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1907-1998）先生
自我國近代史學創建以來，鄧廣銘(恭三，1907～1998)先生是對於宋代歷史研究貢獻最大的學者。他提出了關於宋代歷史的一系列核心議題，對其中許多專題展開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學術觀點至今仍難被超越。他的研究更旁及遼、金歷史，並提出了構建“大宋史”學術體系的主張。他的這些學術貢獻推動著這一研究領域學科體系的建立。鄧廣銘先生在這一學術領域作為組織者與推動者的歷史地位，無人能及。
自鄧廣銘先生仙逝以來，回憶、討論他的學術貢獻的文章已有不少。其中尤以劉浦江教授《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一文最為全面(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23頁)。本文不欲重複師友們已經討論指出的那些事實，試圖僅就當年親聆師訓的體會，對鄧廣銘先生的學術風格，談一些自己的認識。
一、特立獨行，志在高遠
恭三先生曾不止一次表示，他這一生幸運之處，在於一生處於北京大學這個全國最重要的人文學科中心。1932年暑假，先生考取北大，進入史學系，當時的北大文學院，大師雲集，令人有“天下之學術聚乎北大”之感，先生恰逢其盛(鄧廣銘：《自述》，《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0頁)。從此，除去短暫幾年離開，先生一生工作、生活於北大，身處全國的學術中心。與此同時，他得到了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學術大師在“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直接的言傳身教。這三位中間，他認為自己受傅斯年的影響最大。正是傅斯年，一直促使他“攻治宋史，為中國史學界填補一個空白點”(鄧廣銘：《自述》，《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第410頁)。先生評價傅斯年具有作為一個“偉大學人恢宏的風度、弘通的見地、敏銳的思想、篤實的踐履，無一不是足以為人師表”(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見《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第326頁)。所以，其影響是全面而且深刻的。這些，無疑都是先生學術生平中極為重要的外部條件，它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其學術發展所必需的資源支撐。不過，具有決定意義的，還在於先生異於常人的天資秉賦與精神意志。
先生在他的《鄧廣銘治史叢稿·自序》中，曾引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中)》之語：“由漢代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他歸納說，依據章氏之論，每一個從事撰述的人，“一是必須具備獨到的見解，二是必須具備考索的功力”。所以，“獨到的見解”，或曰“獨斷之學”，可以說是先生一生的終極追求。
胡適對鄧廣銘本科畢業論文《陳亮傳》的批語
儘管如此，立意高遠者眾矣，行之有恆而又卓有成效者則寡。稟賦之外，精神意志實系最為難得的力量。先生一生特立獨行，從他少年求學之時就有所表現，後來矢志進北大攻讀文史，一次不成，再接再厲。直至晚年，其對於自己學術觀點之堅持，對人云亦云現象之鄙夷，都體現了他對於“奄然媚世為鄉愿”作風的深惡痛絕。他回憶恩師傅斯年，記述自己進北大後第一次聽傅斯年的課，卻直言：“那堂課他講得雜亂無章。”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先生(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見《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第301頁)。所以他特別鍾情於曾自稱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鄧廣銘校勘：《陳亮集(增訂本)》卷二七《又甲辰書》，見《鄧廣銘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9頁)本領的南宋思想家陳亮，稱讚他“堪稱特立獨行”。自從在胡適的指導下撰寫了大學畢業論文《陳龍川傳》以後，直至晚年，先生一直都關注研究陳亮。他大概覺得這個歷史人物與自己“性情相投”吧。
先生特立獨行的性格影響到他的學術，還造就了他的論戰風格。在學術問題上力求明辨是非，絕不含糊。所以陳智超先生說他是“寫作六十年，論戰一甲子”(陳智超：《崇高的責任感》，見《仰止集──紀念鄧廣銘先生》，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57頁) 。
