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裡宋仁宗很“憋屈”?歷史上沒那麼慘

正在播出的電視劇《清平樂》改編自米蘭lady的小說《孤城閉》。小說講述的是宋仁宗長女福康公主的一生,劇集更改了敘事視角,講述了宋仁宗的一生。但二者殊途同歸,反映的都是帝王人家之“困”,他們萬人之中、錦衣玉食,卻有著身不由己的諸多無奈,但劇集中的宋仁宗似乎比歷史上的更憋屈。

《清平乐》里宋仁宗很“憋屈”?历史上没那么惨

《清平樂》劇照,圖為宋仁宗(王凱飾)。

宋仁宗趙禎(1010年-1063年),1022年就即位,當時才13歲,但直到1033年皇太后劉娥去世,他才開始親政。《清平樂》前幾集就聚焦垂簾聽政的劉娥與趙禎之間的矛盾,劉娥始終不放權,趙禎的勢力又不足以對抗,頗為“憋屈”。

但親政後的趙禎,也沒有如他所說的,“萬事皆由我心”。他想廢掉郭皇后,群臣進諫;他想娶商人陳氏之女,群臣反對;他不想娶曹丹姝為皇后,群臣又力推,他無奈聽從……《清平樂》中的趙禎似乎總處於“不得已”和“無奈”之中,他並沒有想象中的那樣自由。

是什麼力量在掣肘宋仁宗?皇帝真的很“憋屈”嗎?

臺諫制度一定程度制衡著皇權

歷史上,宋仁宗雖然是一個存在感不那麼強的皇帝,但宋仁宗時代卻是古代文人最稱道的時代之一,因為文人在那個時代幸福感更強一些。宋仁宗時代傑出人物輩出,比如當前《清平樂》中出現的名臣就有呂夷簡、王曾、韓琦、富弼、文彥博等,出現的大文豪(他們也多是名臣)就有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等。

文人幸福,一方面是“重文抑武”,文人晉升渠道通暢,得到重用;另一方面是朝堂對文人氛圍寬鬆,臺諫制度發達。而正是臺諫制度,制約著皇權。

《清平乐》里宋仁宗很“憋屈”?历史上没那么惨

范仲淹(劉鈞飾)。

所謂臺諫,即御史臺官和諫官,統稱為監察官。雖然古代社會皇權高度集中,但一直也存在著制約皇權的制度和力量,歷朝歷代也都有臺官和諫官的職位,命名上或有差異。

一般而言,臺官諫官分工明確,“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諫官主諷諫皇帝,御史主監察百官,一個給皇帝挑錯,一個給百官挑錯。臺諫官的職位並不高,在君主專制的背景下,直言進諫和彈劾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隨時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到了宋朝有兩個轉變。一個是臺諫合流。御史和諫官的職能合一。這樣一來,諫官可以彈劾百官,而御史也獲得言事權力。二者合一,臺諫的力量更為集中和強大。

另一個變化是,宋朝(尤其是宋仁宗時期)給了臺諫官更高的職權、更特殊的地位、更寬容的範圍,臺諫的權力大增。南宋呂中評議道,“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這也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局面。

《清平乐》里宋仁宗很“憋屈”?历史上没那么惨

宋仁宗和晏殊。

因此,《清平樂》刻畫了文官集團對宋仁宗的處處掣肘,讓趙禎無法隨心所欲,是有一定的歷史依據的。臺諫的強大限制了皇權的作為,讓朝政更多成為士大夫意志的體現。當然,臺諫制度同時也監督著官僚集團,“糾察官邪,肅正紀綱”。

皇帝沒想象中的“憋屈”

不過,《清平樂》也存在著美化宋仁宗的諸多跡象。比如歷史上的宋仁宗是挺“好色”的一個人,劇集倒把他拍得“清新脫俗”;也有不少史學家評價宋仁宗是比較“弱”的一個皇帝,劇中的他倒頗為勵精圖治。同時,晏殊和范仲淹屢遭貶謫,劇中都刻畫成宋仁宗的“不得已”,他多麼惜才愛才,貶謫忠臣還弄出各種高大上的理由,實在是有些“強吹”宋仁宗。

不過更關鍵的是,劇集還是過於放大臺諫的作用,誇張化地渲染了宋仁宗的“憋屈”,理想化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首先,宋仁宗並非甫一親政就這麼重視臺諫。像劇中,因為郭皇后德不配位,宋仁宗打算廢后,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大呼殿門請對,但宋仁宗壓根就不聽,對這些官員罰的罰、貶的貶,范仲淹也被外放了。這時的宋仁宗並沒有“廣開言路”。

《清平乐》里宋仁宗很“憋屈”?历史上没那么惨

劇照

至於劇中被刻畫得偏負面的呂夷簡,編劇也稍稍將他“醜化”了。在宋仁宗親政後好幾年時間,宋仁宗自個無力把控朝政,才嚴重依賴呂夷簡,“政出相門”。劇中范仲淹為此彈劾呂夷簡,但范仲淹又被貶了。此時的宋仁宗如果說“憋屈”,不是臺諫的作用,是他相對“無能”。

慶曆元年之後,面對內憂外患,呂夷簡罷相,宋仁宗才開始真正地重用了臺諫,鼓勵臺諫言事,多次予以獎勵,有時甚至是“惟言官是聽”,臺諫的勢力一度蓋過了宰相。

原著《孤城閉》中福康公主後來的悲劇,與臺諫就有重要關聯。宋仁宗心疼公主境遇,屢屢偏袒公主,又屢屢被臺諫上疏批評,宋仁宗左右為難。

《清平乐》里宋仁宗很“憋屈”?历史上没那么惨

福康公主(任敏飾)。

而此時的宋仁宗也已到了生命的暮年。臺諫制度也漸漸顯示出它的消極影響來了。北宋臺諫講究“風聞言事”,不一定要有事實或證據,只要是道聽途說,就可以進諫或彈劾,並且臺諫官不必對不實言行負責。通俗點說,可以沒有根據地舉報。

這有極大的破壞性。不負責任地彈劾,讓官員束手束腳,甚至唯臺諫官是從,而許多改革也無法推行下去,因為稍有弊病,保守派的臺諫官就會抓住不放並上綱上線,成為改革的阻力。北宋屢次改革的失敗與積貧積弱的局面,與此相關。

更可怕的是,臺諫官“無中生有”,將彈劾當成打擊異己的工具,並且介入黨爭,成為黨爭的爪牙,造成官僚集團的分裂與政治的內耗。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臺諫制度雖說是對君權的制衡,但它本質上是中央集權的產物。一則,臺諫也制約著相權,平衡著官僚集團的內部勢力,這些有助於皇權的加強。二則,無論臺諫怎麼說,最終還是看皇帝怎麼做。當皇帝聽臺諫的,皇帝就顯得從善如流(或“憋屈”),當皇帝不聽臺諫的,臺諫又奈皇帝何?

說到底,臺諫的意志,根本上是君主的意志。在君主專制背景下,皇權與士大夫的政治平衡是非常脆弱的,全憑皇帝是否“仁”。如果古代的皇帝覺得文官制衡自己叫“憋屈”,那後宮的女人呢?那平民百姓呢?《清平樂》以“同情”宋仁宗的“憋屈”的視角出發,思想格局終究有限。

□曾於裡(劇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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