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嘉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博士后工作站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战斗，曾经的“震中”武汉于4月3日正式解封，这象征着我国抗疫斗争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现时，日韩两国仍在与境内疫情缠斗。韩国首尔地区防疫形势紧张，政府被迫将原定截止到5日的“社交距离严守期”延长至4月19日。而日本亦面临东京确诊病例显著增加的危险状况，且不得不在东京等7个都府县宣布“紧急事态”。
中日韩三国之所以在控制疫情的进度上有差别，是因为日韩选用了相对柔性的抗疫模式，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达到全面遏制疫情的目标。中国作为三国中第一个基本清除国内原发疫情的国家，在内部形势稳中向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的有利条件下，应重点支援日韩，携手在东亚建立国际群防群控机制。这不仅仅是对两国之前对华善意“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回应，更是在特殊国际情势下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举措。为此，笔者有如下政策建议：
1. 加大对日韩防疫物资援助和其他支持，合力在三国境内战胜疫情。病毒无国界，中日韩三国在疫情面前命运休戚与共。若日、韩两个邻国迟迟无法扑灭境内疫情，则中国将持续遭受反输入风险，并被迫不断封锁边境；长此以往，东亚经济和产业链恐有解体之虞，此绝非中国利益所系。故此，在抗疫新阶段，中国应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结成三国抗疫联合阵线，以最快速度平息东亚疫情。为实现此目标，一是要支持日、韩两国打好疫情歼灭战，重点向其提供紧缺的防护用品、药品和医疗设备。二是推动三国防疫设备标准互认，为抗疫关键物资提供过境便利；三是派遣专家和志愿医疗队，参照各省援鄂模式驰援两国疫区；四是发挥中国基建优势，在适当时机向日韩提供野战医院、方舱医院、安置设施的建设援助。
2.探索新方法，尽早恢复三国间人员流动。新冠病毒具有潜伏期长以及无症状传染的特点；其大流行已迫使主要大国和经济体纷纷关闭边境，国际人员流动趋于瘫痪。在病毒扩散至全球，各国抗疫进度不一致的局面下，如何恢复被疫情“锁死”的国际交通，仍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韩三国同为“抗疫优等生”，具有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战胜境内疫情的可能。一旦日韩两国国内疫情趋于平稳，我方应积极与日韩探索新策略，先行恢复三国间人员流动；以打通东亚“小周天”的方式为世界各国恢复交通树立典范。
为此，应借机深化三国出入境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的合作，采取“战线前置”方针。可各自派员到对方边境实行防疫层面的“一地两检”，对出境人员进行筛查，防止高风险人员登机登船；二是推动大数据信息共享与医疗记录互认，建立三国通用的“国际健康码”，便利低风险地区人员国际旅行；三是灵活运用电子手环、手机蓝牙测距和智能门禁等手段，为符合条件的旅行者提供在出发地（甚至自己家中）接受预先隔离的选项，降低隔离的总体社会成本。四是要共同防止其他国家案例输入；与日韩两国密切沟通，研判世界各国疫情风险，争取达成三国共识，在“对谁解封，何时解封”问题上一致行动。
3.建立长效机制和常态化安排，形成一体化防疫应对模式。东亚三国地处温带，人口稠密，物种多样，在疫情面前具有脆弱性。未来，与COVID-19相似甚至更为凶猛的病毒完全有可能在东亚重现并传播。为避免东亚再度遭到传染病的“降维打击”，中日韩三方应以本次灾难为鉴，建立三国间防疫长效机制和常态化安排，并逐步发展一体化应对模式。推动建构东亚共同防疫机制，与我国近年来改善中日、中韩关系的整体外交战略相符合，有助于加强三国互信，并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实现有良好助益。
东亚共同防疫机制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中日韩应充分利用本次抗疫中积累的善意，依照“循序渐进，易者先行”的原则，在防疫相关的各个环节深化互助，建立保障机制。首先，应将本次疫情期间建立的短时安排常态化。对跨国救灾人员和医疗物资输送应建立长期的绿色通道；三国卫生防疫部门的专家交流应更加频密，并尝试互派代表，完善疫情早期预警和通报机制。其次，应与日韩磋商，争取在重大疫情方面实现医疗保险互认，使三国公民能在本区域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再者，应建立三方“稳外贸，稳外资”的共同安排，在突发疫情和自然灾害期间减轻本区域跨国企业的税收、经营压力，保障东亚供应链畅通，防止产业解体与外移。（责任编辑：高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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