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虫灾，拍熄了乡亲们最后一点希望，无尽的绝望开始充斥整个村子。
周围的村子里，壮年男女开始携儿带女外出逃难。老弱病残跑不远的，也踏上了漫无目的的讨饭之路，却远远低估了这次虫灾的波及范围。方圆千里，不仅遭遇了倒春寒、虫灾，有些地方还遭遇了特大冰雹的袭击，还砸死了人畜。
没有强壮的身体，不能短时间走出方圆千里的受灾区，即便是讨饭，也十分艰难。
很多出去讨饭的老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正当爷爷趁着家里还有一点点余粮，也要加入逃难的队伍里时，老支书消失了几天后，瘸着腿回到了村里，拦住还没有离开的乡亲们，将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壮年男劳力，全部挑出来送出去搞基础建设。
有两个地方选择，一个是离县城很近的地方，参加修鸦官铁路，没有工钱，但管饭。
另一个地方是去修漳河水库，除了管饭外，每天可以赚适量工分，年底凭工分有钱粮发放，但明确规定了不准带家属。
剩下的妇女、老人、孩子，则全部去黑梁寨开荒。
爷爷思考再三，带走了大伯，去了没明确说不能带家属的鸦官铁路工地。奶奶背着不到一岁的姑姑，翻山越岭去深山里开荒。二爷爷没孩子拖累，则独自去了更远的漳河水库工地，指望赚点钱粮回来。
爷爷带着大伯来到铁路上，开始了单纯为了果腹的繁重工作。没有任何机械，开山碎石，铺设路基，全是人工，每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工地上每天供应中晚饭，不准工人自己开火，都是食堂做好了按上工的人数分配。
所以大伯是没有配额的。
铁路工地上的饭，是白花花的大米饭，爷爷每顿分配四两，用一个铝制饭盒打回来，同时还有一点菜。白菜、萝卜、咸菜、萝卜干，有些许油腥，但菜量不多，饭盒盖都装不满。
这点配量，别说爷爷了，就是大伯一个七岁的孩子，都只能吃个大半饱。
所以爷俩每顿都只能吃个半饱，每时每刻都在感受饥饿。
但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奶奶背着姑姑到了黑梁寨，给了几斤玉米面，四十斤洋芋蛋子，一小袋大颗粒还杂着泥巴的青盐，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就被赶到了荒无人烟的山洼里开荒。我奶奶带着姑姑，还有才进门一年多的二奶奶，加上太奶奶和太爷爷就聚在一起，承包了一整条山洼的开荒任务。
先搭建窝棚，然后清理山洼里的荒草，最后翻地，砌堡坎，将一弯山洼荒草甸子改造成一弯梯田。一番折腾下来，就是一年多，一直到第二年秋季，开荒的山洼种出了粮食，家里的村集体食堂也再次冒起了炊烟，奶奶才带着姑姑回到村里。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野外开荒，奶奶抓过田鼠，捕过蛇，撵过野兔，摸过树上的鸟蛋，舀过小溪里的鱼。奶奶和姑姑的身体，都奇迹般的很是健康。但是，二奶奶却在开荒后的第三个月里小产了，落下了病根。太奶奶也病了几个月，一直咳嗽。太爷爷还被毒蛇咬过一次，差点没活过来。
回到村里后，太奶奶勉强拖了三年，在1963年的那个春夏青黄不接的日子里，还是在病饿交加中离开了。同年冬月，太爷爷也紧随而去。二奶奶在1965年生下我的堂叔后，也是大血崩而去。
这一切，都有在深山里开荒一年多所带来的因素。
大伯跟着爷爷在铁路工地上，四处玩耍，无忧无虑，就是饿的厉害。有一天，大伯偷偷钻进了工地食堂，好不容易才翻出一把萝卜干，吃了几口，就被食堂的负责人当场抓住，大伯不仅挨了打，还被拎到爷爷面前，当众扇了耳光。