二、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說到治史的思想方法，先生十分重視辯證唯物主義作為治史指導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我看來，他對於自己對這一理論工具的理解水平，可以說是相當自信的。記得有一次我陪著他從北大朗潤園十公寓走到二院歷史系辦公室去，一路上他給我解釋在經濟史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涵義，例如關於官田與國有土地的概念差異等等。他告訴我，不能只讀後人所寫的史學理論的書，應該更多地閱讀經典作家的原著。當時我就想，那些在1958年雙反運動中批判先生的人，說他提出來的治史“四把鑰匙”唯獨不提馬克思主義，所以是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雲雲，真是胡鬧。
先生之所以重視辯證唯物主義，有著自共和國成立以來政治大環境對他們那一輩學人多方面影響的因素在，可以理解。但絕不止於此。他評價傅斯年先生的講課，說是“顯示了他對古今中外學術的融會貫通”，“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開辭了這些方面的新世界”(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見《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第311頁)。我想，這其實也反映了先生自己治學的旨趣。那就是：舉凡有助於治史的所有現代學問，都在其關心之列。有一次在先生家裡，他向我介紹現代社會學有關某一問題研究的發展史，娓娓道來，簡要清晰，當時我驚歎極了。在先生看來，辯證唯物主義大概是所有“現代學問”中最重要的一種吧。
1938年，鄧廣銘致傅斯年先生的信函手跡
關於治學的路子，先生一向強調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當然體現了胡適對他的影響。先生一生治史，就是遵循這樣的路徑。他在晚年對於未能寫出一部詳贍豐實的遼宋金史，曾多次表示遺憾(《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頁)。實際上由他執筆撰寫的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遼宋金部分，就已經相當“詳贍豐實”。此外，他的那些專題性論著，例如人物傳記，無論是北宋的王安石，還是南宋的岳飛，雖說只是圍繞一個人物來落筆撰述，其所關心的卻是那個人物所生活的整個歷史時期，都是以點帶面，以一部人物傳記來描寫一個時代，這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治學方法的經典例子。
先生授徒，當然也傳授這樣的治學路徑。
當我進北大時，先生已不再正式開課，我主要是通過定期向先生彙報讀書心得，與他討論，來得到他的指導。從大處著眼，在細微處入手，可以說正是我從先生那兒所學到的幾項最重要原則之一。記得有一次我到他那兒彙報讀書心得，那幾天我正在讀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先生問我有哪些發現，我提到了對書中所記關於南宋某一地方官設置問題的一個歸納性看法。不料先生說：這不過是一個支節而已，讀書應該關心大問題，從大處著眼，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一番話，對我的觸動很大，在我的腦子裡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到今天我自己教書時，總是把先生的這一番話，作為讀書的一大訣竅，告訴學生。細想起來，先生在中國古代史領域所強調的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說無不是從大處著眼而提出來的。具體落實到整個宋史研究領域，先生一再強調不應該孤立地研究趙宋王朝，而應該對當時中國地域所存在的遼宋金夏幾個政權同時展開研究，要研究“大宋史”，不應該侷限於“小宋史”，就是一個例證。
三、考索之功，基礎至上
在“獨斷之學”之外，實際的研究方法，就是“考索之功”了。在這一方面，先生尤其強調辨析歷史資料功夫的重要性。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就深受傅斯年“史學即是史料學”之說的影響，晚年時他曾回憶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 (歐陽哲生：《鄧廣銘教授談治學和歷史研究》，《群言》1994年第9期，第21頁)1956年，他在北大的課堂上公開提出研究中國歷史有四把鑰匙的說法，其要點，就是強調職官、地理、目錄、年代這四個方面的知識，是深入分析與解讀存世歷史資料的鑰匙。
所以他認為：“每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首先必須能夠很好地完成蒐集史料，解析史料，鑑定其真偽，考明其作者及其寫成的時間，比對其與其他記載的異同和精粗，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基礎工作。只有把這些基礎工作做好，才不致被龐雜混亂的記載迷惑了視覺和認知能力而陷身於誤區，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於史實的真相。”(《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第8頁。)
鄧廣銘《王安石》各版次書影
