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賴於羅馬帝國特殊的政治土壤，與帝制一起處處彰顯“羅馬特色”。
首先，近衛軍的“羅馬特色”。縱觀帝國曆史，近衛軍難以駕馭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僅見”，但追問源頭，無論如何離不開羅馬帝國及其帝制。從奧古斯都至君士坦丁三百多年間，歷代帝王中出身武將居多，文臣稀少，三世紀危機期間“軍營皇帝”即是縮影。吉本認為，從奧古斯都至康茂德二百多年的帝國政府是“軍政府”。吉本的觀點值得商榷。至少在近衛軍存續期間，羅馬帝國稱不上純粹的軍事帝國，帝國政權不是軍人政權，元首政治亦非武人政治，但大多數皇帝擁有軍事(將領)背景也是事實:與近衛軍、軍團難以割捨，主動取悅軍隊者不乏其人，導致羅馬帝制與軍事性質之間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帝國時代，雖各類對外征服戰爭減少，內戰不及共和國末年頻仍，並不意味著軍隊的鎮壓、侵略、威懾等武力職能淡化或削弱，鞏固、維護皇權和帝制軍隊、近衛軍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從前。綜合近衛軍數百年間的正反兩方面的表現，不難發現，帝制創建者奧古斯都不僅需要近衛軍保衛宮廷，而且不乏加強軍隊整體實力之意圖。與傳統的羅馬軍隊不同的是，近衛軍是皇帝的御林軍，合法地駐紮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臺，政治觸角伸向各個領域，唯一性、特殊性使近衛軍不難成為政治舞臺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無計可施。言稱所有皇帝都放縱近衛軍，不免武斷，但多數皇帝、帝國制度對近衛軍缺乏管束，助長了近衛軍的氣焰卻是事實。
其次，皇帝與近衛軍穩定關係失衡及其後果。正常狀態下，近衛軍與皇帝應保持一種主僕之間的穩定關係，且對主子唯命是從。然而，在羅馬帝國，近衛軍率先打破了這種穩定，應有的忠誠蕩然無存，與此息息相關的政治生活隨之失去了某種平衡和穩定，政治天平向近衛軍傾斜。王位頻繁易主，短命君主迭出，映射出帝國政治弊害與政治失衡的內在關聯。在羅馬帝國，無人將近衛軍視為獨立的政治勢力，或組織系統完備的政治派別，但皇帝倚重，被賦予的一系列軍隊職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國事職能，軍隊的威懾力等，增加了近衛軍的政治砝碼，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衛軍傾斜，刀劍對政治的強制性和壓迫性逐步升級，正常的政治生態遭到破壞。
這種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的“傾斜”，總是以犧牲帝國安寧乃至讓皇帝成為犧牲品為代價的。帝國常因近衛軍干預帝位傳承發生內亂、兵變，多次遭遇兵燹之禍，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既是社會的、經濟的，也是政治上的。羅馬皇帝與近衛軍“變異”的關係是歷史上少見的，由此產生的各種偶發、頻發性消極結果及其特點也少之又少。
再次，太多“外力”作用的非正常帝位傳遞。羅馬帝位傳承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多數情況下在“外力”的作用下進行(元老院的提名與確定、軍隊的選擇佔據主要內容)，而不是依“內力”—血緣依次延續。“外力”否定了血統和出身，在實踐中更多地表現為以近衛軍為代表的軍隊的政治暴力蓄意干預，為本應有章可循的繼承秩序注入了諸多不確定性。其實，這種“外力”不僅源自近衛軍的政治暴力，即使是元老院的程序，“羅馬人民”的意願等，又何嘗不是政治性質明顯的“外力”。
正是由於“外力”太多，導致“困擾羅馬帝國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持續不斷的帝位更替。帝位傳承從未正常進行……”“持續不斷”揭示了“外力”作用的常態化，以及人為製造的種種變故的經常性。“從未正常”似有以偏概全之處，但總體趨勢是，非正常多於正常。無論“持續不斷”，抑或“從未正常”，近衛軍為始作俑者之一罪責難辭。羅馬帝國絕大多數時候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家天下王國，數十位元首、皇帝多半以非嫡傳身份“紫袍”加身。
