇章，並不直接和喝酒有關——那麼，這些與喝酒有關的詞，在李杜的文章中究竟如何分佈？這其中又能否看出兩人對酒的實際態度呢？
筆者繼續沿著這些跟“喝酒”相關的詞檢索下去，李杜的差異，很快就顯現了出來。我們首先看李白“淥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古風五十九首》）對《李太白文集》的首個檢索結果，“酒”就不是作為表達“飲酒”含義出現的。而隨著進一步的檢索，更多這樣的例子出現了：
“鷫鸘換美酒，舞衣罷雕龍。”（《怨歌行》）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凖公。”（《梁甫吟》）
“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少年行》）
“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扶風豪士歌》）
在這一部分的詩文中，“酒”並不是李白手中的酒，而是他詩中的酒，酒握在他詩中的人物手上，於是也就和李白自家飲酒無關了。也就是說，酒在李白的詩文中，常常成為一種附帶感情的意象，用於烘托詩文的氣氛。當然這些詩中的形象不能不說都多多少少帶著李白自己的影子，可是至少也是一種“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對“醉”和“飲”檢索後，同樣可以發現很多相似的例子；而這些篇章，在帶有與酒相關詞的篇章中，佔到至少三分之一強，因此，如果說李白“與喝酒有關”的篇章少於杜甫，應該就是源於這些有酒無飲的、單純將其作為意象的篇章。
李白是浪漫的。他的詩上天入地，無所不寫無所不及，神仙精怪比比皆是，於是這酒到了李白手上，寫在詩文裡，就化成了李白獨有的一項體驗，成為一種“氣韻”的意象，而並不是實在的飲酒這件事了。李白寫到各種神仙人事，都可以寫到酒。他的酒，有著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生命。而這“氣韻”和“生命”則是李白自身與他的“酒”情結所造成的：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行路難》其二）
“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笑歌行》）
“江南楊梅熟，正好飲酒時。”（《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酒之於李白，無疑是一種行樂的意象。他酷愛酒，愛飲酒，嗜酒如癖，喝酒則要喝得舒舒服服，把喝酒當成一項要事，一種享受，常常是為了喝酒而喝酒。他手上的酒，除了用來喝個暢快，也會偶爾用來“澆愁”。可是每每是喝到酒，就忘其所以，變得暢快起來，“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愁緒固然是有的，卻每每被酒打發掉了；即便打發不掉，到了末尾也總會釋然，很少糾結於愁。
於是再看李白的“醉”字時，會發現他雖然總寫醉，可是他的醉也不盡是自己的：
“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歌草書行》）
“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贈郭將軍》）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戲贈鄭溧陽》）
李白雖然喜歡飲酒，且在別人寫李白的詩文中常有對他醉酒的描寫，可是李白自己卻似乎更愛寫別人醉酒，且多不是看著別人在自己眼前醉，而是憑著想象和回憶，寫在世或不在世的人的各種醉態。當然李白也寫過自己的醉態：“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醉態在李白看來，是一種很可愛的形態，喝酒到了醉上，往往就引出非同一般的情致來，在他人處或者“掃盡數千張”或者就“不知五柳春”；可是到了自己，醉就更像是一種“有預謀”的了。
