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謀殺案說起,帶你走進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東區

密室謀殺

1860年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是美好的一年,英法聯軍在中國的劫掠為他們帶來大量財富,來自遙遠東方神秘器物的價值一再刷新紀錄。然而美好的感覺絕不屬於倫敦警察,他們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殺人案,那是一起完美犯罪。

瑪麗·埃姆斯利(Mary Emsley)是一位年滿70歲的寡婦,居住在倫敦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格羅夫路(Grove Road),那是一座花園裡可以種梨樹的大庭院,院子裡還有三層的小樓。從某種意義上說瑪麗女士算一個“房姐”,她擁有大量房產,靠出租維持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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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埃姆斯利的畫像


老太太是個很可怕的房東,只要租金稍微晚付幾天,房客們就可能被掃地出門,故此她在自己大部分的房產內都不受歡迎。性格乖張的老人最終決定搬到東區這座獨立庭院居住,因為獨子和丈夫都已去世,她的家庭由養子、侄女和侄子構成。

與鄰居不同的是老太太沒有僱傭女僕和廚師,完全由自己操持著家務,每當太陽落山時,鄰居們總能看見她坐在窗前,凝望著落日發呆。她還有一條眾所周知的生活鐵律,入夜後禁止任何人進入庭院,包括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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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庭院在1962年的照片


這年的8月,瑪麗女士的一名員工注意到已經好幾天沒有見到老闆,於是去詢問了她的律師,深諳法律的律師則帶著他來到警察局。在警察的陪伴下,兩人強闖進了小樓,找遍所有臥室都沒發現老太太的蹤跡。最終警察用斧頭砸開位於三層反鎖的木材房(裝沒使用傢俱的房間),這才發現她的遺體。

瑪麗女士的頭部遭到重擊,倒在木材房的地板上,手中還拿著一卷壁紙,遺體前方的牆壁上佈滿噴濺的血跡,顯然是在給房間貼壁紙時遭到殺害。警察迅速搜索了整個房間,除了在地面找到半個站血的鞋印一無所獲,偵破陷入停滯。

讓倫敦警察感覺棘手的不止是證據不足,他們還需破解一個難題,兇手是怎麼進入一個門被反鎖又沒有窗戶的房間?連常用的逐戶排查都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因為案發地點在倫敦東區,從不缺乏混亂和殺戮的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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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腳印


倫敦東區

其實在《理髮師陶德》之類的哥特電影中我們可以清晰感受到英國人對東區的印象,永遠充滿陰霾的天空、骯髒而潮溼的街道、幽深且混亂的深巷,再加上面無表情的麻木行人。在那裡從不缺乏扭曲的人性,更不缺少殘酷的謀殺,那是倫敦最混亂的法外之地。

在那裡“開膛手傑克”用殺戮展示了瘋狂,在狄更斯的《我們共同的朋友》中麗齊也從東區泰晤士河中撈出那具屍體,揭開了人性最醜陋的一幕。即使到了20世紀,作家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依然把對華人最深的汙衊留在了東區的石灰屋。

時至今日,依然沒人能夠準確的定義東區的邊界到底在哪,就如同人們也無法得知那裡究竟是什麼時候形成的。通俗意義上說,倫敦中世紀古城牆以東、泰晤士河以北就是東區,大體上從中世紀之前這裡就是墮民的聚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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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地標Aldgate Pump,東區象徵性起點


倫敦東區第一次被記載於文獻比許多人想象的晚,1720年英國著名記者和歷史學家約翰·斯特里普(John Strype)才把它單獨列為一個區域,在斯特里普的書中把倫敦分成四個部分,倫敦市、威斯敏斯特、南沃克和“城牆之外的部分”。

很多文獻中對東區形成原因的推斷很有趣,大多數人認為是風向成就了那裡,因為倫敦的風向常年由西向東吹,而中世紀英國的製革業又非常原始,人們需要用尿液來軟化硝制動物毛皮。為了避免倫敦被尿味薰陶,人們把最低賤的製革工坊都建在那裡,從此低薪的底層民眾與外來人員聚集,讓環境變得極其惡劣。

而惡劣的環境讓市政人員裹足,這裡又成了罪犯藏身和陰謀家籌劃的寶地,最終成為大家熟知的那個東區。進入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的崛起讓泰晤士河忙碌起來,於是倫敦人想在帝國最興盛的時候改造東區。以白教堂為核心的基礎建設快速的展開,那裡的生存環境似乎開始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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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東區碼頭


無解迷案

然而讓倫敦市政人員無語的是,雖然環境在變好,但東區的混亂絲毫沒有扭轉,這起發生在獨立庭院裡的密室謀殺狠狠打了他們一耳光。隨後關於這起案件的審判更揭露了一個相當醜陋的公眾偏見,針對愛爾蘭人的偏見。

瑪麗女士58歲的雜工詹姆斯·穆林斯(James Mullins)被抓了出來,這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男子,他機敏且善於表達,總是對人彬彬有禮,事實上穆林斯之前的職業就是警察。警方對他的指控沒有任何物理證據,很明顯維多利亞時期常年對愛爾蘭人“紅臉暴徒”的抹黑影響了警察的判斷,穆林斯是能夠接近瑪麗女士唯一的愛爾蘭人。

最終沒人願意聽一個愛爾蘭人的辯解,穆林斯被判處絞刑,公開處刑那天大約3萬人湧上紐蓋特,人們上躥下跳,以便能夠找到觀刑的最佳角度,甚至不惜對別人老拳相向。每看到這段資料吐槽機總是苦笑,冷血麻木的圍觀群眾竟然非我華夏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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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願意聽穆林斯的辯解


28年後的1888年,處於東區改造核心的白教堂連續發生了五起兇殺案,那個殺手不止屠戮同類,還屢次給報館和警局寫信挑釁。更難堪的是人性之惡似乎徹底被激發出來,上百封冒充兇手的信件洶湧而至,若干模仿犯罪也接踵而來。倫敦對東區的改造徹底失敗了,市政廳可以改造環境,但他們沒辦法改變人心,開膛手傑克輕易的戳穿了那個虛假的繁榮。

大約40年後,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創造者柯南道爾爵士拿起了當年的卷宗,對於瑪麗女士的死亡他也百思不得其解,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偵探小說家用盡全部的想象力也抓不住一丁點線索,於是這起案件又被稱為“難倒福爾摩斯的迷案”。

當然,柯南道爾爵士也並非毫無所得,在隨後發表的文章中他洗清穆林斯先生的嫌疑,清楚的證明以穆林斯的身高,如果重擊瑪麗女士頭部,傷痕的角度絕不可能是屍體呈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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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都無可奈何的迷案



至今那份手寫的警察記錄依然安靜的待在英國國家檔案館中,等待後人發掘迷案的真相,瑪麗·埃姆斯利死亡的庭院也還在,一茬又一茬的租客都把案件當做神秘都市傳說引為笑談。而今天的倫敦東區依然是英國最貧困的地方之一,似乎有些東西很難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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