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佩服一生的“千古第一奇丐”，確實令人高山仰止歷史頭條網

陶行知佩服一生的“千古第一奇丐”，確實令人高山仰止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畢生推行平民教育、大眾教育。他的青年時代，先後在美國依利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求學。

在哥大，他師從提倡“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

杜威的思想，對學生胡適、陶行知影響深遠。

陶行知像

1916年，25歲的陶行知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後來創辦曉莊學校。

喝過“洋墨水”的知識分子陶行知，對清末一個山東乞丐極為推崇。

陶行知不僅在各種場合大力褒揚這名乞丐，還身體力行號召學習乞丐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到好奇。

1922年，陶行知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報告中說：

“我們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們眼前所掛的是武訓的遺像……世人以為無錢可以不辦學，但武訓不這樣想，他說就是窮到討飯也要辦教育，他是已經照這話實行的。武訓死了，他的辦學精神是永不死的。”

陶行知所提的“武訓”，便是清末山東以乞討興辦義學的奇丐武訓。

千古第一奇丐——武訓，乞討只為辦學

武訓1838年出生于山東聊城冠縣柳林鎮武家莊。

他7歲喪父，幼年即以乞討為生。14歲後多次外出作傭工，卻因不識字而屢受欺侮。僱主甚至作假帳欺騙，謊稱他已支取3年的工資。武訓憤怒爭辯，卻反被誣為“訛賴”，遭到毒打。憂憤交加的武訓患上怪病，竟不食不語3日有餘。

病癒後的武訓，悟出了一些道理。他認定窮人不讀書，終究要吃盡文盲的苦。

他作了個怪異的決定：一邊賣藝乞討，一邊籌資理財，用行乞的資金辦義學，讓窮孩子有書讀。

功夫不負有心人，到30歲時，他竟然已經在館陶、臨清等3地置有良田300餘畝。

有了錢的武訓沒忘記自己的初心。

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在當地開明鄉紳楊樹坊的幫助下，於故鄉柳林鎮創辦崇賢義塾。

武訓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上學。當年招生50餘名，分蒙班和經班，不收學費，經費從武訓置辦的學田中支出。每逢開學時，武訓先拜教師，次拜學生。置宴招待教師，請當地紳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即去。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事的塾師，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塾師，跪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在武訓的感召下，義塾師生無不嚴守學規，努力上進。

次年他又與僧人了徵在館陶楊二莊創辦義塾。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他與施善政在臨清創辦了御史巷義塾。

武訓乞討辦學的事蹟很快風聞周邊，就連山東巡撫張曜也大為驚奇。巡撫有感於武訓的精神，特意捐資200兩扶助義學，還下令免徵學田的錢糧徭役。

在張曜的請求下，光緒帝頒給武訓“樂善好施”匾額，授以“義學正”的名號，更賞穿黃馬褂。

御史巷義塾創辦的當年，武訓在義學朗朗讀書聲中含笑病逝。

十年之後，清廷將武訓業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併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訓的業績受到世人的欽敬，武訓名聲由此大振，事蹟也廣為傳播。

武訓像

陶行知對武訓也是欽佩有加。他每到一處，便極力提倡武訓精神。

1923年，他在《平民千字課》裡強調：“武訓雖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萬年的。如果我們個個都有武訓的精神，還怕國家不進步嗎？”

1940年，正是抗日戰爭的危急關頭。陶行知號召社會學習武訓，辦教育不怕任何困難，爭取做集體的新武訓。他痛心疾首地說：

“中國不能等待數十年出一位武訓。”1941年，他在重慶育才學校向師生宣佈：“我決心要跟武訓學，我們要做一個集體的新武訓。” 1942年，他給夫人寫信說：“武訓為興學而生，為興學而死。一切為興學，興學為苦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之生是苦孩的幸福，他之死是苦孩的損失。” 1943年，他在《武訓先生誕辰——致育才之友及生活教育社同志》信中說，武訓是“普及教育之先導，私人興學之表率”。1945年，陶行知發表《把武訓先生解放出來》，再次提倡武訓精神。

陶行知提倡學習武訓，但並非要一板一眼模仿，而是領悟實踐武訓不怕困難的精神。

他在《再版跋》和《談武訓精神》中指出：

“我常說武訓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個無、四個有來表現它。他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但他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是因為他的四個有：一、他有合於大眾需要的宏願；二、他有合於自己能力的辦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他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因為他有這四個法寶，他不但以一個乞丐辦了三個學校，而且他的三個學校經過千災萬難還一直存在到現在，而且還會存在於無限之將來，而且還會於不知不覺之中影響改變千千萬萬有志之士，跳出自己之小圈而致力於大群之幸福。”

就是這樣一位在當時被視為“完人”的千古奇丐，在1950年代之後卻遭受到了無休止的批判。

1950年，由著名演員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遭到嚴重的批判，而武訓也成為“不知反抗，卻幫助封建統治階級培養師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