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的华人》:真正大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

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考入哈佛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希格森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孔教授经年耕耘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先后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专著,都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翻译成中文而广泛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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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先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离开业已驾轻就熟的清史领域转而致力于海外华人史研究,一时引起许多中国同行的惊诧,因为在中国,相较于中国史热点问题“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处于没有明确学科归属的边缘地位,并且多是片段化和单一式的研究。但孔教授认为“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中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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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曾是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史华慈

2008年,在历经十余年的潜心研究之后,孔教授推出了集大成之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下简称《他者中的华人》)。这是一部史学大家在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为一体之宏观大视野下对海外华人历史所做深刻解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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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这部巨著经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翻译而出版。我有幸在准备论文资料查找过程中经老师推荐读了这本书,顿为其大视野长时段的切入角度而得到的众多新颖的结论而折服,写下这篇书评或者说读后感来表达我对已仙逝的孔教授的仰慕之情。


波澜壮阔的海外华人华侨研究史

关山南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华人飘洋过海,移居海外的历史源远流长,据统计,目前有约为4500万具有华人血统的人生活在史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外,有人曾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回望历史,史国人或为经商,或为谋生,或为逃难,一批批的华人选择离乡别井,漂泊异地,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对其居住国和祖籍国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移民史上,华人是最具活力的移民,其移民形式的多样性,时空跨度的广阔性,无一民族可以与之相比,在漫长的移民进程史,海外华人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经常跨越国家的疆界,表现出鲜明的跨界性和多变性,以上种种特性,使得华人研究对于学者而言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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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社会

华侨华人研究在20世纪曾四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均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由于1904-1910年英国在南非引进契约华工开采金矿及美、澳等国的排华运动,华工的待遇、引进华工对本地的影响及定居国的移民政策等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劳动力奇缺,大批华工涌入欧洲。他们的地位、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应政策又一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亚非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国际政治学领域(以美国学者为主)兴起了对各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热。

华人存在于世界各地这一事实、“冷战”气候以及50-6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排华”现象更引起了世人关注,华侨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的重视。近30年来, 由于华侨华人经济力量的崛起及其在大陆、台湾经济腾飞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华侨华人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政治界、经济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代以来, 研究华侨华人的国外学者主要是民族、文化、历史学者和汉学家,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国际经济学者、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者等也纷纷将研究焦点投向华侨华人, 尤其是研究这一群体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原因、华人族群的认同和文化乃至政治地位前景、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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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中的华人》内容简介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讲述近代中国移民的社会结构,以及对于通道-小生境模式的阐述第二章,早期殖民帝国与华人移民群体,讲述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以及不同的生态环境下的殖民模式;第三章讲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和大规模移民的到来;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大移民时代海外华人社会的结构变化和排华运动的缘起和影响;第六章和第七章日本入侵与华人的“民族救亡”以及后殖民时期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第八章则讲述了移民社会摒弃种族性的排华法案和新移民的通道。

根据孔教授的界定,本书囊括的移民史始于1567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终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跨国跨境移民潮。孔教授对于近500年来中国人口向海外迁移历史的梳理,充分展现出其把握社会发展大历史的匠心独运。虽然此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人,但是,其所涉及的一些核心问题,却与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密切相关。


“安土重迁”新解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是国人的传统习性,许多外国学者亦接受了这一说法。然而,孔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因此,“安土重迁”长期被公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性,许多外国学者亦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一说法。孔飞力教授从分析中国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后果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中国人的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所具有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他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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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小生境”模式

孔教授指出,纵观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数百年历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此类“通道”并非如丝绸之路那样显现于现实的地理空间,而是经由潜在的亲缘乡缘之关系网络编织而成。“通道”的构成元素一是实质性的,即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二是虚拟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来往于移入地与移出地,为移民传递家书钱款的个体“水客”和体制性的“侨批局”,是通道的实际载体;而到了信息发达的今日,从电报、电话、传真到电子网络等无所不在的通讯体系,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便捷,使得通道运作更为通畅,功能也更加多元。

与“通道”相辅相成的,是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那是一个保持中国移民社群文化特色的生态圈:既可能是相对集中的商贸经营区或行业圈,也可能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建立的庙堂宗祠、社团学校;既可能是实体性的、形成于现实空间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潜在的,可以在需要时组织动员群体力量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网络。“小生境”在移出地的体现就是独具特色的“侨乡”。背井离乡者的乡土情怀及现实利益导向,促使他们在异乡谋生时,谨守寄钱回家建房购地、赡养家人之天职。

一旦有所积蓄时,往往就会通过向家乡捐赠善款,扶危济贫,建庙立祠以提高自己的声名,而且,历史上还不乏海外侨亲资助家乡地方武装以“保卫家园”的记载。在政治上,谋生他乡的“成功者”,更是通过买官鬻爵,与故乡之文人、官僚汇聚一起,形成享誉一方的精英群体,参与到地方治理当中。传统的影响延绵不绝。由此,与跨国迁移相关的侨民、侨亲、侨眷、侨汇、侨房、侨官、侨务、侨委乃至当代从村、乡、县、省到全国层层建立的群团组织如“侨联”等,构成侨乡社会生态的基本元素,通过潜移默化而融入到当地普通百姓的行为举止习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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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商户

可是,孔教授同时也注意到,尽管上述不利因素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中国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究其原因,孔教授特援引香港大学柯群英)的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柯群英在《重建侨乡:新加坡人在中国》一书中,以从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的柯氏宗亲群体为例,为我们生动描述了一个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海外移民重建侨乡认同的典型事例。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因为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阻隔了侨情通道,因此,在新加坡成长的新一代华裔不少已经淡漠了对于祖籍地的认知。

