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行·第二站·云台山的“竹林七贤”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化学上讲究“相似相溶”，人群的聚合亦然。在严重讲究门第尊卑的魏晋时期，这七人能相识相聚，与其相类的身份地位有关。“七贤”中有当世的宗室贵戚或与之沾亲带故者，或是士族官僚出身者。这种身份，标记着强烈的社会阶级属性。即使史料未记载出身的向秀，从其少年时代不必拉犁放牛，而以文章隽秀闻名乡里，可知其家世至不济也是衣食无忧的书香门第。刘伶的社会地位最低，但其不介意家产，有仆人随使的状况，可见生活并不算差。社会阶层相近的人，才会有更多交集，进而碰撞和融合，更容易产生通识和共鸣。当然，一时的共鸣也是共鸣。每个人都在发展变化，后世同与不同，另当别论。

“七贤”因兴味相投而聚在一起。在精神层面的兴味媒介，是老庄思想，物质层面的，则是酒。精神上的东西就不好说了，那玩意儿人们一时信之，一时又不信；或者嘴上一套，做法又是一套，不可尽信。但是，酒是个好东西。爱酒的人，一生都不会对它变心。那时的酒，酒精度数低，是男女咸宜的饮料，很多人对它欲罢不能。《晋书·阮籍传》说，“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可见阮籍是个好酒的人。“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山涛确实好酒量。嵇康虽然注重养生，但也不忌酒，山涛评价他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刘伶和阮咸是两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刘伶被人称为“醉侯”，常常以酒解酲，对酒的嗜欲达到了病态的程度；阮咸曾与猪同盆啜酒，见了酒，就不把自己当人了。向秀不善饮酒，是个例外。至于王戎，大概注定是行走官场的人，自控力相当了得。他虽然也喝酒，但史料未载其醉嫣之态。就是这么七个人，在一起小聚几次，大家亦醉亦弹亦唱，相互学习启迪，也相互赞许欣赏，建立了友谊。后来虽然政见不同，但也相互接济帮衬。山涛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曾举荐嵇康代其原职。(嵇康不领情，还写了一封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成为一篇名传千古的散文。)263年，嵇康遇害前，将其年幼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并说:“巨源在，汝不孤矣。”278年，王戎任建威将军，刘伶曾在其幕府任参军。这算“七贤”之间的相互关照和提携。

古往今来，“贤”与“圣”不分伯仲，都是百姓应当顶礼膜拜的对象。至于“七贤”贤在哪里？或者是否都是贤人？我一直很糊涂。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明朝的于谦在《醉时歌》中说：刘伶好酒世称贤，李白骑鲸飞上天。先辈们太会开玩笑了。如果喜欢喝酒就可以认定为“贤”，这个标准未免有点荒唐。果真这样的话，做个贤人也太容易了。

我以为“圣贤”，须有千年不衰的遗教，不断启迪后人的智慧和情怀。“七贤”中的嵇康、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嵇康的诗、书、赋、论以及琴曲等方面遗产丰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养生论》。阮籍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二人在四言、五言诗的继承和发展上贡献有力。至于其他人，有的有作品传世，有的未传下来，有的干脆没有作品。他们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宣扬消极避世的思想，开启了魏晋玄学。这与那个时代有关。乱臣弄权，人心动荡，朝代更替，信仰翻盘，乱世离愁中总有一些不忍放弃却又无法坚守的东西，对人性是种考验。不能自解其惑的人，难免作茧自缚，给自己套上一副牢牢的精神枷锁。

铁锁易断，心结难解。忠诚、志向和操守，是每个人为自己设定的关卡。所谓过不去，只是无法自我解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魏与晋，哪个就一定不好吗？一样的土地和人民，只不过换了家主。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本无所谓。嵇康怀念魏，因为他是魏的宗亲；山涛眷顾晋，因为他是晋的贵戚。其他魏臣不愿仕晋，算迂腐吗？其实，嵇康也可以转变一下观念。可是，变了的嵇康还是嵇康吗？行刑前，那一曲《广陵散》算是绝响，不知听到的人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