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五零後，雖然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但那時的祖國百廢待興，與其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堵截下，國家一窮二白。
特別是1960年至1962年，由於“大躍進”“共產風”的左傾錯誤以及前蘇聯單方面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撕毀了幾百個協定和合同，並停止供應了所有的主要設備，雪上加霜的是，又逢上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國家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
國有難，民不安。全國千家萬戶都陷入了物質極其匱乏、勒緊腰帶過日子的困難境地。所以，我對於少年時代的記憶深刻，難以忘懷。
我的父母是上海解放前從蘇北逃災荒到上海謀生的。母親文盲，大字不識一個，所以以打零工為主，有一日，無一日的；父親在其妹夫的幫助下，稍識幾個字，挑貨郎擔走鄉穿巷，賣些針頭線腦，難以養家餬口。在1953年到1957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父親加入了集體所有制性質的供銷合作社，每個月三十元左右的工資，是全家唯一的靠得住的生活來源。
1961年，我11歲（虛歲）。因為那個年代都是八週歲才能上學，我正上小學三年級，學校放暑假前，被批准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少年先鋒隊，激動興奮，手舞足蹈。
那時候，我上有一個哥哥，下有兩個妹妹、兩個弟弟，兄弟姐妹六人，再加上一個在蘇北實在過不下去，守寡了幾十年的奶奶到上海投奔兒子（我父親），沒有上海戶籍，全家九口人，靠父親一人三十來元的收入和母親時有時無的臨工收入，全家入不敷出，境況可想而知。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又遇頂頭風。大哥小升初成績不佳，只能上位於五角場的財貿職業學校。在當時道路交通極其不便的情況下，必須住校讀書，也就是說增加了一筆獨立支出，父親收入的一半將用於大哥的就學。這無疑是給父母出了一道極大的難題，怎麼辦？大哥是家裡的老大，在老輩人的傳統裡，寧願虧待小的們，也不能虧欠了老大！於是，父母決定讓我暑假後停學！天哪！那時一學期的學費才5元、書費3元，連省得不能再省的文具費，就這區區不到十元錢，難倒了父母，以犧牲我的未來為代價，供大哥上學。
此時，母親在公社辦的草包廠踏草繩、編草包，實行計件制，每天一元錢左右收入。在父母要上班時，我抱著他們的腿，哭著、喊著：爸爸、媽媽，我要上學啊，我要讀書啊！他們甩開我，頭也不回。（他們一樣心如刀割！）那時，家面前的道路是石子路，上海人俗稱彈格路，高低不平，我追著他們，期望著他們能回心轉意。一個跟頭，摔倒在地，額頭碰在石子的稜角上，頓時血流滿面，鄰居的叔叔、阿姨們趕快把我送到醫院，縫了三針，至今我的大半輩子過去了，額頭上的傷疤隱隱約約還能看見。
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下，年僅11歲，營養又嚴重不足的我，不得已，為了上學，動起了與年齡極不相稱的腦筋，在不能偷，不能搶的條件下，試試幹一些小的“違法”，去“投機倒把”。再小的“投機倒把”也要本錢啊！向父母伸手，別說沒有，就是有，也不會答應我啊！幹什麼呢?販冰棍。
我先到街上的冷飲店打聽清楚了，上海光明食品廠出產的“光明牌”赤豆棒冰，零售價每根4分，一盒72根，合計2.88元；批發價2.44元/盒，但是需要工商部門的批發證照。我從哪兒去搞什麼證照,只有以零售價買下!
2.88元的錢從哪裡來？世上總是善人多，好人多。房東阿婆一直比較喜歡我，可能是少年的我乖巧懂事，也可能她看到房客家裡實在太貧寒了。所以，當我向房東阿婆提出借3元錢時，她就問了一句話：你幹什麼用？我告訴她，爸爸媽媽沒錢，開學後不讓我上學了，我要自己掙錢去上學。阿婆二話不說，給了我4塊錢，“你拿去，不要你還！”我對阿婆深深鞠了一躬：阿婆，我一定會還你的!
