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來都認為《金瓶梅》是淫書，那麼資本主義同樣是一本淫書。瞭解了資本主義發展史自然會發現它確實是一部劍與火、血與淚的歷史，地球上有許多國家民族和人群都曾經成為資本主義發家繁榮的犧牲品殉葬品。資本主義從產生興起的那天起就是靠對世界人民的屠殺和掠奪起家的，其所謂發展文明與先進完全是建立在對全人類特別是弱小、依賴自然的民族的屍骨上的。
對此一些人只看見當今它繁榮的一面卻看不見繁榮掩蔽下成千上萬被殺害的冤魂與幽靈。當被壓迫人民和民族奮起反抗毫無人性人吃人的反動制度，批判其低等動物思維和“叢林法則”時，他們也會大喊“冤枉”“無辜”，咒罵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獨裁，動亂浩劫，比法西斯還要法斯。當他們復辟資本主義大權獨攬時，卻不是批判黨和人民中的錯誤思想，而是要利用改革分流下崗徹底剝奪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和生存勞動權。
與當初被打倒的走資派享有的勞動權拿工資權學政治權住宅權相比，不是天壤之別嗎？走資派是多數還是人民群眾是多數？相比之下誰專治誰民主誰左誰右誰比法西斯還法西斯不就一目瞭然了嗎？右派完全是花崗岩腦袋，根不懂辯證法，不懂得“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也就無法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同一事物中的不同因素層次和它們之間的聯繫，只能眉頭鬍子一把抓。
或者他們也是清楚的，卻用一套模稜兩可與錯誤的理論來愚民愚弄黨。臺灣出版的《金瓶梅詞話》序中，明代學人都能用哲學的眼光看待《金瓶梅》：
“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縮之心者，君子也；生歡喜之心，小人也；生效法之心者，乃禽獸耳！”
而當今的資改派，卻鼠目寸光，片面狹隘地看待事物，只看資本主義表面的繁榮與“博愛”，卻看不見其反動性與吃人的本質。如果不是不學無術那就是政治立場問題那就是對黨和人民滿懷惡意。而對當今的資本主義及資改派的行為，用先人的方法同樣可以得出一個客觀全面的結論：
“生憐憫（人民）之心者，菩薩也；生畏縮之心者，君子也；生歡喜之心，小人也；生效法之心者，乃禽獸耳”。
資改派以資本主義吃人的本性來對待億萬人民，為了政績，達到個人“改革家”之目的不擇手段不顧人民的利益甚至死活，將成千上萬的人民置於失業失權上訪的奴隸境地；又以變賣人民的血汗（國企國資）來討好少數人洋人和貪官汙吏，自己卻從中漁利，這種不顧人民生死存亡的缺德傷天害理的行為不是小人是什麼？與禽獸有何區別？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號召本國人民和民族團結起來去入侵掠奪殖民別的國家和民族，實行狹隘的民族主義。而中國的修正主義、資改派卻在腐敗的基礎上勾結國內外封建貪官、外國資本家甚至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一同來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用剝奪人民的勞動權生存權當家作主權屠殺黃種人，自己虐待奴役扼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
臺灣和明代學者都能將一個事物分成不同的層次，而當代改革精英卻面對吃人的資本主義和正在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的帝國主義都無法識別，反而對其生歡喜之心，效法之舉，這些資改精英的思想道德是非水平膚淺墮落混亂到什麼程度也就可想而知。
西門慶靠欺男霸女滿足其糜爛的性慾，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資改派靠霸權和欺壓世界人民滿足其權欲物慾與虛榮心，二者所處時間不同內容不同其可恥的方法與邪惡結果卻是一致的同理的。臺灣候健先生在《金瓶梅論》中也理智地指出：
“色所以延續，本來卻不可少，但人為之人，在於解決生存延續以後，另有可做的正經事，所以食色的要求過度，便成為無止境的貪慾。”
那麼對金錢物質權力的無止境貪求不也在此理之中嗎？對人民實行下崗奪權瓜分人民財產的改革“除了當事人可以自詡‘上進’，再無可取之處。”而面對貪官汙吏的腐敗之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資改派卻甘願投降被其征服受其奴役。不難看出《金瓶梅》中的淫穢與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吃人本質正好映證了那個制度的沒落與腐朽。
文學不是抽象的而是社會的產物即縮影，不光是政治而且是最具體生動形象的政治，客觀地給社會和人的啟示也是最直觀可類比的，其影響通常是潛移默化的。現實證明資改派是沒有哲學頭腦和文學細胞的，根子就在於不願向人民群眾學習，加之沒有人性，把人當成獸性野性來看待，由人性的改革者墮落成機械野性的改革狂，改革“誤入歧途”就成為必然。
那麼改革精英就應當好好思考一下“以人為本”的含義和其產生的社會現實原因。當然，並不是說資改派一點人性也沒有，他們有貪官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人性，而不是人民的人性。最後要弄清的是讓人民被改革者奴役還是讓改革為人民服務謀福利？答案只有後者。
說明：在當下與疫情相聯繫，就會發現世界資本下的一些自私殘酷的本質，當然沒有更多提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些合理甚至是先進的東西，這也是一種策略吧，我想理智清醒的人會心知肚明，白無誤地得出結論。
當下寫文章真的是很難的，主要是表達不同觀點的難度是大的，否則人家就有權拒絕刊用。有些是批資本社會，其實也包括一切社會中不可合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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