自公元96年多米提安被殺後，“元首制已無法沿著王朝的脈絡繼續下去”。從奧古斯都到奧萊利烏斯近二百年時間裡，不存在連續不斷的王位傳遞。究其原委，蓋因近衛軍、軍隊蓄意干預，橫生枝節變故，致使“皇位繼承問題從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尤其在三世紀危機期間已經毫無規則可言。結合本文所論，在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衛軍無疑是重要的、羅馬城中其他諸種“外力”難以匹敵的一種力量。羅馬帝國帝位傳遞過程中，壓倒性的“外力”切斷了皇統和嫡傳，打造出帝制的“羅馬特色”，近衛軍則推波助瀾，使這一特色愈加鮮明。最後，近衛軍的政治角色來自源遠流長的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和歷史基因。
共和國伊始，羅馬軍隊便通過多重路徑參與政治，軍隊成員直至君士坦丁踐位，以公民為主體的時間居多。公民本身是政治概念，公民兵—武裝的公民—定義的政治傾向不遜於軍事含義。共和國末年的內戰，軍隊投身政治鬥爭，以及對政治毫無遮掩的壓迫性開啟了羅馬歷史新的一頁。此間，羅馬政壇上不可一世的政治巨頭，悉數為軍事梟雄，憑藉軍隊傲視群雄，蘇拉、愷撒、“後三頭”無一例外。軍隊在權力爭奪廝殺中，用刀和劍表達政治意願，協助多個軍事將領獨裁羅馬，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局走向。
從國家制度層面，帝國終結了共和國，而帝國的軍隊卻是共和國軍隊的延續與發展，共和國軍隊變身為帝國武裝力量，軍隊左右政治的影響力隨之延伸至帝國時代，但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比如，共和國時期軍隊追隨將領爭權奪利大多擁有派別、集團歸屬，政治目的清晰，近衛軍則主要在和平年代特別是改朝換代之際製造混亂和殺戮，並不倚傍某一個有組織的派系，看似政治目的不甚明確，但行為的指向性、結果屬性絕不會與政治脫離干係。肩負特殊職能的近衛軍正式誕生於帝國時代，而就參與政治而言，與共和國時期的軍隊沒有質的區別，近衛軍在帝國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襲的是羅馬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僅僅是過程、目的存在差異。
與歷史上參與政治的公民主體不同的是，近衛軍是皇家衛隊，與共和國時代的公民兵集體截然不同。近衛軍捲入政治生活形式上是傳統的延伸，但近衛軍突破了“參與”的界限甚至極限，“變異”了歷史基因，空前地強化了自己的政治角色。
帝制、近衛軍對“後共和國”時代的羅馬而言可謂新事物，但“羅馬特色”、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卻不是“新生事物”。近衛軍的建立為羅馬軍隊增添了新成分，也給帝國增加了一個不安定的因素。312年，君士坦丁將近衛軍遣散，拆毀了近衛軍作亂的根據地近衛軍軍營，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帝國一大隱患，近衛軍的歷史連同自身的政治角色一併畫上了句號。君士坦丁緣何裁汰近衛軍，未見到古典史家的詳細議論。後世史家多以歷史上近衛軍胡作非為、屢生事端為依據，肯定君士坦丁的舉措。
三百餘年間，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變遷起伏波折，折射出近衛軍作惡程度與歷代皇帝的掌控能力成反比。一位學者在論及近衛軍193年“拍賣帝位”行為時指出:“近衛軍必將為干預帝國政治付出高昂的代價。”這種“高昂的代價”即是最終遭廢棄。是近衛軍瘋狂至極，罪有應得，還是君士坦丁“英明果斷”?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筆者以為，關鍵之處在於，近衛軍利用種種歷史和社會條件，放肆地膨脹了自己的政治角色，直至君士坦丁無可容忍，將其徹底終結。
元首制的運作、宮廷安危有賴於近衛軍，羅馬城安全和有序，近衛軍絕非一無是處。三百餘年間，近衛軍真正攪亂政局，釀成災禍亦未貫穿史冊，只是由於近衛軍種種消極表現後果嚴重，所產生的“漣漪效應”影響惡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積極作為，最終導致惡名遠播，因此，歷代史家多對近衛軍評價較低。但也應關注，近衛軍與皇帝構成了一個矛盾體，“沒有皇帝，近衛軍一事無成”。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實現，深層次原因無疑源自元首制，一系列耐人尋味的悖論也由此展開:近衛軍本是皇帝的鷹犬，卻時常將皇帝送上斷頭臺;作為軍隊的近衛軍理應是國家安寧的重要保證，卻動輒成為動盪、內亂的源頭;一方面對帝國安寧有過貢獻，另一方面，則因惡意廢黜當朝皇帝擁立新君主破壞帝國的政治秩序。種種悖論反映的是近衛軍政治角色的悖論，驗證了近衛軍是羅馬帝政的重大弊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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