“風流肯落他人後”，喝到醉的地步，也就是李白最歡暢、詩性最好的時候；自然要喝酒就必須喝個醉，這也頗有些“為醉而醉”的意味了。而在醉後的這種暢快之感，總會讓他想到古人高士，“惟有飲者留其名”——他在寫詩的時候，會願意看到這些“飲者”和自己一樣地醉倒並且風流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李白的醉是“刻意找醉”，他的醉確實也是任其自然——任性；但是他總是抱著必醉的情感去放開了喝酒，不考慮為什麼要醉。
喝酒的目的不一定是醉；但是沒有醉成，那就一定是沒有喝好——不是心中有愁悶，那大概就只能是酒不好了。所以李白愛酒是愛好酒、愛美酒。他筆下的酒總是香氣噴鼻、清冽可人的，高質量的，能使他美在酒中，樂於醉裡。
相比於李白，杜甫筆下的酒和醉就不同了。杜甫的酒，滿目看來都是自己喝下去的；自然，醉了的也多是他自己了。他寫酒寫醉，那麼酒就是酒、醉就是醉，幾乎有酒的地方，酒就自己喝；有醉的地方，就是自己醉，自己沒醉也是一起喝到別人醉。每次的酒和醉都是實實在在的，跟他那些以強烈現實依託的詩文一樣，不寫心中的酒，只寫桌上的酒。這也就無怪乎他的“與飲酒有關”的篇章會多過李白了：
“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杜甫因為窮愁，就喝酒喝到醉，藉著這酒尋找解脫：
“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題張氏隱居二首》）有時喝了酒，倒也可以把愁緒統統消除，真的有世外之意：“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自罰百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看看李、杜這些醉酒的詩，醉後的情緒是各不相同：李白的酒，總是伴著歡暢，愁苦的時候至少最後也放達；杜甫的酒，總和悲愁分不開，真個是“借酒澆愁愁更愁”。杜甫一旦喝酒（不是在喝酒前就是在喝酒後），常常要愁苦一陣——或者是有愁澆愁，或者是酒到愁至，不管愁緒能不能被酒沖淡，酒到了杜甫手上，真正成了澆愁的利器。
“年年人醉”，可總是“飲罷無歸處”，喝酒總歸不能讓杜甫忘卻自己、逃避現實，反而越喝越多，陷在了酒中，也陷在了愁苦之中。而隨著這種澆愁利器的形象，酒的意象到了杜甫這邊也和李白大為不同了。酒在杜甫處很難單獨成為一種代表他人形象的意象，而是成為寄託他自身情感的一種“道具”；因為酒對於杜甫太個人化，和他的情緒體驗緊密相連。酒在李白那裡是情緒的主體；到了杜甫這裡，則成為情緒的客體——李白的情緒是從酒裡面出來的，杜甫卻把情緒發洩在酒上。自然，兩人對酒的態度也就不同了：
李白的酒，誰都可以喝，誰都可以醉，因為酒的意象對於李白，是暢快的，大家的情緒都可以從裡面出來，自然神仙人物、風流過客、騷人豔女，都是添了酒便更添了一分精神；而杜甫的酒，就多隻能自己喝、自己醉，一切酒中的愁緒，也就都是自己的，放到別人那裡，就沒有了獨特性。與其說酒在李白處是特殊的，不如說酒在杜甫處更為特殊，因為它是一種與杜甫私人體驗關係更加密切的物事。
李白在酒上，落落大方，“徑須沽取對君酌”，他的酒可以放之四海——至少李白自己願意把它放之四海，可是杜甫的酒不能。這就又引出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李白和杜甫究竟誰更“自我”。
一眼望去，當然是李白，從機械統計結果上看李白更是當仁不讓：《李太白全集》中“我”字足有385個，遠多於《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中的273個，更不用說所佔比重了。可是有意思的是，在酒這件事情上，李白卻並不像杜甫那樣自我了。李白喝酒，出手闊綽，大大方方，讓所有人都看得到他喝了酒，也把酒給他見得到見不到的人一起喝，甚至連月亮也邀來一起喝酒。李白詩特別強調酒本身，於是給所有人都留下了他好酒的印象。
而杜甫一生大多時窮愁潦倒，難得喝到好酒、高檔酒，因此越喝越苦，越喝越悶，越喝越愁。李白也有過“舉杯銷愁愁更愁”的時候，但這不是真個的愁（或說是強作愁）；但杜甫卻是喝著喝著就真的愁將起來，由此生出許多感慨。大家就只在乎杜甫的愁、杜甫的感傷，倒不在乎他的酒和醉了：“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都是醉了，可是大家並不覺得這是寫酒寫醉，而是覺得這是在寫愁緒。酒在杜甫那裡已經被淡化到很弱的位置了。