然而,当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与东南亚正常交往的大门之后,新加坡老一代柯氏族人即刻行动起来,推动并引领新加坡的华裔柯氏新一代踏上了返乡寻根问祖的归途。在与家乡实现互助共赢的利益导向下,侨乡记忆被重新唤醒,侨乡纽带被重新延续,侨乡认同也在新形势下被大力重构。据此,孔教授指出:“通道-小生境”模式并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代移民的权宜之计,而是沉淀为一种代代传承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跨时代的韧性,具有通过内在动力实现重生与自我完善的特性,并且在当今时代更彰显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博弈中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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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者”的角度来探究“排华”问题

在本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以东南亚为例,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期,大量中国移民进入东南亚,与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需求相关。一方面,殖民者雇佣了大量华人劳工为其在东南亚各地开矿拓荒建立种植园;另一方面,殖民者还在以下三个领域显现出对当地华人的“特殊需求”或曰“特殊利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充当殖民当局向当地人敛财的代理;成为殖民时代城市化发展的人力资源。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当殖民者以武力成为东南亚的主宰后,为了固化其统治,就利用华人充当统治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中介,华人因而成为殖民者雇佣承包商和包税权的最佳人选。尤其是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置当地华人于欧洲人之下、原住民之上,布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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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真正成为殖民者御用工具“甲必丹”的华人并不多,通过此道而得以被接纳入殖民体系并大富大贵者更少,但是,由于华人处于殖民统治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作为代理人而首当其冲,因此,殖民者基于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选择,客观上导致当地民众形成了“华人乃殖民同伙”的刻板印象。在东南亚独立后尤其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基于族群基础而建构的此类社会刻板印象被无限延伸与扩张,故而成为排华事件此伏彼起的潜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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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社会

以史为鉴,孔教授进而指出,东南亚独立后当地社会反反复复出现的各种“华人问题”,就本质而言,是东南亚国家的本土问题。虽然战后新独立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与共产党中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排华事件并不仅仅是当地民族政权将华人当成共产党中国的替罪羊。反之,那是由于独立后东南亚民族国家满怀民族主义理想的社会精英们,内心深处仍然不自觉地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去审视本国华人,认为那是一个曾经推动了殖民社会经济车轮运行的族群,由此,在弘扬本国民族利益至上的时代,对曾为殖民帮凶之华人族群的排斥、挤压乃至打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因为被置于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对普通民众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其影响不容低估。将华人社会地位置于大历史进程中,并从“他者”的角度进行解读,其结论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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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社会



大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

本书在东南亚研究方法方面最值得推崇的大视野角度研究。根据作者的界定,该书在时段上涵盖的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近现代篇”:

其上限,始于1567 年明王朝解除海禁;其截止,终于20 世纪末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在这一长达近500 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自身经历了封建帝制、民国共和、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而整个世界则从欧洲的殖民扩张及东南亚殖民体系形成到腥风血雨的帝国主义战争,从战后亚洲各国如火如荼的反帝反殖运动,到当今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伴随这500 年风云激荡,作者将海外华人千丝万缕的历史经纬编织成锦,清晰展现出海外华人跌宕起伏的历史脉动与延续。

作者反复强调,必须在全球层面上研究华人移民问题。在此书中,作者一反其享誉全球学术界之《叫魂》的研究手法,不是从深挖历史档案、细致剖析个案入手,而是将大量二手文献及他人成果进行重新梳理排比,将中国国内移民和跨境移民作为一个具有深刻内在联系的整体进行剖析。正如另一位享誉中国学界的著名学者施坚雅所言:孔飞力此书之要点就在于“独具匠心地把社会科学。


《他者中的华人》:真正大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

研究者们时常碎片式探讨的议题,全部汇聚到一个大主题之下”。作者时时在拷问:“他者”环境千差万别,移民们如何在与不同“他者”的博弈与调适中形成不同社会生态?而相应的移民生态又如何形成了不同特征?如何相异于彼此?显然,唯有宏大视野下涉及方方面面的条分缕析,方能感悟其真谛。


些许感想

当然,孔飞力在本书中所表现的华人移民史研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鉴于前人少有的广阔的研究覆盖面,以及研究课题的复杂性,他的某些论点也有待商榷。例如,“种族主义”和“美国排华法案”方面,如前文所说,孔飞力有关“排华形成原因”的解释有很大的突破性,但也有不如意之处:孔飞力弱化种族因素,有时字里行间的表述,甚至带有暗示“华人自身的行为促成了反华情绪的滋生”之嫌。我认为在北美与澳大利亚侨居地,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论”,导致当地人对于外来移民的“先天”厌恶感,华人自身的不良表现加深了这种情绪,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到达北美的华人和日本移民可以明显发现,最初两者地位相当,一段时间后,日本人被评价为“文明守礼,勤劳上进”的亚洲人,而华人则因其中一小部分人的“聚众赌博,吸食鸦片,缥妓,黑社会活动等”,地位迅速下降,被认为是“毒害社会的劣等人种”。这种情形的日益严重,最终导致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法案《排华法案》的颁布,一推行就是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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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唐人街

在对华人民族主义分析时,孔飞力也提及“新的明显的带有“华人性”的行为(包括实践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如华文学校,华文报纸,自愿性组织等),伴随着政治活动的高涨,引起了东南亚当地人的仇恨。”我认为,这样一种论点也并不完整,忽略了东南亚当时的“反华情绪”更是使华人民族主义高涨的真正原因。由于东西方文化视角的不同,这也是难以消除的差异,不管怎样,相信孔教授的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会给国内外华人华侨研究者带来新的启迪。

谨以此文,缅怀孔飞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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