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上的那些政府衙門中的公務人員，人們統稱之為官吏，長期以來一直是這麼叫的。這並不奇怪，唐代著名學者孔穎達在《禮記·王制》的註釋中說：“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是幹什麼的？孔穎達說：“官者管也，以管領為名。”官是從事管理的，掌握著權力，管事也管人（管老百姓、管比他職務低、權力小的官）。總之，官是“與人主共理天下者”。
古代官員
既然有管事的，就得有做事的。做事的衙門中人是什麼人呢？做具體事的，肯定不如動嘴不動手的地位高，《辭海》將這些做具體事的衙門中人定義為“官府中辦理文書的小吏”。《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舊時沒有品級的小公務人員”。
不過直到漢代，對官與吏，人們還是將其聯繫在一起，統稱官吏。如漢代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的高官被稱之為長吏，百石以下的官員則被稱之為少吏。如司馬遷的《史記》有《酷吏列傳》《循吏列傳》，新舊《唐書》亦有《酷吏列傳》《良吏列傳》，而上述“酷吏”“循吏”“良吏”的“吏”指的都是官，而非“官府中辦理文書的小吏”“沒有品級的小公務人員”。那個時期，政府各部門除主官外，大家都要具體辦事的，都可以目之為吏。漢朝時的很多官員都是從政權底層的吏一路打拼上來的，直至丞相。如著名酷吏寧成原“為人小吏”，受到另一酷吏郅都的欣賞，漢景帝時調任首都長安中尉（首都警察局局長），漢武帝時升任內史（首都市長）。
古代官員
即使這樣，我們還是可以將兩漢時期的官與吏區分出來，界別的標準就是俸祿。《漢書·百官公卿表》說：“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這百石以下的少吏就是“各署曹掾史”。這裡說的“署曹掾史”就是吏。這些人在地方衙門就被稱之為令史、主吏、書佐，幹（門幹、門下幹）、小史，雖稱小吏，其中有的實則乃後世所說的胥徒，地位卑賤。這裡的“小史”即是。再如，史籍所記的有秩嗇夫與無秩嗇夫，前者是官，後者是吏。
古代官員
官與吏的分途經魏晉唐宋尤其是宋朝的演變，到明清時已是涇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語了。官與吏有了區分以後，一般說來，官就是專指各級政府、各部門中有品級的長官，有決策權與管理權的；吏是專指各級政府、各部門中無品級，既無決策權也無管理權，在官的指揮下專事各種具體事務的辦事人員。《大清會典》卷一十二說：“設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而且宋時已開始將吏稱之為胥吏，宋人程大昌《演繁露續集》說：“案牘、法令、書判，行移悉仗胥吏。” 元人徐元瑞《習吏幼學指南》說：“夫吏，古之胥也，史也，上應天文，曰土公之星，下書史牒，曰刀筆之吏。” 按此說，胥就是吏，吏就是胥。所以世人往往合稱之胥吏或吏胥。但實際上，並不盡然，還是有區別的。
古代衙門
因為吏主要是從事案牘文字工作，如令史、典史、知印、司吏、功曹、宣使、奏差、書吏、獄掾、倉吏。《水滸》中的宋江上梁山前是押司，是書吏中的一種，負責辦理案牘文書。那麼在案牘文字等工作以外還有從事雜役的，這批人稱之為差役、衙役，如捕快、牢頭、看守、皂隸、門子、聽差、仵作，他們“任奔走服役”。這批人不需要什麼文化，略識些字甚至不識字就能充任，稱之為“胥徒”。
胥既要聽命於官，也要聽命於吏，在政府中跑腿聽差。因此，胥吏應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從事案牘類的吏員，一是從事雜役的胥徒；前者有文化的要求，後者無文化方面的特別要求，甚至文盲也可充任。至於將胥吏稱為“刀筆吏”則更早。秦國—秦朝自商鞅變法後，對官吏的普遍要求是必須懂法，會用法處理事務。只有符合這一要求的人才有資格做官。由於法又稱“文”“文法”，於是這些懂法的做官的人就被稱之為“文法之吏”“文吏”；又由於“文法之吏”必須製作文書（公文與法律文書），那時還沒有紙張，是在竹木簡上用筆寫或用刀去刻寫修改，因為經常捉刀弄筆於竹木簡，故稱之“刀筆吏”。這不同於後世理解的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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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時期的“刀筆吏”既有官也有專事文書的吏。所以，漢代有“秦尊法吏”、“秦任刀筆小吏”、“專任獄吏”之說。不過，這一時期的“吏”地位並不輕賤，因為秦朝的政治制度是按照法家的那套理論建立的。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就主張“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即從基層幹起的。因此，法吏、刀筆小吏、獄吏是受到朝廷器重的。懂法的吏在當時被目之為“良吏”，不懂法的被目之為“惡吏”。更何況這支“吏”的隊伍中有許多本就是中高級官員。
胥吏是衙門中的最底層，自從有了國家，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的主要是胥吏，而不是官。清人梁章鉅說：“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國家形象是通過胥吏的辦事行為反映到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因為在老百姓眼中，在政府衙門中做事的不論是吏員衙役，總之都是公家人，是官，是官家人。因此，胥吏形象就是國家、政府的形象，只不過胥吏們並不會認識到這一點，也不認同這一點。至少古代社會的胥吏們無一不是如此的認知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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