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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搶”放“衛星”
七十年代的農村最忙莫過於“雙搶”，每年的七月到八月上旬，早稻要搶時間收割晾曬，晚稻要搶時間插蒔，以“立秋”這天為界，細心的老農總結過，“立秋”這一天上午插的秧苗與下午插的秧苗，在同一丘田裡過後的長勢就有明顯的不同，可見不誤農時搶收搶種的農事多麼緊張。
我記得當時雙搶一開始，全隊社員都集中割稻，等到割完了全部稻田的六分之一時，馬上分出三分之一的勞力開始犁田、耙田，扯秧苗。兩天後，又分出部分勞力插晚稻、曬早稻，全隊沒有一個空閒人，連七八歲的小學生都跟父母下田扯秧。最緊張的時候，城裡各機關、學校、工廠組織幹部、學生、工人下鄉支農，他們一來就是二三十幾個人，帶著揹包住在生產隊，乾的是按划行器在田裡劃好的格子插秧，而我們和當地社員要分一部分人為他們服務，把秧苗事先挑到要插的田裡，均勻地把秧把子甩開，他們只管插秧就是，如果秧苗供不上就窩工了。他們中午休息的間隙我們還要加班，每人到秧田扯五十個秧把（晚上還要扯一百個）。這是最難受的時候，烈日當空，像一團火在背上烤，田裡的水似乎被大鍋燒過，有些燙腳。我們那時都喜歡打赤膊，曬得黑黝黝的，像塗了一層油，汗水順著身體各個部位刷的流了下來，根本不用擦，穿的球短褲全部溼透了。頭上的草帽像被火點燃了一樣，燒得整個腦袋發脹，此時我才真正體會到白居易“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的意境是什麼滋味了。
在這大忙季節，雖然按定額拿工分，多勞多得，但長時間的連續作戰、高溫和高強度體力透支，使得我們每個人對取得高工分興趣越來越淡，只想美美地睡上一覺，只要人一坐下，那頸椎就像支撐不起頭部的重量，每個人的頭都耷拉到了胸前。於是，縣委工作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發揮到了極致，高音喇叭、“雙搶”簡報不斷地傳來各生產隊的“高功效”、放“衛星”的先進典型。我們生產隊也不甘落後，當然要和其他生產隊比一比。我們知青中的建勇是插田的高手，讓他頭天干點輕鬆活，做稍事休整，我們幾個知青和青年社員就開始做準備，選上幾丘大田耙得又細又勻，按4X6寸的規格劃好格子，把秧把子均勻地撒滿田裡的各個部位。一切準備全部完畢後，戰鬥開始了，建勇從早上五點下田，拉開架勢插秧了，為了保證他不窩工，我專門挑一擔秧苗跟隨其後，只要一看見他伸手不能拿到秧把，就迅速準確地甩出一個秧把，投在他旁邊，讓他不移腳便能續上，為的就是儘量減少田裡的腳跡窩，早飯、中飯、晚飯都由湘萍送到田邊，擠出時間多插一點田。這是一場怎樣的搶時間勞作啊！只見建勇蹲著馬步，弓腰向前，時而左手持秧把，右手插田，時而右手持秧把，左手插田，左右開弓，交替變換，像是織女在一張大紓上織錦，又像是琴師在彈奏一張碩大的古箏，隨著手指蜻蜓點水般的上下跳動，秧苗入水“瞿瞿瞿……”的聲音，節奏均勻動聽，真像是《空山鳥語》在田間激情地鳴奏，那麼流暢，那麼扣人心絃。我和工作隊的老謝用秒錶測算插秧速度，啊,每分鐘80至83蔸！到晚上10點鐘結束戰鬥，十七個小時插秧四畝二分七釐，在全大隊放了一顆前所未有的超大“衛星”，轟動了全公社。
三天後生產隊又組織了放第二顆“衛星”。這次是五個農村青年組成的“青年突擊隊”一天內要打穀10萬斤。我們四個男知青負責把他們打下的稻穀挑回倉庫，那一天可把我們累壞了，全隊所有的谷籮筐都集中起來交給他們，這五個牛犢子般的青年把個打稻機踏得像坦克車一樣轟轟作響，五尺來高的梯田山坎，一聲吆喝，一部打稻機就飛上去了，二十多擔空谷籮沒半個小時就裝滿了金黃的穀子。我們四個人挑著平均每擔160斤左右的稻穀，往倉庫邊的禾坪裡一放，隨手抄起空籮筐一刻也不停留，走馬燈似地來回奔走，還不能滿足他們從打稻機裡卸谷的需要。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九點半，除了吃飯的時間，我們四人也不知每人挑了多少擔，反正到晚上十點鐘的時候，我們一雙滿是泥巴的赤腳都來不及洗一下，就靠在床邊呼呼的睡到天亮。
上午，廣播喇叭裡傳來了昨天的戰績：一天打穀十一萬斤。那個火熱的年代，我不是挑秧苗，就是挑稻穀，挑坯子石（生產隊自己燒石灰用的石灰石）到石灰窯，挑生石灰到倉庫，練就了一副鐵肩膀，記得我挑得最重的一擔生石灰是214斤，不過，這隻能是偶爾為之，不能走長路的。
中國知青網門戶›知青歲月› 原作者: 夕照老牛發佈者: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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