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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差异地讨论了文本之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读者的各种类型。相对于文本来说，对读者的分类似乎更加困难，因为无论是任何类型的文本，本身都具有更多的客观性。而读者却千差万别，但是我们还是试图将读者作一个大致的归类。读者反应批评论者费希提出“有知识的读者”这一概念。他认为“如果说有一种语言的人共有一套各人已不觉内化了的规则系统。那么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就会一致的，也就是说，理解会按照大家共有的那个规则系统进行”。讨论读者要与文本结合起来，这就不单单是讨论读者，而是探讨文本与读者的相互关系，文本意义呈现、读者反映与接受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事件文本，这类文本由事件组成，文字符号所提供的就是事件本事。阅读这类文本的读者只要能识别书写的文字符号所表达的基本意思就可以，比如要读童话或儿童文学，儿童只要认识书写的语言就可以。我们称这类读者为基本读者，即认识书写语言进行阅读的人。因此也可以说，所有的读者都是基本读者。
汉斯·罗伯特·姚斯
我们再来看传统读者，即阅读明确表达作者的“意思”的文本的读者。这类读者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构成，并且这种知识构成对应了作者的“本义”的知识构成。即这种知识构成是“如果说有一种语言的人共有一套各人已不觉内化了的规则系统。那么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就会一致的，也就是说，理解会按照大家共有的那个规则系统进行”。比如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基本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浪漫的悲剧故事，一个事件。而具有一定文学和文化素养的读者，可以看出在美丑对照原则下，代表丑恶的宗教势力和贵族君主相互勾结，残害代表善和美的地层人民的罪恶。以及更进一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人身上错综复杂的体现。我们称这类有一定知识构成的读者为“准读者”，一个“准读者”同时也是一个基本读者。
作为抽象的类型概括，一个具体的读者往往会有多个读者身份。现在再来看看现代文本，现代文本和传统文本的区别主要是意象和意思的区别。意思或含义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但从根本上来说，意思大体上具有明确性、透明性。而且有一个中心的意思，其他次要的意思，都是依附中心意义的。因此，意思更有客观性。如巴特所说，面对这些“可读”的文本，“及物”的写作，读者只能“要么接受”，或者“要么拒绝”。但是具有丰富意象的现代“可写”文本，则要求读者以一种主动参与的态度去阅读。主观性在阅读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对意象的解读，成为一种解释性的阅读。
不同的读者根据自己的前理解，即阅读主体在时间和历史中形成的独特认知体验，包括“先有”和“先见”去进行阅读。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前理解，得出带有不同的“偏见”的看法。有从神学立场出发，认为“城堡”是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从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城堡并不存在，而是K的自我意识的外在折射，是K内在真实的外在反映。存在主义者将城堡看作是荒诞世界的表现，是现代人的危机，K的不能自主的任人摆布的状态，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的缩影。社会学方法从官僚主义，形而上学从追求和探索等角度，都作出了基于自身理论向度的解释。
这类读者和基本读者，即“准读者”不同的是，“准读者”是静态的，外在于文本的可读性读者。而这类读者则从主观的方面出发，动态地、主动地参与到文本之中，对意象进行基于自己前理解的创造性阅读，我们称这类读者为“可写性读者”，而“准读者”也可以称为“可读性读者”。需要指出的是，一个读者在阅读传统文本时是可读性读者，而在阅读现代文本时是可写读者。一个阅读者可以有一个读者身份，也可以有多种读者身份，这取决读者自身的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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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了后现代文本的特征，除了碎片化、互文性、反体裁、迷宫性这些形式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深度模式的消解以及对意义的解构。在本文中，后现代小说都是指此意义上的文本，如果说现代小说是在创造意象，那么后现代小说就是在解构意义。比如，《法国中尉的女人》拆解小说虚构的策略，《玫瑰之名》意在说明，那些深爱真理的人们的任务，是使人们嘲笑真理。惟一的真理，在于学习让我们自己从对真理的疯狂热情中解脱出来，这正是一种解构的思考方式。消除人们根深蒂固地对真理，对不可质疑的权威性的衡量标准的偏执信仰，对具有本质主义的等级制思维方式给予拆解。不论是作为最高价值的本体，创造世界的上帝，还是作为理念、绝对的精神，意义或交往的关联系统，或者现代自然科学中作为认识一切的主体，都只是人们的精神创造出来，用以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东西而已。
后现代文本似乎也带有作者的一种的“本义”。只不过这种本义所表达的思想，深入到了对小说和文学的创作本身，衡量事物标准的真理、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价值等领域。对这些人们习焉不察，从未质疑的领域加以探讨。后现代小说既有传统小说，也有现代小说的特征，因此，这类小说的理想读者，应该具有更加广泛的知识、更深刻的理解力，既有“可读性”又有“可写性”的综合的读者。其范围仍在可读性和可写性之中，只不过形态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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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差异地讨论了文本的类型，又差异地探讨了读者的类型。我们所说的基本读者，可读性读者，可写性读者，既是一种读者身份，也包含阅读某一类型文本的方法和策略。只有在具体地阅读某个文本时，阅读方法和策略才产生作用。我们现在来具体探讨一下，几种文本和读者类型在阅读实践中会出现的种种情形。