拿到了4元錢，回到家就做起了準備工作。找了媽媽買菜用的元寶籃，翻箱倒櫃找出來父母的棉襖，一件墊在籃子底部，一件準備蓋在冰棍盒子上，不讓冰棍融化掉。又把上學用的書包騰出來，作為裝錢的工具。一切就緒後，提上籃子，到街上冷飲店用2.88元買了一盒冰棍。零售價2.88元買的冰棍，當然再不能4分錢零售價賣出去，只有提高1分錢，才能賺錢。於是，懷著忐忑不安、膽小害怕的複雜心理，挽起籃子，直奔離鎮五里地外的農村，才敢開始叫賣。
說句實在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家家戶戶的日子都不是很好過的。要不是為了哄小孩，大人們是無論如何不捨得買根冰棍解暑的。但畢竟是農村，冰棍也是一個稀罕物。過去農村的勞動都是集體勞動，無論什麼農活，都是“一窩蜂”，有時候，只要有人開個頭，買個冰棍解渴，其他人再不捨得，限於面子也得來一根；更有家境條件稍微好點，人又豪爽仗義的，買上幾根冰棍請客。
盛夏的上海，在烈日下，大人們看到我一個個頭才1米出頭，臉被太陽曬得通紅，頭上又纏著紗布的兒童，憐憫之心油然而起，紛紛掏錢買我的冰棍，我手忙腳亂，收錢遞上冰棍。在走了兩三個村莊和田頭後，一盒冰棍一根沒化，全部賣了出去。
回到家，父母還沒下班呢。我把書包裡的錢一股腦兒地倒在床上，開始清點，心想著，要是我沒有算錯的話，72根冰棍怎麼著也能賺7角2分。我先將3元錢的本金點出來（其中1角2分是我作為找頭準備的），然後再清點餘下的錢就是今天賺的錢。可是點來點去，點了3遍，都不是7角2分錢，而是9角多錢，多了2角多錢。仔細想想，不是我少找給人家零錢，而是有些大爺大媽、叔叔阿姨在我手忙腳亂時，有意把一些零花錢丟在我的書包裡。好人啊！在大家普遍困難的情況下，還有這麼多好人、善人，真是天無絕我之路！
我見到房東阿婆，說：阿婆，今天我先還你2塊，剩下的明後天再還你，謝謝阿婆！
父母下班回來後，我把事情經過告訴了他們。當天晚上，我聽他們嘀嘀咕咕在商量什麼。
由於第一天的成功，給我帶來巨大的信心和燃起對上學的希望。第二天一早，我抓緊做暑假作業，臨近中午，我又按照昨天的模式，開始新的征程。
母親和父親商量後，辭去了社辦草包廠乾死累活不掙錢的活，請了一位老木匠，東找西拼了一些木板，做了兩隻分別能裝下兩盒冰棍的大木箱，一隻能裝下一盒冰棍的小木箱，木箱裡面襯著厚厚的棉墊，不透一點縫。
我想，各位看官明白，我母親也要肩挑兩隻大木箱下海了，小木箱就是為我做的。
父親在羅南供銷合作社又通過關係，搞到了兩張冰棍銷售證照，憑證照可按批發價進價，這樣一盒冰棍按零售價就可賺4角4分，但是每天必須早早的從羅店趕往三、四公里路外的羅南長浜進貨。於是我和母親兩人每天早早出門，步行到羅南長浜進貨後，母親挑著裝著4盒冰棍的擔子，我揹著裝著一盒冰棍的箱子，各自向深處的農村走去，還是按照每根5分的價格銷售。這樣，每銷售一盒冰棍的利潤由4角4分，一下子提高到1元1角6分。母親每天要頂著毒辣的太陽，不知道要走多少毫無遮蔽的鄉村小路，才能銷售完4盒冰棍，其艱辛程度不是我只有銷售一盒冰棍的孩童所能體驗的。但收入在當年也是非常可貴的，不僅使我上學有了希望，更重要的是，雖然每年只有五個月左右的銷售時間，還是極大地改善了家庭的經濟狀況。
有一次，待我和母親趕到羅南長浜時，冰棍已經批發完畢，只剩下雪糕。雪糕的批發價是7.2分，零售價是8分，同樣是72根/盒。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吃雪糕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在城鎮還有人消費；在農村，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未知數。既然已經到了，母親和我都不捨得浪費這一天時間，於是，媽媽只進了兩盒雪糕，我還是進了一盒雪糕。
這天天氣分外熱，擱到現在，別說一盒雪糕，再多都能賣完。然而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銷售出去一根雪糕，該是多麼不易。我走了比往常加倍的村莊和田頭，才銷售出去一半。更可怕的是，眼看前面一個比較大的村莊，走到邊上，才發現有條河擋住了去路，走到了河道里。那時上海的農村河流多而橋樑少，不熟悉道路的人就會像我一樣走進河套裡，從原路返回，繞半天才能走出來。這一繞不要緊，太長的時間，箱子裡的雪糕開始滴滴答答融化了。炎熱的天，加上我又急又怕，拼命趕路。到了村裡，簡直就是以哀求的口氣，求大爺大媽、阿姨叔叔們賣我的雪糕，別說加價了，雞蛋、小孩穿不下的衣服和鞋都可以換我的雪糕。第一次虧本的買賣，幼小的心靈那經受得住這樣的打擊，又累又餓的我終於堅持不住，一陣天昏地轉後摔倒在田埂邊，人事不知。
眼看天將黑下來，母親到家後，發現平時早早到家的我這天還沒有到家，頓感不妙，便通知父親趕快回來，邊求人沿著我過去常奔走的村莊尋找。幾經周折，終於在一戶農戶家中找到了我。原來這戶農戶收工回家，發現了人事不知的我，知道中暑了，趕快用毛巾沾溼井水後敷在我的額頭降溫，用“十滴水”灌我，讓我慢慢清醒過來。（十滴水是上世紀上海最常用的防暑藥品）經歷了這一場變故，母親決定，以後寧願白跑一次，也不再進雪糕販賣了，錢重要，命更重要！
從這年（1961年）暑假開始，一直到1968年10月，我插隊落戶到農村，才結束了每年五個月左右的“小販”生意。少年時代的這段經歷，為父母，更為自己，走出了一條通向未來的路。
倪東昇，男，出生於1951年7月，祖籍：江蘇，出生上海。文化程度：大專。政治面貌：中共黨員。職稱：政工師。
關於寫作：首先自己不是專業作者，只是比較喜歡文學，塗鴉而已。從插隊落戶第二年1969年起，經常投一些豆腐乾文章到報刊，並兼任公社“土記者”。參加工作後，當工人期間，基本無任何創作。提幹後，無論在甘肅、回上海後，在企業主要是常用文體寫作。真正激發自己寫作動能的是在2008年參加全國安全月活動中，我的《給徒弟的一封信》獲得上海市地區二等獎，並以此文為劇本，區安監局、文廣局拍攝成安全宣傳片。
2009年提前一年退休後，為了消磨時間，時不時的塗鴉一下。2017年《釣蟹趣事》作為第一篇文學作品發表在《寶山文藝》上，《遠方的友人》、《幸福的回憶》被選為寶山“百篇文學作品"。其餘的都是生成為美篇文章供朋友們取樂，《重回石堡子》獲4600閱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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