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後疫情時代,企業家走出低谷全靠這一點

來源:華章管理(ID:hzbook_gl)

目前,我國已進入抗“疫”的下半場,主要任務是防疫和加快經濟恢復。這個時候,企業家們也在思考下一步的戰略和方向,我推薦大家讀一下德魯克先生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這本書。

在後疫情時代,我們可能更要靠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帶領我們走出低谷、再創繁榮。

宋志平:后疫情时代,企业家走出低谷全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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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創新型經濟

在經濟學裡有個康德拉夫季耶夫長週期理論,意思是說經濟是每50年一個週期。

按照這個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從1945~1965年經歷了20年繁榮,之後開始出現衰退;而美國的情況卻完全相反,1965~1985年,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就業人數從7000萬增加到1.1億,也就是說增加了4000萬人的就業。

德魯克先生經過研究發現,創造這個奇蹟的是企業家創新,是美國的創新型經濟取代了管制型經濟,這也是為什麼德魯克先生寫《創新與企業家精神》這本書的原因。

或許,當時德魯克先生也想像他1954年寫的《管理的實踐》把管理提升為學科一樣,他也想把創新提升為一門學科。

一提到創新,大家可能立刻就會想到高科技。

確實,每次重大的科技突破都會帶來眾多的創新,但德魯先生認為高科技對創新的貢獻率只有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的貢獻來源於中科技、低科技、零科技,他指出像麥當勞沒有太多的科技,但這種連鎖經營的商業模式創新創造了巨大價值。

創新的核心是創造價值,是為客戶創造價值,通過這個過程達到充分就業和經濟繁榮。

我們的鄰居日本,在經歷1960年以後的高速發展後,到1990年後經濟泡沫破滅。

在經歷失去的20年後,帶領日本走出低谷的也是創新型經濟,在今天日本很多企業都完成了產業轉型,在全球十幾個重要產業領域中,排在前三名的均有日本企業。

對比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們也會發現同樣的規律。如果我們把鄧小平南巡的1992年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起點,到2012年的20年間,我國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的階段。

從2012年開始,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調整期,在這個調整期,我們的對策也是大力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創新型經濟。

正當我國抵禦經濟下行壓力、全力轉型升級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正面襲擊了我國經濟和企業。

在整個抗“疫”和復產中,我們發現創新型經濟成為中流砥柱,而且疫情又催生了我國創新型經濟的發展,可以預料的是後疫情時代一定是一個創新型經濟時代。

2

-THE SECOND-

有目的的創新

德魯克先生認為創新來源於實踐,而不是哪些人的靈光乍現,創新方法是可以學習的。同時,他提倡有目的的創新,反對盲目的創新,他認為有目的的創新可以降低90%的風險。他也提倡創新要研究別人的經驗教訓,像愛迪生做燈泡,事實上,在他做燈泡之前,別人已經完成了90%的工作,即使這樣愛迪生還是做了6000次試驗才把燈泡做出來。

在我們的創新實踐中,確實有不少企業做了一些盲目的創新,不但沒有為企業創造價值,反而讓企業遭受巨大損失。

有時在我的管理課上,不少學員對於有目的的創新還是難以接受的,認為創新就是要甘冒失敗的風險。但德魯克先生認為,甘冒風險不應是企業家選項,迴避風險、重視機遇才是企業家明智的選擇。

德魯克先生還認為,創新的成功要有良好的管理做保障。他仍以愛迪生舉例,愛迪生是個天才發明家,也很吸引投資人,但他認為企業就是技術加資金而忽視管理,結果搞得企業一塌糊塗,最後被投資人踢了出去,這家企業就是現在的通用電氣公司。

以前和中關村創業板公司CEO交流時,我希望他們做科技型企業,把技術做成商品,不要動不動就開工廠,開工廠搞管理不見得是技術人員的長項。

德魯克先生不僅重視中小企業創新,還重視大企業創新,但他認為很多重大創新確實不是大企業做成的。

汽車時代來臨,鐵路公司一股腦都去做汽車,卻是福特公司把汽車造出來;飛機時代來臨,汽車公司也都來造飛機,但飛機最後是由麥道和波音做了出來。他也列舉了3M和強生等大企業一路不斷創新發展的例子,並指出大企業不創新的說法是錯誤的。在這一點上,他和諾獎獲得者費爾普斯不同,費爾普斯在他的《大繁榮》一書中提出只有中小企業創新,大企業不創新。

德魯克先生對於持續性創新也很重視。

不少人覺得10年後自己公司90%的收入來源於新產品,而10年後公司90%的收入卻仍來源於老產品。他主張做新產品開發和創新的團隊應另起爐灶,這一點倒是和克里斯坦森1997年在《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相同。我認為,德魯克這些創新觀點對我們很有指導意義。

3

-THE THIRD-

迎接企業家時代

何謂企業家?熊彼特在1912年《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說企業家是創新和冒險的人,而時隔70多年後德魯克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卻說,企業家是創新並創造了價值的人,他不認為企業家會甘冒風險,而是善於捕抓機遇。

其實,熊彼特和德魯克都沒錯,只是熊彼特那個時代是工業革命時代,機會很多,成功率也高,敢於冒險就會成功;而到了1985年,西方國家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這個時候的創新就必須要進行有目的的創新。這有點像我們改革開放初期企業家的成功主要靠膽商,而現在卻主要靠智商。

德魯克還對大家提出了忠告,他認為高福利社會坐吃山空,不可持續,只有企業家社會才是一個創造財富的社會,只有創造財富才能帶來社會富利。2012年,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驗證了德魯克先生的這一判斷。

我國現有註冊公司制企業3000多萬家,還有7000多萬家個體工商戶,加起來有上億個經濟體,大企業頂天立地,中小微企業鋪天蓋地,有海量的企業家。

習近平總書記說“市場的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

可以說我國已經進入企業家時代,企業家精神也是我們戰勝包括疫情在內的各種風險的法寶,我們應該對此充滿信心。

宋志平是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的“雙料會長”。在40年傳奇企業歷程中,他從技術員到央企掌門人,數次將身陷絕境的困難企業改造成全球領軍者,先後推動8家央企重組,整合上千家民營企業,成功帶出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兩家世界500強。他常年致力於企業經營管理和國企改革創新,出版十多部專著,為業界貢獻大量成功企業思想和經驗,被譽為中國“企業思想家”。

END

編輯|思洋 校對|堅果 視覺|牛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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