首先，是一个基本读者阅读一个只有事件性的文本或一个传统的文本，比如这个基本读者阅读《基督山伯爵》和《悲惨世界》，他可以读出两个事件，一个是传奇性的报恩报怨的故事，另一个是浪漫的悲剧故事。对于他来说，这两个故事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两个故事的情节都很离奇，而且都很感人。而对于一个可读性读者来说，他还可以在后者中读出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即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里，统治阶级怎样在文明鼎盛的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伪善者为所欲为，善良的劳动人民却要忍受贫苦和迫害的折磨。并由此看到作者的人道主义倾向和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
其次，我们再讨论不同类型的读者，对现代主义的文本解读效果。一个基本读者对具有复杂和多样性的意象的解读，会是怎样的呢？
卡夫卡的《城堡》被翻译成英文后，一个评论称其“是多么富有魅力，扣人心弦，永远难忘的一本书”。还有认为《城堡》是美丽的童话。显然，这是基本读者对所读到的事件的感受，是连起码的意象也感受不到的肤浅理解。对于一个可读性读者来说，恐怕难以在文本找到一个明确的意义。因为城堡本身在梦魇般的叙事里，既神秘又不可接近。读者难以得知作者具体要表达的思想，只能根据自己的前理解来主观地进行基于自己知识构成和人生经验的解释。这时，可读性读者就转化为一个可写性的读者。
拉康
但是，有一类读者相当特别，他一定要用可写性的方式来解读他认为用自己的理论理解，可以产生特别意义的文本。不论是传统文本，现代文本，还是后现代文本。比如拉康对爱伦坡的《被窃的信》的解读，他将“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能指，并将小说中的人物按照他的无意识语言理论，解释成不同主体及其关系，进而得出了无意识决定小说语言结构的结论。这明显是一种基于“偏见”的“误读”。德里达在《真理供应商》中，对拉康的解读作了解构，指出拉康结构主义的阅读倾向。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拉康对《被窃的信》的解读的理论价值。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来阐释文本，创造特定的“意义”。
说起对文本的“误读”，最著名的要数罗兰•巴特的《S/Z》了。按照巴特的理论，阅读是读者参与到文本能指符号不断游移、散播和扩散的游戏过程，进行文本意义的再生产，享受文本的愉悦。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是一部30页的中篇小说，巴特用长达200页的篇幅，将小说分为561个意义单元，用5种不同的符码进行解读。这部典型的“及物”的可读性文本，被巴特解读成统一的结构中心在自身构成的种种符码中如何离散、分裂成为具有意义丰富，多元解释的“不及物”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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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拉康和巴特这样的读者是极少数的，并不能代表一种读者类型。他们本身是某种文学理论的大师或代表人物，也可以说这种“误读”是大师们特殊的意义阐释。由此可见，只有在差异的思想下，具体地理解作者、读者、文本，以及其相互间构成性的关系，才会不再重复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意义模式。
我们将这种诉诸差异的文学批评，称为谱系学批评，这让人想起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和福科的历史谱系学。这些方法是具有差异的，如果说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被认为是“非科学”的。并非因为它们致力于“捍卫无知或非知识的狂放权利，也不是因为他们攻击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心话语的压迫性后果提出了质疑，这种中心化同一个组织化的科学话语形成和运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是传统的作者中心论，还是20世纪的文本中心论和读者反应批评论，都在诉诸一种还原主义，将文学批判还原为一个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提出一整套原则，观念或意义阐释模式。最后形成一种似乎可以包容一切的范式，比如文本中心论的“文本之外别无它物”。这种基础主义所带来的，无非是无视差异的片面效果。读者反应批评夸大主观性的作用，从而导致相对主义的泛滥，其结果是这种方法造成的混乱，比其所揭示的东西还要多，忽视了读者的客观差异性和分散变化的多重读者身份。
巴特
这种基于还原主义的方法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重新造成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度总是将除中心以外的其他因素，置于边缘地位，比如文本中心论，不但不承认作者对文本的创造作用，而且宣布“作者死了”，干脆将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彻底的否定。这种种中心论都试图把阅读从具有排他性、压迫性的规范和模式中解放出来。而谱系学就是要恢复各种被等级制度排斥的，被奴役的因素的地位，真正让文学研究中各种因素差异共存，不再诉诸基础主义的还原论，因此必须要与统一的、整体化的中心策略决裂，摧毁那种源于把各种因素聚拢于一个同质性中的方法。没有哪一种批评理论或解读方法，可以穷尽文学研究中各种因素的差异性，只有差异地理解差异，运用多元的阅读形式和多角度的视界，才能较为合理地阐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
在本文中，我们曾多次提到关于读者类型的多重性特征，同一个阅读主体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读者身份。同样，传统文本，现代文本和后现代文本，也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具体的文本中，呈现多种类型的特征。尤其是后现代文本，具有多样性和复调性，既表现意义又拆解意义。所以对后现代文本的阅读，尤其要注重差异和细读。谱系学批评并不否认作者的作用，相反，认为作为文本创造者的作者是具有重要作用的。没有作者的独创性写作，就不会产生各具差异的文本。
谱系学批评不再以一种可以解决文学研究中所有问题的还原主义和基础主义自居，也不诉诸单一的意义模式，而应被看作一种精神，一种尊重差异，承认多样性，开启一种多元共处方法的差异批评方式。不仅仅是要获得多元的，既相互并置又彼此相关的阅读方法。更是为了探索在不同文本之间，哪种阅读方法对应哪些文本，是更为合理和富有启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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