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符合或接近於史實的真像”，以極大的努力來從事整理研究歷史文獻工作，可謂貫穿著先生整個學術生涯。當先生從事史學研究的初期，在關於辛棄疾以及他的稼軒詞研究之外，奠定了先生在宋史研究領域領軍人物地位的，就是他所做的關於《宋史》的整理研究工作了。如劉浦江教授所已經指出的，“從他1941年7月8日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來看，他當時似乎有一個對《宋史》全書進行通盤考訂的龐大計劃”(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18～119頁)。先生在給傅斯年信中這麼說：“單論《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絕非三二年內之所可理董畢事者，並本紀、列傳、世家等計之，勢須視為畢生之業矣。”(轉摘自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當時，這個計劃的主要成果，就是從1940年底至1942年春，先生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完成發表的《宋史職官志考證》《宋史刑法志考證》以及王欽若、劉恕諸傳的考證文字(見《鄧廣銘全集》第十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正是這篇《宋史職官志考證》，贏得了陳寅恪先生“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這樣的高度評價(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
除了這幾篇後來發表的考訂《宋史》的論文外，實際上先生還對《食貨志》《河渠志》與《兵志》開始了考訂工作，可惜後來因種種因素的影響，未能完成。不過他對整理歷史文獻工作的關注，直至晚年，從未放鬆。
更重要的是，綜觀而言，可以發現，從考訂《宋史》開始，先生一生所關注整理的，都是宋代一些核心的歷史文獻。這一方面反映著先生對宋代歷史文獻的總體認識，另一方面，當然更體現了先生治學之統攬全局、高屋建瓴的學術視野。這大概也是他所強調的從大處著眼的另一個體現吧。《宋史》之外，先生數十年一直關注、整理的另一部史書，就是可謂關乎兩宋之際史事最重要的歷史文獻，即徐夢莘的《三朝北盟彙編》。此書最後由劉浦江教授協助先生完成整理工作。此外，20世紀80年代，先生還與張希清教授合作整理了司馬光的《涑水記聞》，並推動對南宋趙汝愚所編《國朝諸臣奏議》的整理工作。這兩部書都是關於北宋政治史的核心文獻。記得當年先生為了訓練研究生們的基本功，特別指示按《國朝諸臣奏議》的行款印刷一批稿紙，命研究生每人負責點校兩卷，必須先在稿紙之上錄文，初校，審驗合格後，再過錄到正文上去。後來，先生又開始關注南宋後期的史籍問題，認為應該整理《宋季三朝政要》與《宋史全文》這兩部於南宋後期史事最重要的編年史書，但可惜都來不及去做了。
四、解析史料，重在批判
說實話，在我當學生的那些年，重視歷史資料考辨的老一輩學者不在少數。那麼，先生的“考索之功”有哪些過人之處呢?他指導我從事關於宋代貨幣地租問題研究的例子，非常能說明問題。
我在碩士生時期，就一直關注宋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所以先生在我入學後，與我談論當時宋史研究概況，經常提到有關宋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具體問題：在宋代的存世文獻中，記載有不少農民以錢幣交納地租現象，因此有一些學者有專文討論，認為宋代出現了貨幣地租，意義重大。但是，先生卻認為那些記載所反映的並非貨幣地租。起初我並未在意，後來慢慢領悟到這是先生在向我佈置任務，才專心鑽研起來。後來我從其他師兄弟處瞭解到，他們每人都有過這樣的被“命題作文”的經歷，才體會到這實際上是先生培養學生的一個辦法：通過命題作文，一步步地將學生引入史學之門，手把手地教給他們做具體研究工作的基本功。同時，先生也有意通過論文寫作，看看新入門的弟子到底是否可堪造就。先生看重的是學生的實際研究能力，而不是他們考試的成績。
1936年鄧廣銘畢業成績審查表
說到那次關於宋代“貨幣地租”問題的研究過程，起初差不多可以說近乎“痛苦”。因為，在宋代的文獻中，關於農民拿錢幣交納地租現象的記載還是不少的。錢不就是“貨幣”嗎?可是老師為什麼明確說這種現象不是“貨幣地租”呢?嚴師面前我不敢質疑，只能自己痛苦地思索。記得一天有個師兄問我：你那貨幣地租寫得怎樣了?我答道：“書上讀到的例子越來越多，正頭大著呢。”後來沒辦法，只能一條一條資料細細琢磨。讀得細了以後，慢慢地就看出一些門道來了。雖然那些文獻表面上都記載了宋代的農民拿著錢去交租，但每則記載所反映的具體情況都有所不同。也就是，農民如何以及因何以錢交租，是需要分析一番的。就拿文獻中記載最多的關於當時承佃官田的農民以錢交租現象來說，基本上都並不是因為農民的生產經營已經商品化了，在收穫後將農產品出售，所以自然地拿錢交租，而是出於官府的條文規定，被動地售谷交錢租的。換句話講，宋代承佃官田農民的以錢交地租，主要原因出於政府財政調撥的需要，並不是農民的生產已經商品化了。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這兩種現象存在著相當大的性質差異。其他零星的一些關於民田地租交納錢幣的記載，其背後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原因。所以文字記載表面看似相同的現象，必須經過一番“考索”，才能發現隱藏其背後的不同歷史真相。
