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闹钟准时响起。
迅速关闭闹铃，15分钟内刷牙洗脸换衣服，
带好口罩，轻轻带上门下楼。
这套动作，10多年来天天如此，
小姜已经形成肌肉记忆。
要不是多了防护动作，他还能再快两分钟。
虽然已经四月中旬，但这个时节的清晨，还有些寒意。
小姜搓搓手，拉开车门，在方向盘和把手薄薄喷层消毒水；
出发，上班。
今天是他恢复上班的第三周，武汉解封的第5天；
虽然平时的高峰以前，车就不多，但疫情以来，每天7点以前的主干道，基本空荡荡。
早晨6:30的解放路和中北路
“少了这么多人，到哪里去了呢？”
穿过畅通无阻的中北路，小姜的烦恼涌上心头——
厂里几个年轻的技术员，复工之后没再来上班，被父母留在了老家，暂时不回武汉了。
今年是他在某企业子公司工作的第12个年头，小姜已经不小了，但厂里的老人习惯这样称呼。
已经是班子成员的小姜，负责公司工程技术项目。
每天进厂第一件事，除了常规的安全巡查，就是叮嘱车间和项目部的防控消杀。
厂区环境特殊，设备复杂，不同于日常的消杀工作，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喷洒消毒水，高频率洗手，勤更换口罩和手套，定时测温，是每天的必备工作。
厂区门口每天例行检查
技术部是小姜这个公司的核心部门，众多技术员里，他对杜斌印象最深：
这个2017年通过校招进厂的小伙子，勤快，心细，有悟性。
“是个好苗子。”不止小姜，公司很多人也这么评价。
杜斌出图很严谨，不仅每个数据都标注精确，理论上学不来的，他会拿着图纸到施工现场请教工人。
时间一长，他设计的零部件，不仅省料，还方便现场安装。
上个月18号，正式上班的前两天，小姜收到一条微信，杜斌告诉他，自己决定不回武汉了，表示抱歉和遗憾。
小姜感到有些意外，年前一次加班，送杜斌回单身宿舍的路上聊天，杜斌老家催得紧，想让他和女朋友早些结婚，已经筹备买房了。
算一算，进厂已经3年，成长迅速，怎么说走就走？
和杜斌的通话中，这个小伙子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慢条斯理：
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但父母仍然不放心我离开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家里的果场有一大批橙子滞销，我也必须得帮忙通过电商销售，帮忙送货；
另外，一个月5000+工资，算上公积金，我买房还贷也很困难；
这段时间在家，经常考虑未来；
我对前途感到非常迷茫，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在武汉扎根，意义在哪里？还是留在老家安安稳稳？
小姜看到这段对话，感触良多，不知说什么好。
上一辈的央企职工，从不为房子发愁，这一代的新职工，走出家乡容易，走出单身宿舍谈何容易？
虽然是985、211名校毕业，但每年毕业季一到，盛产一批同类人才，他们大多社会经验空白，家庭背景单纯，走出校园，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抱着一腔热血，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期望在这里扎根，安家落户。
这种期待有问题么？没问题。
难实现么？很难。
机会和资源有限，晋升通道更是千军万马，想凭一己之力出人头地，在这座城市买房、扎根，机会渺茫。
杜斌只是众多技术员中的一个，厂里提出离职申请的年轻人不止他一个，理由大同小异。普遍的共同点是：毕业没两年，工资水平一般，在武汉没有站稳脚跟，经历这次危机，此前的决定动摇了。
再加上老家需要人帮忙，算一笔账，帮家里把滞销的农产品卖掉，挽回的损失比工资要高。
这是当下不需要权衡的选择，至于未来回不回武汉，走一步看一步，至少目前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
设身处地，小姜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申请？
图源网络
这天下班的时候，下起了雨。
以往这个时候，从厂区出来的车流密集，冶金大道总会堵车。
虽然是特殊时期，错峰上下班，但是恰逢周末，天气不好，再加上这段时间能开车的都开车，回家路上并不畅通。
缓慢行驶之后，前面的鄂A**L98，关闭了发动机，雨刷停摆，车流停止了移动。
小姜打开广播，和平大道因为正在修地铁，路况也不好。缠缠绵绵的春雨中，并无风景可看。堵车对城市来说是一个繁华的标尺，必然意味着更多的生活内容消失。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少数戴着口罩行色匆匆。回忆从前，即便是正常时期，在路边也越来越少看到公共空间中的市井生活。
在武汉，大家都知道光谷很堵，事实上，在青山，在洪山，在汉口一样也有这个问题，一场雪，一场雨，一场交通意外，都可以像“蝴蝶效应”一样形成不同范围的拥堵。
堵车的不止光谷，问题也不止堵车而已。只是，我们更多地强调技术问题，太少考虑文化症结。
他在一本名叫《S，M，L，XL》的书里读过，在人类城市文明史上，L型和XL型城市（大型、超大型城市）很难被定义为成功还是失败，但市民的幸福感很可能会大大降低，甚至沦为高速前进的附属品。在曾以悠闲生活为特征的青山，终于开始城市更新，开展基础建设后，仿佛应证了这个结论。
堵车是繁荣的标志，但也是繁华的表征。繁华背后，有人留不下来，比如杜斌，还有人没法离开，比如小姜。
就在小姜对久违的堵车，发了条朋友圈的同时。
我的朋友阿迪传来一张照片，这是此时此刻的汉街：
下午6:00的楚河汉街
下午六点的楚河汉街，有些冷清，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的店铺，按照防疫要求，两个小时后就要准备打烊了。
街上顾客寥寥，负责监测提问的工作人员稀稀拉拉守在门口。买到一杯乐乐茶，阿迪也准备回家了，毕竟还得回家做饭。