再從酒中看，李白的自我毋寧說是自信乃至自忘。他是不管自己的，把酒放在自己前面，喝起來心無旁騖，甚至根本把自己都在酒和醉裡給丟了：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臣前楹。”（《春日醉起言志》）“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忱。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月下獨酌》其四）“不知有吾身”，顯然這是一種“忘我”的自我，而“此樂最為甚”，李白所追求的正是酒後忘我的狀態，實在是灑脫放達：說是自我，卻自我到把自我都扔在一邊。而杜甫的自我，是一種人生體驗和情緒上的自我。他是不太管酒的（大多時候只喝得起低、中檔酒），只要有的喝就好。
杜甫在酒裡關心的往往是自己，把自己放在酒的前面。杜甫是什麼都不肯扔掉的，天下要管，自己的也要管，所有勞心傷神的事情都情願不情願地攬下來了，於是他的酒便也不能使他忘我，只能讓他醉過去；可是醉過去一時，酒醒卻只能更醒：“酒盡沙頭雙玉瓶，眾賓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泣零。”（《醉歌行》）雖然杜甫希圖在酒中忘卻自我、稀釋愁緒，可是很大程度上反而起了反作用。一方面這是他的生平（以天下為己任）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性格所致。或許杜甫十分歆羨李白：他始終不能如李白那般，做到酒中忘我。
到這裡，已經很清楚了，李白和杜甫，都是有著濃郁酒情結的人，只是兩人對酒的態度全然不同，這是由他們性格不同、人生閱歷不同所決定的。郭沫若的統計很可能存在誤差，但他對杜甫嗜酒的論斷，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杜甫為何要嗜酒，郭沫若沒有講明。李白在多數情況下，一是為了喝酒而喝，他是愛喝的，想喝就喝；杜甫喝酒有時卻是在無計可施情況下，有了愁緒，無處發洩，便只好喝了酒去作詩——他的愁是多的，各方面的，於是喝酒也就多，以至於到了萬般依賴酒的地步。可是他對酒，真正是又愛又恨，端起懷子來，是想要澆愁的；可是不想澆愁的時候，喝著喝著，愁緒卻出來了，於是就更要多喝，因而或者醉倒，或者還不待醉倒，自己就被愁緒壓倒了。
我們或可試想，杜甫如果沒有一生的坎坷經歷，他對酒的態度是否會有所不同？這確實不好說，但是至少他對於酒，應該會更放得開，而不是把酒作為一種情緒的依賴體。杜甫到底有多愛酒，並不好講，雖然少時“性豪業嗜酒，疾惡懷剛腸”，可是到了老年，貧病交加，杜甫還依然嗜酒如常，也是出於愛酒嗎？
郭沫若以杜甫老來拼命喝酒，不惜賒賬求酒為由，認為這是他愛酒的重要佐證。其實細想來，杜甫真的是為了酒而喝的嗎？“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他不是為了酒而喝的，是為了自己的情緒和生命感受而喝的，喝酒是為了“送此生”，這跟李白“徑須沽取”明顯不同。對杜甫來說，喝酒正好是一個可以發洩情緒的途徑。他當然喜歡酒，但是他更喜好的是能夠通過酒，或是稀釋愁緒，或是表託心意；因為杜甫實在太清醒、太現實而小心，而只有醉的時候，才能放心地吐出肺腑之言，才能真正不拘一格地把心中的情緒揮灑出來——也只有醉了之後，才不會那麼清醒，於是就不用那麼清醒地面對痛苦。這或許可以視為杜甫自我麻醉的一種手段吧！可嘆的是，這種手段往往達不到自我麻醉的效果，反而是愁苦把酒的力量壓倒，令杜甫更為清醒了：“酒盡沙頭雙玉瓶，眾賓已醉我獨醒……”杜甫酒量很大，確實“十觴亦不醉”，這是沒問題的，可是他還是沒有醉於酒，終究是醉於愁——醒著是醒著，卻超拔不出去。若是說處於醉中，杜甫才比李白愁得更多。杜甫在愁緒和酒之間，反反覆覆，以此度過了坎坷艱辛、貧病交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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