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谋杀案说起,带你走进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东区

密室谋杀

1860年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是美好的一年,英法联军在中国的劫掠为他们带来大量财富,来自遥远东方神秘器物的价值一再刷新纪录。然而美好的感觉绝不属于伦敦警察,他们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杀人案,那是一起完美犯罪。

玛丽·埃姆斯利(Mary Emsley)是一位年满70岁的寡妇,居住在伦敦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格罗夫路(Grove Road),那是一座花园里可以种梨树的大庭院,院子里还有三层的小楼。从某种意义上说玛丽女士算一个“房姐”,她拥有大量房产,靠出租维持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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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埃姆斯利的画像


老太太是个很可怕的房东,只要租金稍微晚付几天,房客们就可能被扫地出门,故此她在自己大部分的房产内都不受欢迎。性格乖张的老人最终决定搬到东区这座独立庭院居住,因为独子和丈夫都已去世,她的家庭由养子、侄女和侄子构成。

与邻居不同的是老太太没有雇佣女仆和厨师,完全由自己操持着家务,每当太阳落山时,邻居们总能看见她坐在窗前,凝望着落日发呆。她还有一条众所周知的生活铁律,入夜后禁止任何人进入庭院,包括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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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庭院在1962年的照片


这年的8月,玛丽女士的一名员工注意到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老板,于是去询问了她的律师,深谙法律的律师则带着他来到警察局。在警察的陪伴下,两人强闯进了小楼,找遍所有卧室都没发现老太太的踪迹。最终警察用斧头砸开位于三层反锁的木材房(装没使用家具的房间),这才发现她的遗体。

玛丽女士的头部遭到重击,倒在木材房的地板上,手中还拿着一卷壁纸,遗体前方的墙壁上布满喷溅的血迹,显然是在给房间贴壁纸时遭到杀害。警察迅速搜索了整个房间,除了在地面找到半个站血的鞋印一无所获,侦破陷入停滞。

让伦敦警察感觉棘手的不止是证据不足,他们还需破解一个难题,凶手是怎么进入一个门被反锁又没有窗户的房间?连常用的逐户排查都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因为案发地点在伦敦东区,从不缺乏混乱和杀戮的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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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脚印


伦敦东区

其实在《理发师陶德》之类的哥特电影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英国人对东区的印象,永远充满阴霾的天空、肮脏而潮湿的街道、幽深且混乱的深巷,再加上面无表情的麻木行人。在那里从不缺乏扭曲的人性,更不缺少残酷的谋杀,那是伦敦最混乱的法外之地。

在那里“开膛手杰克”用杀戮展示了疯狂,在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丽齐也从东区泰晤士河中捞出那具尸体,揭开了人性最丑陋的一幕。即使到了20世纪,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依然把对华人最深的污蔑留在了东区的石灰屋。

时至今日,依然没人能够准确的定义东区的边界到底在哪,就如同人们也无法得知那里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通俗意义上说,伦敦中世纪古城墙以东、泰晤士河以北就是东区,大体上从中世纪之前这里就是堕民的聚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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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地标Aldgate Pump,东区象征性起点


伦敦东区第一次被记载于文献比许多人想象的晚,1720年英国著名记者和历史学家约翰·斯特里普(John Strype)才把它单独列为一个区域,在斯特里普的书中把伦敦分成四个部分,伦敦市、威斯敏斯特、南沃克和“城墙之外的部分”。

很多文献中对东区形成原因的推断很有趣,大多数人认为是风向成就了那里,因为伦敦的风向常年由西向东吹,而中世纪英国的制革业又非常原始,人们需要用尿液来软化硝制动物毛皮。为了避免伦敦被尿味熏陶,人们把最低贱的制革工坊都建在那里,从此低薪的底层民众与外来人员聚集,让环境变得极其恶劣。

而恶劣的环境让市政人员裹足,这里又成了罪犯藏身和阴谋家筹划的宝地,最终成为大家熟知的那个东区。进入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崛起让泰晤士河忙碌起来,于是伦敦人想在帝国最兴盛的时候改造东区。以白教堂为核心的基础建设快速的展开,那里的生存环境似乎开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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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东区码头


无解迷案

然而让伦敦市政人员无语的是,虽然环境在变好,但东区的混乱丝毫没有扭转,这起发生在独立庭院里的密室谋杀狠狠打了他们一耳光。随后关于这起案件的审判更揭露了一个相当丑陋的公众偏见,针对爱尔兰人的偏见。

玛丽女士58岁的杂工詹姆斯·穆林斯(James Mullins)被抓了出来,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他机敏且善于表达,总是对人彬彬有礼,事实上穆林斯之前的职业就是警察。警方对他的指控没有任何物理证据,很明显维多利亚时期常年对爱尔兰人“红脸暴徒”的抹黑影响了警察的判断,穆林斯是能够接近玛丽女士唯一的爱尔兰人。

最终没人愿意听一个爱尔兰人的辩解,穆林斯被判处绞刑,公开处刑那天大约3万人涌上纽盖特,人们上蹿下跳,以便能够找到观刑的最佳角度,甚至不惜对别人老拳相向。每看到这段资料吐槽机总是苦笑,冷血麻木的围观群众竟然非我华夏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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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愿意听穆林斯的辩解


28年后的1888年,处于东区改造核心的白教堂连续发生了五起凶杀案,那个杀手不止屠戮同类,还屡次给报馆和警局写信挑衅。更难堪的是人性之恶似乎彻底被激发出来,上百封冒充凶手的信件汹涌而至,若干模仿犯罪也接踵而来。伦敦对东区的改造彻底失败了,市政厅可以改造环境,但他们没办法改变人心,开膛手杰克轻易的戳穿了那个虚假的繁荣。

大约40年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爵士拿起了当年的卷宗,对于玛丽女士的死亡他也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侦探小说家用尽全部的想象力也抓不住一丁点线索,于是这起案件又被称为“难倒福尔摩斯的迷案”。

当然,柯南道尔爵士也并非毫无所得,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他洗清穆林斯先生的嫌疑,清楚的证明以穆林斯的身高,如果重击玛丽女士头部,伤痕的角度绝不可能是尸体呈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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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都无可奈何的迷案



至今那份手写的警察记录依然安静的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等待后人发掘迷案的真相,玛丽·埃姆斯利死亡的庭院也还在,一茬又一茬的租客都把案件当做神秘都市传说引为笑谈。而今天的伦敦东区依然是英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似乎有些东西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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