經過“考索”文獻記載所得出的這一認識，再結合先生關於經典作家一些論述對我的指點，就為我解決“貨幣地租”這一難題打開了一扇門。因為，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概念界定，貨幣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後形式”和“解體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99頁。馬克思關於地租形態的闡述，參見《資本論》第47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1～917頁)。在馬克思看來，當農民經常性地以貨幣的形式交納地租時，說明他們生產經營的方式已經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已經從原先很少與市場發生聯繫的自給自足形態，轉向了主要以出售自己的產品以換取貨幣、並從市場購買其他生產與生活資料的商品生產形態。可以講，由貨幣地租所反映的農民的生產經營，已經接近於資本主義農業形態了。因此，馬克思所說的“貨幣地租”，是具有相當明確的理論預設的一個概念。換句話說，在中文詞彙中，“貨幣地租”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特定涵義的理論概念，並非凡是拿錢交租，就可以被稱之“貨幣地租”的。事實上，當時幾篇討論宋代“貨幣地租”的專文，也正是試圖依據經典作家對這個概念的理論預設，來表達自己對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可能達到了“封建社會”的“解體形式”的判斷。
於是，經過對相關文獻記載的這一番“考索”，釐清宋代那些農民的實際生產形態基本上仍屬自給自足，所以他們以錢幣交納地租，當然也就不能被視作封建地租的“最後形式”和“解體形式”，不應稱之為“貨幣地租”了。我依據宋人的習慣，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將它們稱為“錢租”與“折錢租”。論文經過一番修改，最後成稿，得到了先生的讚許。
這個例子所反映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就是先生一直強調的，對於經典作家提出來的理論方法，應該力求掌握其精髓，杜絕教條主義的生搬硬套。先生稱自己的論著“絕無代任何一位聖賢立言的教條主義的八股文式的作品”，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他那篇曾經引起史學界一場討論的論文《唐宋莊園制度質疑》，就是一個典範。
若僅就“考索之功”這方面來闡發，可見先生眼中的“解析史料”，則是基於文本批判的精神，力圖透過文字的表象，以探求隱藏其背後的真相。正如先生研究岳飛，分析、考辨相關的歷史文獻，指出其中不少記載出自岳珂的虛構：“岳珂之生上距岳飛之死已及四十餘年，而當其執筆寫此傳記之時，上距岳飛之死則已幾近六十年。不論岳飛生時的部屬或友輩，全不會猶有存者，調查訪問自無可能。特別是岳飛渡江南下前的一段歷史，更莫可蹤跡。然而岳珂竟充分馳騁其孝子慈孫的用心，全憑想象而把這一大段空白進行了詳細的填補。”(《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第9～10頁)這種從文本的形成過程、從作者的心理與立場出發，來從根本上解構文本的方法，不能不說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乾嘉考據學派基本侷限於文本比勘的格局。所以，先生才會批評一些未能分辨考析、對可疑歷史文獻失於輕信的研究者，說他們是“由於思想方法沒有受到科學洗禮所致”。(《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第11頁)可見先生雖然並未使用一些時髦的詞彙——實際上他十分反對那種沒有真才實學、只靠賣弄一些舶來品混日子的風氣，他的“考索之功”卻無疑是具有“後現代”意味的。
1948年6月15日，北大校長鬍適與出席泰戈爾畫展的來賓在孑民堂前留影。右六胡適，三排左五為鄧廣銘。
前面所舉的這些例子，似乎多少隻關乎治史的“技術操作”層面。如果更宏觀一點來講，受業於恭三先生，總體上有什麼異於常人的感受呢?記得就我與他的接觸而言，未曾見他用過什麼資料卡片，但向他討教問題，他總會告訴你，這個問題最重要的記載在哪本書裡。當年我曾十分驚歎先生的飽學與異於常人的記憶力。現在想來，我這樣的理解多少還是有點囿於“技術”的。相比於資料的出處、文獻的比勘，或者某些具體史事的梳理，更為重要的可能還在於先生對於中國歷史全局的掌握，在於他視野的寬度與高度。唯其如此，才可能在眾多史籍與複雜史事中敏銳地抓住問題的關鍵。
五、文史交融，研敘並舉
週一良先生曾這樣評價恭三先生的學術成就：“與一般史學家不同的一點是，他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他的幾本傳記，像《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等等，都是一流的史書，表現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當代研究斷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這一段歷史，又能寫這一段歷史。”(週一良：《紀念鄧先生》，《仰止集──紀念鄧廣銘先生》，第37頁。)這主要指的是先生的史筆，既能從事重在深入分析的專題研究，也擅長於通過討論一些特定的專題與歷史人物，來敘述與之相關的那一段人類歷史活動的全貎。其中的代表作，當然就是先生一生中最主要作品四傳二譜，即《陳龍川傳》《辛棄疾(稼軒)傳》《岳飛傳》《王安石》和《韓世忠年譜》《辛稼軒年譜》。
