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古路坝
1937年，日寇犯我平津，多所大学被迫西迁，北京、清华、南开先至长沙，组临时大学，再转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今天津大学）三所大学先迁至西安，组西安临时大学。太原陷落，敌机轰炸古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汉中，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汉中共设6个学院，分置在城固、勉县、南郑三县。城固县古路坝教堂设工学院，后独立建校定名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借教堂房舍办学，长达9年，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即从这里起航。
古路坝与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共称抗战时期文化三坝。此三坝在当时有不同别称，成都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被称之为“天堂”。重庆沙坪坝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所在，物质条件也较为优越，被称作“人间”。古路坝所在地汉中，虽然自古气候温润，环境怡人，孕育了伟大的汉王朝，但在全球都在进入工业化的20世纪初，汉中还以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低下；加之北有秦岭，南屏巴山，交通落后，所以物资紧缺，且市价颇高，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被人们戏称为“地狱”。
古路坝其地
古路坝位于城固县城南12公里处的董家营乡，地处汉中盆地中央平坦地带与周边丘陵相接处，山地和平原在这里共存，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当地人民淳朴勤良。19世纪末，荷兰人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特点，设计、由当地人民施工建造了当时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正是这座教堂，为西北工学院的学子提供了校舍和宿舍。当地人民也积极参与，慷慨相助，不仅及时为学院提供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还在校外搭建50多米的街道，开设饭馆、茶肆、诊所、商店，以方便师生。支持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星火相延，蕴育出今天的西北工业大学。自1938年，国立西北工学院在古路坝建校，至1946年搬走，在战争时期为中国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抗日战场、讲坛、实验室、工厂都有他们的身影。
西北工学院旧址
星火燃起于逆境
曾求学于古路坝的傅恒志院士回忆起那段岁月这样说：“教室是泥房，教授上课经常没有粉笔。”当时，不仅教学用具短缺，学习用品更是严重匮乏，教科书普及率不及十分之一二，一本教材要供至多10个人共用。没有笔，学生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生活方面的物质贫乏状况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全国都缺衣少食，古路坝这样的偏远山村，远落后与全国平均水平。教室尚且是泥屋，宿舍当然不会更好。城固县博物馆中有一间当时学生宿舍的样板，不足10平米的室内仅摆放一架供八人就寝的上下铺、一张极其粗糙简陋的木桌而已，泥墙，青瓦，有毕业生说，大雨天气，还时常漏水。
物力维艰，却并没有变成学子们求知路上的绊脚石，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动力。图书馆时常人头攒动，抢座位、抢参考书俨然成为了学子们之间的竞赛行为。在上课之外，一切能挤出来的时间都被用来学习。“开夜车”和“开早车”成为了一种风尚。曾获国家最高科技奖，1941年入学的师昌绪老先生，与前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先生做过舍友，师老口述过这样一件往事：两人曾经竟然几个星期不见一面，原因是师老每天吃了晚饭就去教室看书学习，一直到夜里两三点钟回到宿舍，这时候，高老又已经出去学习了。教室里常年灯火达旦，照亮着黑夜中的古路坝。
1940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多，在离古路坝不远的七星寺设立一年级分院，学风随即传播于此。这样炽盛的学习氛围被人们看在眼里，口口相传，“坝上长夜”（古路坝夜读）、“七星灯火”（七星寺晚间学习的烛光）这样的文化景观说法不胫而走，一时传为美谈。
原西北工学院校舍
我看古路坝
西北工学院在古路坝的年代，正是中国惨遭日夷践踏的黑暗岁月，锦绣江山正在炮火中失去往日光辉，但这些枪炮声并没有吓退民族的莘莘学子，以攘夷安华为己任，以重建家园为目标，在神州大地的这一角落，古路坝上燃起知识救国的一点星星火。艰辛护持，多方相传，终在驱除倭寇以及后来建设新家园的过程中，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从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走出的青年才俊，不仅有抗日战场、国家建设岗位上的无名英雄，更有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原清华大学校长著名院士高景德、“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以及著名科学家史绍熙、李恒德、叶培大等这样璀璨耀眼的科技明星。
1946年，西北工学院各院校相继搬离，古路坝复归往日宁静，依旧掩映于群山与汉水之间。如今的古路坝还保留着部分原西北工学院用过的建筑，2003年在旧址上立碑纪念，由师昌绪老先生亲笔题词。在遭受日寇侵略的漫漫长夜，古路坝上夜读的烛光为中华民族的文教和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在青史留有一笔。而古路坝却没有以此来向世人炫耀自己的功绩，只是等待着人们揭开群山的面纱，穿过阵阵花香，把那些过往轻描淡写的讲与来者。
西北工业大学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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