爷爷什么话都没说，之后领的饭，爷爷吃的更少了，绝大部分都进了大伯的肚子里。
偶然有一天，爷爷看到路基边有一丛丛的灌木丛，枝头开满了尖尖的针状黄色小花苞。爷爷认得这是杨絮花，生吃有淡淡的甜味。爷爷就摘了很多回来，捡点树枝，用铝制饭盒煮杨絮花吃。
这种花苞，生吃有淡淡甜味，但煮熟后却很是苦涩，爷爷却吃的很快。大伯以为很好吃，就尝了一点，结果苦涩的嘴巴都张不开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大伯好像突然就开窍了，爷爷打回来的饭，大伯坚持和爷爷各吃一半，然后煮杨絮花吃到饱。结果却因为便秘，肚子疼的一个劲哭喊。爷爷挖了一些野蒜捣碎喂大伯吃了，才慢慢拉出来。
然后继续吃水煮杨絮花，一直吃到小小的身体适应，不再便秘。
后来大伯很多次说过，杨絮花是最好吃的一种东西。
但我从未见大伯吃过。
1960年的年关，爷爷带着大伯在铁路工地过的。年关过后不到一个月，爷爷被老支书一封信叫回了村里。村里的救济粮下发了，能够支撑到夏收。同时还有春小麦种子，玉米种子，洋芋种子。
据说这些救济粮，来自军粮。春小麦种子和洋芋种子，来自东北，玉米种子，来自山东。
总之，都来之不易。
作为村里的会计，爷爷需要回村坐镇，和老支书一道，接回分散在外的乡亲们，安排春耕。
爷爷带着有些不舍铁路工地的大伯，回到了村里，和老支书一商量，决定暂时不召回在黑梁寨开荒自救的老人和妇女孩子，只召回在外搞基建的壮劳力，先把开春的春耕搞好，看今年的年景，再做后续决定。
爷爷在村里坐镇，和一起回来的几个民兵一起看守救济粮和种子，老支书又亲自去了漳河水库工地，召回了村里其他的劳力。
只有我二爷爷，不知道是犯了哪根筋，还是对头年的各种灾害发憷了，死活不肯回来，非要留在工地上继续干下去。老支书苦劝不听，只得罢了。
没有妇女和老人，并不会影响到春耕，都是集体制，村里的男劳力抱成团，在三月之前，就把荒了一年的地给深翻了两遍，发誓要把土里的虫卵给翻出来冻死。
开春之后，老支书不放心，又指挥乡亲们日夜不停的赶工，把地再次翻耕，最后才小心翼翼的种上最后一茬春小麦。
然后在春小麦的行间套种洋芋和玉米。
这样等七月间春小麦收割后，还能种一季红薯，不空闲土地。
老支书，爷爷，乡亲们，战战兢兢的挨过了气候多变，天灾多发的五月，顺顺当当的进入了六月，天气开始炎热起来。按照经验，一旦天气开始炎热，基本就没了大碍，只要再度过夏季的狂风和暴雨等极端天气，没有水涝，今年的收成，必定不再让全村人饿肚子了。
玉米、洋芋、春小麦都长势喜人。尤其是春小麦，眼看就要抽芒了，再有两个月，就到了春小麦的收获季节。
然而，还没等到春小麦的收割，爷爷就被人找上门来了，来的是地区专署的公安民警，是下来查询二爷爷的下落的。
原因是二爷爷在工地无故失踪，失踪前曾抱怨工地太苦。
爷爷是明眼人，看到来问询的公安民警有些闪烁其词，得知二爷爷并没有回村之后，表情反而是放松而不是其他情绪。就知道这中间怕是有其他的原因。
二爷爷虽然比爷爷小十来岁，但不是愣头青，加上刚结婚一年还没子嗣，正是一把子劲没处使的时候，怎么会因为受不了苦就私自逃跑？
况且执意要留在工地的是二爷爷自己，没有人逼他留下来。工地上也不是监狱，真受不了了也可以明说辞行，何苦偷偷跑掉？
心里有很多疑问，爷爷还是尽责的带着公安民警，去了一趟二奶奶开荒的地方，同样也没二爷爷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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