我國的學術傳統，自乾嘉以來，注重文獻考辨，學者沉迷於尋章摘句，多成魚蟲記問之學，與司馬氏以“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抱負，成“無韻之離騷”鴻篇的境界，早已南轅北轍。近代史學形成以來，又深受社會科學式研究方法的影響，強調將人類的歷史社會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側面分解開來，從事專題討論。關於這些專題的歷史解釋雖然得以深入，由這些解釋構建起來的歷史場景卻變得支離破碎，全成了一些技術性詞彙的堆砌，歷史的美感盡失，人類歷史活動絢麗多彩的全景難得一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史學研究雖然不斷深入，由史學家撰寫的歷史讀物卻味同嚼蠟，少有人問津的尷尬局面。所以現在已有學者開始呼籲史學應該回歸其敘事的功能。
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在其同輩學人中間，先生的學術風格顯示出了獨特之處，“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據先生自述，說他自青年時代讀了羅曼·羅蘭的傳記作品後，就“動了要寫一組中國的英雄人物傳記的念頭”；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學系後，“我就發願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馬遷寫《史記》那樣，用文學體裁寫歷史”(歐陽哲生：《鄧廣銘教授談治學和歷史研究》，《群言》1994年第9期，第20頁)。後來他就讀北京大學史學系，在選修了胡適的“傳記文學習作”課後，完成畢業論文《陳龍川傳》，胡適評價“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鄧廣銘：《漫談我和胡適之先生的關係》，《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第269頁)，即點出了先生的文筆具有“文史融合在一起”的特點。從此之後，先生走上了譜記史學的道路，一發不可收拾，其豐碩成果就是四傳二譜。尤其是《稼軒詞編年箋註》與岳飛、王安石兩部傳記，成就了先生在中國史壇的崇高地位。這幾部著作不僅充分表現了先生在史學研究方面非同常人的見解，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更成為史學著作中的暢銷書，擁有眾多讀者。也因此，先生在指導學生過程中，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書寫能力，也就可以理解了。用先生的話來講，是不求辭藻華麗，但至少做到語句簡潔通順，辭能達意。
“文史融合在一起”，不僅道出了先生撰述的特點，也體現著他授課的風采。1943年7月，先生被聘為復旦大學史地系副教授，他在復旦講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課“中國通史”頗受學生歡迎，無疑是與他的授課風格既具有專題研究式的深邃精到，又能文史交融地展現人類歷史活動的豐富精彩有關。因此，兩年後他就很快晉升為教授。餘生也晚，未能親身聆聽先生的授課，但從幾次在學術會議中聽他精彩的報告，以及無數次在先生家的客廳裡享受他神采奕奕的高談闊論，可以想見先生當年在課堂上的風采。
20世紀20年代末，鄧廣銘與竇珍茹結婚照
異於常人的學識與視野，並不是僅靠基於書本的“飽學”所能獲得的。現在人們看歷史學家，無非視為書生而已。對於常人之材來說，或者不誤，若關乎高明之士，則實為大謬。史學研究與某些社會科學分支不一樣，它不是將人類社會結構分解開來，僅僅討論它的一個側面，往往只停留在“技術”的層面，而是相反，試圖將它綜合起來作全面觀察，以探尋關於史事發展的因果關係。更何況，史學家還必須面對存世的歷史資料殘缺不齊的現實，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的信息，細心體會，冷靜觀察，洞明世事，客觀通達。這時候，氣度與眼界就遠比學識為重要了。視古猶今，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傑出的史學家往往也是當代社會高明的批判者的原因。這種氣度與眼界，雖說不是全憑稟賦，卻也不見得是每一個史學家都有相應歷練機遇的。現在北大的師友們談起恭三先生，對於他當年創辦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時所表現的眼光、氣度與幹練，無不歎服。我常想，這大概與先生長期在傅斯年、胡適、陳寅恪那幾位大師身邊的耳濡目染，以及一生所經過的難得的世事歷練分不開的吧。鄧小南教授在談到自己的父親時曾這樣說：“我覺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樣的學界領袖的。”(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大概正是這種非凡的氣度，使得先生站到了常人所不及的高度。後生小子，忝立門庭，天資雖有不足，努力則未嘗一日懈怠，唯求無辱於師門而已。
本文原載《南開學報》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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