算一算，这是回武汉后，阿迪给自己做的第36顿“一人食”了。一个多月前，在武汉各大火车站开放前，阿迪就“溜”了回来。每天早午餐简单点，晚餐自己下厨，丰盛一点。
阿迪是吉林人，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就职于一家媒体机构。
腊月二十六回家之后，已经不记得老家下了几场大雪，洋洋洒洒地，踩上去嘎吱嘎吱地。
亲切又治愈，这是武汉见不到的场景。
假期一再“被迫延长”，三月初，阿迪说什么也呆不住了。虽然家人担心，单位也迟迟没有通知复工，甚至还有老同学建议她在老家留下来，但这个建议在她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行：
大学毕业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所有的社会人脉、工作经验都留在武汉；
体验过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位，也尝试过创业，她清楚地知道武汉每一条地铁线路途径哪些站点，常年往返在武昌和汉口，熟知开车往哪条道能避开早晚高峰，；
在东亭生活多年，周边哪家早点好吃，哪家宵夜到几点打烊了如指掌，对这里的了解远甚于老家的小区，前两年，在东亭小区买了套二手房；
刚回老家时，应小区要求到“南门”的社区服务中心报到，这个“南门”在哪里，阿迪还是开了地图才找到的……
“我和武汉的关联，比和家乡的关联更密切了，怎么是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
3月10号那天，正式启动她的 “返汉计划”：
坐飞机到长春，转高铁到长沙，提前买好从长沙途经武汉的火车票，在武汉站下车。
从早上6点出门到机场，到晚上5点回到家，全程连水都很少喝，避免取下口罩，也避免去洗手间。
颇有点“特工接头”的味道。
回到家，一切还是离开前的样子，窗台上的绿植有一些枯萎了，还有一些能救活，沙发上还残留着猫毛，两只猫寄养在朋友家，过几天就能接回，厨柜里米面油充足，小区里已经开始卖菜卖肉。
阿迪和她的两只猫
阿迪有了一种“真正回到家”踏实的感觉。
只有回到武汉，才觉得安心，工作可以随时响应，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安排生活，新房子还没有装修，这段时间不忙，刚好可以设计下新家的风格。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在这座城市留下来的意愿，比城市留住人才更迫切。期望一切秩序恢复正常，期望自己有更高的收入和积蓄，可以对抗房贷车贷的压力，可以实现更多想法。
没有其他的选择，自己的基础和体面，都留在了这里，必须回来。
解封那天，阿迪对我说：“今晚好像跨年，只不过一点过年的心思都没有。办完事回家已经很晚了，收拾完屋子，只想好好睡一觉。”
同一个夜晚，外调到柬埔寨的同学在群里问：
今天的武汉是不是像过年？
用他的话说，自己是那个屡次“合理回汉失败”的武汉人。
想不想回家？归心似箭。
可不可以回？曾经有机会的。
为啥没回成？
万一不能顺利回柬埔寨，工作怎么办？成年人的乡愁算什么，失去这份他乡的工作，然后呢？毕竟就算回到家，迎接自己的除了家人和朋友，还有武汉的房贷和车贷。
思考过无数次“究竟请几天假合适”这个问题，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
给自己煮碗热干面，哪有那么多诗意和理想，成年人的体面，是银行卡余额支付得起自己的需求和期望。
因为工作原因，我这位同学呆过很多城市，去过不同国家。在他看来，很多大城市的发展，是地理环境不断变化，空间不断被蚕食的一个过程。
武汉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武汉的味道被一点点抹掉的过程。对于城市更新，他不否定，但总有疑问：上次回去高中，周边还是狭窄的道路，可是一栋一栋高楼就落成了。
上次回家时，他特意拍下的路标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对这座城市的依赖，更甚于城市对人口的需求。至少对我来说是，武汉可以没有我，但我始终要回家。”这段话里，我才感受到他深沉的乡愁。
由于常年在外，每次回到武汉，他都觉得这城市变化很大。这十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公共空间的萎靡，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其实就是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和可能性正在逐渐被规训和压缩。
“你看我们高中门口的那条路，虽然没有整修，但店铺已经更新了好几轮，越来越少看到学生下课后在路边闲逛、晒太阳、喝奶茶。因为没有这样的位置可以坐下来，停下来。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有人选择不再回来，有人没法离开，还有人为了“回家”不得不暂时背井离乡。
说乡愁，太形而上，其实就是你把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押在哪里，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一场疫情下的返乡，呈现出几个最真实的意愿。
没有人比身在其中的人，更希望城市的良性发展。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对付一场雨，一场雪，一场意外，甚至一场灾难。
然而，这还不是完结。
只是一个引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属于你和这座城市之间的爱恨纠葛，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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